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國土面積的絕大部分都被沙漠所覆蓋，地理位置、人口規模和能源稟賦卻使得沙特王國成為中東世界當之無愧的“軸心”。在這裡，歷史和現實、傳統與現代以一種異常複雜的模式嫁接到了一起，並且因其高度封閉而不為外界所知。而它的前途及其在大中東造成的擴散影響，對21世紀初的世界意義將至關重大。
文|劉怡
2014年10月9日，一群結束麥加朝覲的穆斯林信眾抵達伊斯蘭教另一聖城麥地那
Anabasis
吉達（Jeddah）機場北航站樓的到達大廳，給我的第一印象極為冷清。在2018年這個初春的正午，排隊等待通過非宗教團體海關入口的外籍人士總數還不到20位，在素來熙熙攘攘的中東公共交通設施裡顯得相當反常。實際上，當我在阿布扎比換乘航班時，周圍的氣氛已經開始發生微妙的改變：一路正襟危坐的老年日本遊客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張張用斜披毛巾（稱為“淨服”）或連體白袍裹身的東南亞面孔。額頭上的皺紋、粗糙的手指、面對英語詢問時的茫然眼神以及統一配發的行李箱暗示了他們的身份——一群終於攢夠盤纏、可以在出行淡季組團前往麥加的印度尼西亞農村穆斯林。他們必須首先飛抵聖地的接駁口岸吉達，隨後乘坐包車前往禁寺。從公元7世紀中葉開始，這條連接吉達和麥加的朝聖線路已經不間斷地存在了1400年。
身著熨燙平整的白袍、頭包紅色細格方巾的海關官員茫然地望著天花板，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姿態翻弄著我的護照。隨後的兩個星期裡，我曾無數次在邊防警察、巡邏軍官、安檢人員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員臉上看到了類似的表情：不同於敘利亞軍警的敵意，也不同於黎巴嫩人的好奇心，更多是因為生活優渥和缺乏刺激帶來的無聊感。在這個尚未開放旅遊簽證申請的神秘國度，域外來客倘若不是出於宗教目的，大部分也是衝著石油和奢侈品業務而來；而最近3年半里全球能源市場的降溫，已經令這些投機客減少了很大一部分。在只有十多位旅客需要入境的情況下，審批者和等待者都顯得不急不躁，耐性十足。直到集體通過朝覲遊客入口的印尼旅行團已經消失，官員才打著呵欠在護照上蓋上了黑色入境章。自始至終，我們都沒有交談過。
2017年12月31日，沙特政府官員試乘連接麥加、麥地那兩聖城的哈拉曼高速鐵路線的第一趟列車
在吉達機場短短半個小時的經歷，已經足夠讓我建立起對沙特阿拉伯王國及其國家機器的初步印象：友善但低效，嚴重的官僚主義，溢於言表的等級觀念（官員拒絕和普通士兵交流），以及公共場合（不得播放音樂）和私人（用手掌蓋住的藍牙耳機）生活的分裂。這些特徵在重要性上絲毫不亞於充斥著所有公共空間的宗教成分。在那位年輕海關官員的臉上，有一種只有在富裕國家中上層人士身上才會凸顯出的驕傲氣質：一種因自我感覺良好而導致的“不上心”。它使我想起了最早發明“最終之人”（亦譯作“末人”）這個詞的德國哲學家尼采，1885年他就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寫到過：“‘我們發明了幸福。’末人說，並且眨眨眼。”
“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顧名思義，由“沙特”和“阿拉伯（半島）”兩個不可分割的要素共同構成。前者標記了這個王國的創始家族以及政治權力的控制者，後者則是其地理座標。你在那些膾炙人口的古代典籍中很難找到它的蹤跡——無論是在受希臘文明浸染的、從北非延伸到中亞的Ecumene（希臘語“定居世界”）版圖上，還是在威廉·麥克尼爾標記的全球文明遷徙路線圖中，被高原草場和大片沙漠覆蓋的阿拉伯半島腹地都屬於被遺忘的邊緣地帶。儘管伊斯蘭教信仰就在漢志山脈和海岸線之間的狹窄平原奠基，但它在現實世界裡的榮光卻更多被大馬士革、巴格達和開羅所僭奪。19世紀70年代，英國詩人、探險家查爾斯·道爾蒂（Charles Montagu Doughty）抵達今天的利雅得，他所目睹的只有一群艱難求生的貝都因人：“乾涸的溪流發出有氣無力的嘶鳴，中間夾雜著流沙移動的巨大噪聲。若上帝沒有創造駱駝，內志地區將不會有人煙。”
