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得很突然,而一切又情理之中。
1984年6月25日,法國。福柯面見了上帝,在他看來,死亡更是生命或者意義的衍生。他的溘逝,是一個時代的隕落——一個哲學家被認為時代之光的時代。福柯那顆光頭一直是政治勇氣的標誌,指引被權力無形壓抑的人抗爭,抗爭,抗爭,打破自由精神的桎梏,揭露權力的濫用。
薩特說:“人主動要受自由所累”
福柯說:“我們並沒有能力去死,正像我們並沒有能力去真正活著一樣。”
福柯的生活就是"尼采式探索"。他如浮士德一般,一生追求"極限體驗",從未止步,直到最後耽迷於非性慾化的"極樂"體驗,也就因此被"魔鬼"攝走。在性慾的癲狂中極盡人生。
為何福柯?
福柯的哲學都是“重口味”哲學。
他研究精神病、研究性、研究權力、研究這個社會最腐朽最汙濁的東西。
年輕時在聖安娜心理診所學習,出道時在巴黎高師講精神病理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鉅著《癲狂與文明》,後來被“反精神分析”運動奉為精神導師。他在法國五月風暴之後積極介入社會活動,倡導新型的知識分子行動模式,批判監獄制度並創建“監獄信息小組”,寫下了《規訓與懲罰》。
他也是一位同性戀者並在57歲時死於艾滋病,他到加州伯克利大學講學並被當地同性戀團體深深吸引,他寫下了《性史》。
可以說,福柯的每一部著作都與他本人的經歷密切相關,他是用寫作來實踐自我。福柯一生都在實踐著尼采的格言:“成為自己”。在福柯的每一部著作背後,都有一個福柯的“自我”;就像在尼采的每一行字和每部著作背後都有一個尼采的“自我”一樣。
尼采說:“上帝死了。”
福柯說:“人也死了。”
後現代的社會,人沒有了主體性,是《美妙新世界》裡僅能依靠藥物獲得快感的行屍走肉,是《1984》裡面被老大哥監視下的無意識肉身,是被壓抑得沒有話語,僅能順從社會規則,隨波逐流,放蕩、金錢、性慾,沒有自我做人底線的螻蟻。
請叫我瘋子,不準叫我傻子
“我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我?我何苦要為現在這個我承受苦難?”
這個看似平和的社會,以精神病之名,設立制度、隔離、驅逐和“沒收”與社會主體分化的異類。
15世紀,流浪漢是癲狂者,他們被認為是真理和智慧的一個源泉。
在文藝復興時代,癲狂佔據著非凡的位置。非理性的理性與理性的非理性並行不悖。
到了19世紀,癲狂或者精神錯亂被認為是警察的事情而不是醫生的事情。警察是權力掌控的象徵,當個體意識到與權力格格不入時,權力用其強大的壓迫,迫使你屈從,而一旦抗爭,你會被冠以“精神病”的標籤,汙名隨之而來。
如今的我們,不正如此麼?
以權力“正義”之名,消滅一切危害統治的意識。
“人身上的一切為道德,為一個被弄得一團糟的社會所壓抑的東西,都可以在謀殺之城復興。被稱作瘋子的人無辜,有罪的是社會。”
福柯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是那麼安詳。
死前,縱聲狂笑。或許他知道,他要變成無言的塵埃,不用再尋覓可遇不可求的“自我”,不用被社會壓抑的權力羈絆。
並不需要笑我癲狂,
病的是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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