安康文化圈以其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风格为特征,安康方言亦如此,它融南北方言为一炉而无迹,既保留了上古汉语的一些底层结构和南方方言词汇,又在其表层结构中迅速吸收现代汉语词汇,仅仅在发音的调值上保留自身特点而跻身于北方方言之中。
安康市方言中细分成几十个小类。旧时安康城区只有一条正街,居在东关的居民和东关以外的居民所操语言都有明显区别,不仅在一些基本词汇上有差异,在语音上和连续变调规律上也有明显差别,一听就知道是正街住的还是在东关住的。东关居民多为回族,由于先祖从西北来安康定居经商,语音上更多地保留着西北方言的另一典型特征。
今安康地区的西北方言内部具有如此差异,操西南官话的八县方言内部差异更大。尽管同属西南官话,由于移民来源及来安康时间先后的差异,使安康的西南官话内部川语、楚语、江淮官话成分并存而在语音形式上各具特色。
今安康话语系统的这种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今安康人的来源结构。
移民与安康话之关系
由于缺乏足够和必要的安康语音历史资料,我们今天尚难以拟构出安康初民的语音系统。从现有资料和学界先驱研究结果分析,在虞舜夏禹时期,安康话在语音形式上同中原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只有同步,才有可能与中原文化交流。在这同时,安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具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到西周至春秋战国时十期,与南方语音系统的百越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安康汉江流域的巴之属的百濮民族,在语音形式上应该是接近今壮僮语系的,在文字形式上,尽管目前已出土的巴蜀器物上的铭刻的识读研究尚无定论,但巴蜀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成为学界共识。秦统一中国后,当时的今安康地区也应该是进入了汉民族共同语阶段,但由于此地自古就是北交汇五方杂居之地,因此一定保留有一些土著民族的基本词汇在地区通行囗语之中,成为今安康话中最底层结构中一些令人难解其来源的词汇。
由于安康历史上战乱繁纷,以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西北逐渐向东向南转移,战国时“秦头楚尾,一大都会”的安康到唐以后开始逐渐衰落,自秦就开始的原属南方方音系统的土著居民或西退入川,或北上或东入中原后又迁徙江浙闽粤使本地土著居民越来越少。对《大清一统志》的有关府志进行综合统计后的数据表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时,整个陕南人口仅有15万人,“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分之三”。据陈良学先生研究:“以最有代表性的石泉县为例。明朝未年该县尚有1万多户、4.3万人,而到康熙二十一年仅存700余户、2000余人”(陈良学《陕南客民移垦史话》)。在这样的人口背景下,安康地区遇上了清廷下令“湖广填陕西”的又一轮移民浪潮,正是这次移民浪潮使安康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今安康话的两大方言结构的定形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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