是20世紀的兩次全球版圖變動重新“發現”了阿拉伯半島，並使它成為那個連接歐亞大陸東西兩翼、溝通“心臟地帶”與外圍大洋的中東四邊形板塊當之無愧的“軸心”。全世界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的一半左右集中於此，僅憑沙特國王一人的決斷，便足以引發1973年席捲西方世界的能源危機。21世紀初全球治理中的一切突出問題——人口爆炸、宗教和意識形態衝突、中遠程制導武器（彈道導彈）的擴散、水資源短缺——在這裡也都有凸現。是故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沙特阿拉伯的國際地位非但不曾因為“冷戰”的結束而有所折損，反而因其在全球“文明衝突”、敘利亞內戰以及也門干涉戰爭中扮演的角色，關注度日益獲得提升。
與此同時，沙特王國依然是全世界富裕國家中最不為外界所熟知的異類。它的王公貴族們的奢靡生活，它的依靠宗教經典和高階教士詮釋的治國方略，乃至它那歷史悠久的朝覲經濟和“輸出動盪”外交方針，一方面因其獨特性而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另一方面卻又難於建立完整的面相。傳統阿拉伯社會對“牆外（公共）”與“牆內（私人）”生活的嚴格區分，似乎也適用於作為國家的沙特阿拉伯。而始於2016年的“薩勒曼改革”帶來的新氣象，更使外界對沙特王國能否以更開放的姿態融入全球化時代、統治家族的至高無上地位能否繼續維持，抱有強烈的好奇心與疑問。這些都構成我親身前往阿拉伯半島、探訪這一“軸心”的動機。
根據沙特王國政府公佈的時間表，到2018年夏天，允許婦女駕車、開放外國人旅遊簽證申請等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將會付諸落實。而我在2018年春節之前進行的這次旅行，恰好選在了一個微妙的時間點上：新政策造成的衝擊已經開始顯露其初步效果；但在更激進的措施落地之前，傳統社會的大部分面相仍在維持最後的穩定。走出吉達機場之時，我想起了2400多年前希臘人色諾芬的名著《遠征記》（Anabasis）——當時色諾芬從地中海長途跋涉前往波斯高原，參加波斯王位爭奪戰。日後他用希臘語中代表由海向陸行進的Anabasis一詞來命名他的回憶錄。在乘坐波音787型客機抵達紅海海濱的吉達之後，我的旅程同樣構成一場Anabasis。
在現代沙特第一座正式王宮馬斯馬克要塞之前的廣場，一群小學生正在舉行足球比賽
夏娃與拉登
作為歷史悠久的紅海要港以及沙特王國第二大城市，吉達充當交通和物流樞紐的地位可以追溯至遙遠的公元前5世紀。海洋基因對城市規劃和社會生活的塑造，已經深深注入了市井生活的面貌。上世紀90年代規劃的新城區主體完全是圍繞港口而建，連接機場與住宅區的高速公路幾乎和海岸線平行，視線極為開闊。進入深夜，港區依舊是一派燈火通明：進出蘇伊士運河的散貨船和大型滾裝船會以這裡為中轉站，徹夜不停地進行上下貨作業。地理決定了這座城市的價值和出路——中東和北非所有國家的首都距離吉達的飛行距離都小於兩小時；東非的農作物、亞洲的紡織和輕工業製品以及越南的咖啡會沿東西兩條航線首先到達這裡，經過重新裝箱組合之後北上直抵歐洲，報關作業也在本地完成。因此，吉達是我此行探訪的沙特大城市中外國人數量最多的一處，也是西式教育最發達的一處：和迪拜一樣，這些人力資源需要為全球經濟服務。
伊瑪目（Imam，穆斯林禮拜活動的領禱者）阿卜杜勒試圖在吉達街頭教會我分辨阿拉伯男性的著裝方式和他們的宗教、文化立場之間的關係：最常見的穿法是用白袍包住從脖頸到腳踝的全身，頭髮（包括劉海）用圓形小帽整個裹住，上方再加披一條用圓形髮箍壓住的圍巾。它代表的是一種對傳統“均衡”的遵從。不戴髮箍、白袍截短至腳踝上方的穿法多見於老年人身上，代表了最保守的社會觀念；年輕人則有不戴頭巾、下身著寬大燈籠褲的打扮，但幾乎只有外國人才會完全採用T恤衫加牛仔褲的鬆垮美式搭配。“老實說，由於著裝的緣故，一切健身和戶外運動在這裡都很難推廣。”伊瑪目幽默地聳聳肩膀，“任何一位體面的沙特男性都不會在婦女面前露出大腿。為了讓白袍保持整潔，只有少出汗、並且儘可能減少和他人的肢體觸碰。所以即使是在年輕的大學生裡，也只有極少數人有經常運動的習慣。就算是在室內健身房，許多人也會選擇穿長褲。”
不難推斷，在這種習俗的影響下，大腹便便的年輕人在吉達街頭隨處可見。白袍的遮擋使他們對這種不甚健康的生活方式安之若素——“高糖分的日常飲食、缺乏運動和接受直接光照不足（因為衣物遮擋）使大部分本地人在中年之後都會飽受糖尿病、關節炎和骨質疏鬆的困擾。”在英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的伊瑪目介紹道，“想必你會在許多商場和車站見到依靠輪椅代步的老年人。”這一點對婦女的影響更加明顯：無論是包裹最嚴實的波卡（Burqa）罩袍，還是允許面部和手部露出的希賈布頭巾，都不鼓勵外人窺測一位女性的頭髮長度和身體曲線，只有未成年人例外。“你幾乎不可能僅憑肉眼就分辨出一位婦女是極度超重還是有孕在身。”伊瑪目笑著表示，“但有些事情是很複雜的。當一位阿拉伯婦女結婚之後，她通常會獲得對家庭財產和日常生活事務的更大話語權，經濟上也會更寬鬆。因此幾乎只有已婚婦女才有條件購買漂亮的時裝、燙染更時髦的髮型：儘管你們外人看不到。大多數外國人認為這對女性不夠友好，但本地的年輕姑娘反而更渴望成年和婚姻。”
2016年8月30日，巴勒斯坦加沙市的一群老年穆斯林婦女聚集在卡提布廣場，等待啟程前往麥加聖地朝覲
然而吉達畢竟是一座國際化色彩濃厚的城市。即使是優步（Uber）司機也明白，外來客對阿拉伯傳統服飾的興趣很快就會消失，他們在尋找的是更有歷史感的建築和遺蹟，可惜在此地並不算太多。“你們聽說過夏娃墓嗎？”一位司機問道。是的，聽說過：現在那裡是一塊用混凝土澆築過的平地。它的存在屬於中東地區常見的那種魔幻離奇的古老掌故，一種將前文明時代的神話傳說與真實歷史混雜在一起的做法。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關於人類起源的共同創世傳說都承認亞當和夏娃是全體人類的先祖；按照《古蘭經》、聖訓和公元10世紀前後的古老典籍的記載，夏娃出生于吉達；她從這裡出發前往麥加，在阿拉法特山附近和亞當做最初的會面。當她身故之後，靈柩被運回吉達郊外，安葬在一處白色穹蓋形墓地內。19世紀幾位小有名氣的歐洲探險家曾經饒有興味地探訪過這處帶有獵奇色彩的遺蹟，據《一千零一夜》第一個英文版的翻譯者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爵士（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回憶，夏娃的墓穴全長接近8英尺（約2.44米），浮誇至極。
這座被種種神話所籠罩的奇特建築在1928年被漢志總督費薩爾親王（後來的沙特國王費薩爾）在一夜之間夷平，1975年又用挖掘機搗毀了地基，表面澆上混凝土。這些措施屬於王國政府“破除偶像崇拜”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誠然，沙特王室希望通過控制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勝來增強他們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但還有另一種動機在左右他們的政策締造：希望將阿拉伯半島的歷史和宗教特徵始終和沙特家族本身及其尊崇的瓦哈比派信仰捆綁在一起，通過消解一切帶有異端色彩的成分，來營造“沙特家族與阿拉伯半島同生共長”的直觀印象。對麥加古城的重新規劃和建設屬於這當中的“正向”部分，對夏娃墓這類來路可疑的歷史遺蹟的損毀則屬於“反向”的部分。當然，被永久性移除的還有其他一些確鑿無疑的歷史文化地標，例如麥加城內的穆罕默德出生地、他的父母的墳墓、什葉派創始人伊瑪目阿里的故居，以及伊斯蘭教肇始階段的數十座清真寺和先賢陵墓。按照瓦哈比派教義，對這些“聖物”和“聖陵”的禮拜都屬於偶像崇拜之列，應當被禁絕。
現代沙特阿拉伯的締造者伊本·沙特（左）與其長子王儲合影
取代語焉不詳的夏娃受到公眾尊崇的是沙特家族的歷代國王以及他們在現實世界的追隨者，特別是吉達地區最著名的新貴：本·拉登家族。出生於也門的老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Awad bin Laden）閣下在1930年來到吉達，承接了為美國石油公司建造工人宿舍和生活區的工程。他的精明和高效逐漸引起了沙特王室的注意，伊本·沙特國王在1932年委派他負責吉達地區擱置多時的胡扎姆行宮（今天已經改建成吉達考古和人類學博物館）的改建工程。和許多阿拉伯男性一樣，老國王從中年時代起就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和關節炎，不得不以柺杖和輪椅代步，而拉登用一個傑出的細節贏得了他的認可：胡扎姆宮的正門和建築主體的大廳（高於地面半層）由一條寬敞的車行道連接起來，國王的座車可以直接開到會客廳門口，隨後放下輪椅。在那之後，麥加和麥地那兩座聖城老清真寺的擴建工程都被承包給了這家名為“沙特本·拉登集團”（SBG）的新公司，利雅得最初的幾座混凝土建築和高樓大廈也是出自老拉登的手筆。
對當時尚未獲得石油財富“輸血”的沙特王室來說，拉登家族是一個可靠的託管人：他們從半島南部遷來吉達，在本地沒有部落根基、也缺少政治野心。考慮到王國政府的財政困難，老拉登在最初十幾年一度以墊款的方式替國王翻修清真寺和宮殿。伊本·沙特和他的兒子費薩爾決定給予這位“皇家包工頭”最豐厚的獎賞：將沙特全國新清真寺和公路網的建設權提前許諾給拉登家族，並保證支付的款項不低於給英美同類企業的報價。到1967年老拉登因為飛機失事身故之時，他的家族財富已經積累到了50億美元以上，富可敵國。
老拉登最終被埋葬在了他的發家之地、也是沙特本·拉登集團總部所在地吉達的一處墓園。而他的56個兒子之一、1957年出生的奧薩馬·本·拉登自幼生活在利雅得，直到1976年才返回吉達，進入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大學（以伊本·沙特的正式王號命名）學習經濟學。1979年，奧薩馬在吉達為前往阿富汗參加對蘇“聖戰”的志願者成立了一個招募營，利用家族企業的招工網絡將那些年輕的狂熱分子從埃及和敘利亞聚集到沙特，再統一運往與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1984年，他本人也經白沙瓦進入阿富汗，自此踏上了一條與父親大相徑庭的道路。但這從未影響到拉登家族與沙特王室之間的關係：到今天為止，擁有超過4萬名僱員的沙特本·拉登集團依然是該國最大的機場、公路、清真寺、城市住房和橋樑承建商，淨資產不低於70億美元。人際網絡和家族關係始終主導著沙特王國的上層財富分配，並且不因個別成員的背叛而輕易改變；這一點和阿拉伯世界上千年以來的傳統規則分毫無差。哪怕“牆外人”將會因此承受後果慘痛的代價。
在現代沙特第一座正式王宮馬斯馬克要塞之前的廣場，一群小學生正在舉行足球比賽
哈里發的鐵路
“在這個時節，我們可能是‘唯二’親身探訪到漢志鐵路起點和終點的中國人。”站在麥地那鐵路博物館低矮的正門前，我不禁對攝影師李亞楠感慨道。2017年9月初，我們在敘利亞大馬士革見到了中東第一條近代鐵路——漢志鐵路（Hejaz Railway）的起點站；5個月後，2018年1月底，我們又在麥地那打量著這座已經被改建為博物館的終點站。這條穿越黎凡特和漢志山脈以東、全長1320公里的鐵路曾經是奧斯曼帝國將其中東附庸國和近代世界連接起來的標誌；而對它的破壞和廢止，象徵著最近100年中東權力和版圖的變遷。
儘管同樣服膺於伊斯蘭教法的約束，並且建立起了由帝國蘇丹兼任哈里發（Caliphate，伊斯蘭世界宗教和世俗最高統治者的稱號）的政教合一秩序，但奧斯曼帝國複雜的人口來源、宗教背景以及地理版圖為其植入了多元文化的色彩。到17世紀末為止，帝國的核心統治區依然在黑海沿岸與地中海東部；西歐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將與土耳其有關的領土問題稱為“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的緣由即據此而來。直到近代前夜的19世紀初，阿拉伯半島腹地才被正式納入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等帝國的邊緣部分，蘇丹行使的是一種特殊的間接統治制度：帝國並不通過直轄機構行使對當地的直接治理，而是僅僅設置若干稅務監督官和軍事總督，負責最關鍵的徵稅和戰爭事務；對一般民事和宗教問題的管轄權則被委託給了當地聲名卓著的封建王公、部落謝赫（Sheikh，意為長老）以及教派領袖，由他們在蘇丹的首肯下行使治理權。帝國的核心領土始終在安納托利亞，阿拉伯半島這個邊緣世界則按照歷史上形成的勢力分佈，大致分成也門、漢志（今沙特西部沿海地帶）、內志（Najd，今沙特腹地）、伊迪里斯（Idrisid，今阿西爾省）幾個獨立的附庸國。
今日的沙特王國以坐擁麥加、麥地那兩座聖城而聞名於世；但在13世紀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聖城所在的漢志地區卻處在沙特家族的競爭者之一、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後裔哈希姆家族的統治之下。而雄才大略的伊本·沙特直到1902年才在科威特埃米爾（Emir，阿拉伯王公頭銜）的支持下重新奪回利雅得，在帝國晚期的政局中不過是一介配角。在20世紀初，統治兩聖城和吉達港——它們囊括了當時阿拉伯半島最富庶的紅海沿岸——的是哈希姆家族族長、以“阿拉伯人之王”自居的侯賽因·伊本·阿里（Hussein bin Ali）。伊本·沙特的駱駝騎兵則還在內志的廣袤大漠中，與受到土耳其蘇丹認可的拉希德家族爭奪有限的幾塊綠洲的控制權。
然而“歐洲病夫”奧斯曼帝國的衰竭及其領土流失，不可避免地也將影響到阿拉伯半島的命運。進入19世紀末，隨著君士坦丁堡對埃及和巴爾幹的控制權陸續被英、俄等國所取代，經營阿拉伯世界開始成為奧斯曼帝國的新重點。1904年通過政變上臺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即著名的“青年土耳其黨”）以德國作為靠山，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近代化改革。在帝國的核心部分，他們推行君主立憲制，將行政和軍事大權集中於內閣，由純粹土耳其血統的青年軍人把持。在領土的邊緣部分，他們竭力打壓阿拉伯人的獨立意識，並且試圖通過引進德國資本、修築鐵路，消解地理區隔對行使統治權構成的障礙。間接管理逐漸被直接控制所取代，地方王公們的權力開始變得岌岌可危。而其中影響最大的舉措，便是20世紀初漢志鐵路的建造和開通。
這條改變歷史的窄軌鐵路（軌距僅有1.05米寬），北起黎凡特第一大城市大馬士革，計劃修築至麥加，使漢志、巴勒斯坦和大敘利亞這三個土耳其在中東的關鍵統治板塊被直接連接到一起。部署在安納托利亞的帝國大軍在5天內就可以經敘利亞運送至阿拉伯半島，以對當地民族主義者乃至由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形成威脅。敘利亞和漢志出產的農產品以及貿易轉口物資，也可以經陸路輸送到帝國核心區，不必再依賴可能被英國切斷的海運。對志在推行“世界政策”的德皇威廉二世來說，漢志鐵路更構成了未來柏林—巴格達—君士坦丁堡（合稱“3B”）大陸交通網的前期佈局，意義至關重大。只是在整個哈希姆家族的極力抵制下，帝國當局才勉強做出妥協，同意只將鐵路最南端修築到漢志王國北方的麥地那（Medina）。但整個工程畢竟木已成舟。
1900年，漢志鐵路工程在大馬士革正式破土啟動，由德國工程師海因裡希·奧古斯特·邁斯納擔任項目總監，德意志銀行提供貸款。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還以哈里發的名義在全球穆斯林信眾中進行了募捐，承諾未來將會用鐵路將朝覲者送往聖地。至1908年9月1日，最南端的麥地那站正式通車，宣告了這一歷史性工程的落成。土耳其因此欠下德意志銀行2900萬土耳其鎊的債務。但盛況僅僅維持了不到8年：為了從內部瓦解奧斯曼帝國，並從根本上消除中東戰線對蘇伊士運河航運的影響，1916年6月，英國駐埃及當局策動哈希姆家族在漢志發動阿拉伯人大起義，開闢了反對土耳其人的新戰線。他們開出的條件是在戰後建立一個從阿勒頗延伸到亞丁、由哈希姆家族統治的統一阿拉伯國家。大名鼎鼎的英軍情報人員和游擊戰專家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上尉指揮阿拉伯起義軍在漢志鐵路沿線進行了一系列破壞活動，使其瀕臨中斷。
然而老牌殖民帝國的嗅覺，使英國絕不會將哈希姆家族視為唯一的利益託付對象。在策動阿拉伯大起義的同時，英帝國印度事務部正打算將剛剛統一了內志地區的沙特家族扶植為候選代理人。經過伊本·沙特的軍事顧問、英國人威廉·莎士比亞上尉（他最終戰死於對拉希德家族的戰爭中）的長期策劃，1915年12月，英印遠征軍政治專員珀西·考克斯爵士（戰後出任英屬伊拉克高級專員）在波斯灣的塔魯克島與伊本·沙特會面，雙方簽署了《達林條約》。英方承諾一次性提供給沙特家族2萬英鎊的資助和1000支步槍，此後每月還有5000英鎊的津貼，以協助伊本·沙特繼續攻克仍由拉希德家族控制的阿拉伯半島東部。作為交換，沙特家族承諾不會吞併科威特、巴林以及波斯灣西岸由英國保護的幾個埃米爾國，並支持英國的戰後中東政策。
1975年，吉達一所女子小學的外籍教師正在授課
儘管同樣身為英國的戰時盟友，漢志和內志代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戰略眼光。老侯賽因儘管保守陳腐，但受到勞倫斯以及兩個雄心勃勃的兒子阿卜杜拉和費薩爾的影響，部分接受了現代民族主義的觀念。在哈希姆家族的構想中，未來的統一阿拉伯國家將是一個君主立憲國，擁有現代議會和財政體系；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民族都可以在這個國家找到容身之處，漢志鐵路則將成為新國家的經濟動脈。而篤信瓦哈比派教義的伊本·沙特本質上仍把自己看作一個部落首領：他對一統阿拉伯世界並無野心，也無法接受多種信仰並存和君主立憲的圖景。但沙特家族的“去國際化”視野與英國避免中東為任何大國獨佔的思路不謀而合，《達林條約》則保證了英國擁有核心戰略利益的波斯油田的安全；漢志—內志之爭的結果已經預定。
1918年10月30日，戰敗的奧斯曼帝國在《穆德洛斯協定》上簽字，宣佈放棄對中東的一切領土和主權要求。1920年4月，英法兩國在聖雷默會議上達成一致，將整個中東劃分為分別由兩國託管的委任統治區。漢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隨後自行宣佈建立“敘利亞阿拉伯王國”和“伊拉克阿拉伯王國”，但在英、法的軍事施壓下迅速崩潰。倫敦最終實現了使中東維持分裂的目標：老侯賽因以及他的兩個兒子分別成為獨立的漢志王國、外約旦埃米爾國（今約旦前身）以及伊拉克王國的統治者，但三國不得合併。內志王國則由沙特家族統治。1924年，老侯賽因在土耳其廢除哈里發制度之前兩天自行宣佈加冕為“全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遭到內志軍隊的進攻，被迫讓位給長子阿里、逃往外約旦避難。一年後，伊本·沙特攻陷麥加，將阿里驅逐出境，隨後又吞併了處於半獨立狀態的伊迪里斯和吉贊。1932年，內志王國與漢志王國合併，沙特阿拉伯宣告誕生。
漢志鐵路最後一次全程運行的時間，永久性地停留在了1920年。以哈希姆家族和沙特家族分別統治的約旦和沙特王國的國界為標誌，它被徹底切斷。儘管在兩國內部，這條鐵路的部分區段還繼續運行了相當長的時間（敘利亞和約旦的部分軌道直到今天還在用於客貨運輸），但通過它將整個阿拉伯世界串聯到一起的夢想在1920年之後已經蕩然無存。這畢竟是一條屬於哈里發的鐵路：它需要一個有志於融合不同信仰、教派、文化以及地區市場的世界級戰略家來加以統合，而伊本·沙特不是這樣的人。這位精明的國王和他的眾多兒子們始終以本家族、本部落的守護者作為第一身位，而無意插手圍牆之外的一切。儘管沙特家族依舊以“兩聖地侍奉者”的稱號自居，並且樂於充當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覲時的恩主，但他們也將與此有關的一切變成了自己的私產。與後來的“以鄰為壑”政策有關的一切，都可以在廢棄的漢志鐵路上找到答案。一位航空攝影師告訴我：幾年前他乘輕型飛機在沙特—約旦國界附近拍攝時，還能看到100年前被勞倫斯炸燬的列車。
2016年12月1日，一名沙特男子在利雅得市中心著名的高層建築費薩爾塔第32層的觀景臺向外張望
在沙特王的宮殿
位於利雅得老城中心的馬斯馬克要塞（Masmak Fort）——現在的正式名稱叫“阿卜杜拉·阿齊茲國王歷史中心”——並不像它在BBC紀錄片中被表現的那樣高大巍峨。或許是因為最初是由沙特家族的世仇拉希德家族所修建，儘管在1938年之前它曾長期充當伊本·沙特的王宮，但始終沒有做大的改擴建，外觀也絕不富麗堂皇。整個要塞的正立面寬度只有不到30米，和許多國家的著名宮殿相比猶如一臺玩具，要塞前的廣場上凌亂地安插著石堆和稀疏的棕櫚樹。巨石砌成的厚重城牆以及四座突起的觀察塔透露的是屬於冷兵器時代古典戰爭的氣息，儘管城堡內部已經陳列上了幾門19世紀80年代生產的法國野戰炮。最耐人尋味的則是它的正門：全寬僅有2米左右，入口處僅容一人通過。一種警惕和敵意的氣息也從這道窄門背後透露出來。
歐美新聞界對馬斯馬克要塞的興趣並非出自它那不算悠久的歷史（建造於1865年），而是源於距離要塞僅有20多米的司法部舊大樓，以及它身後不算開闊的禮拜廣場（Salat Square）。這個小廣場還有一系列不那麼嚴肅的別名，例如“色法爾廣場”（以伊斯蘭曆法中代表黴運的色法爾月命名）和“剁剁廣場”（Chop Chop Square），都是源自其用途之一：每年有若干天，待週五的主麻日禮拜結束後，司法部會將幾名被視為十惡不赦的罪犯帶到廣場中央，處以公開斬首刑罰。死者的血汙隨後就被清水衝入排汙槽，首級則重新縫合到脖頸上、用白布包裹好運走。2015年朝覲期間，麥加禁寺廣場的一座塔吊曾經發生倒塌事故，造成超過500名民眾死傷。被認為須對此事故負責的20多名當地警察隨後就被帶到禮拜廣場，齊齊砍下了腦袋。2016年1月2日，深受年輕人歡迎的什葉派教士尼姆爾因為被控犯有“尋求外國干涉罪”和“武力對抗罪”，也在這裡和其他46名犯人一起被處決。這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國際反響，德黑蘭的遊行民眾甚至焚燬了沙特大使館。
BBC就“尼姆爾事件”拍攝的新聞紀錄片曾經反覆播放死者的鮮血被衝入下水道的鏡頭，造成了巨大的視覺衝擊和輿論反響。但在2018年1月底的這個主麻日傍晚，我的直觀感受卻大不相同。禮拜廣場並不是一處意在聚集人群、並通過公開處決造成警示作用的空間；它的面積相當有限，至多能聚集數百人，與麥加龐大的禁寺廣場並不能同日而語。實際上，除去宗教用途外，沙特的所有公共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都竭力避免出現適合大量人群集結的處所，以避免潛在的政治煽動和遊行示威。將處決犯人的刑場設在老城中心、舊王宮正前方，更像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即使是在1932年內志和漢志統一之時，伊本·沙特也不可能預見到他那貧瘠的國家有朝一日竟會獲得近乎取之不竭的財富，並建造起數量如此之多的巨型前衛建築。他只是略顯隨意地決定將司法部的四層辦公樓蓋在小小的王宮之前，並在必要時在此地處決刑事犯。完全是一種偶然。
上世紀50年代，出訪英國的沙特王儲費薩爾（右）在諾霍特空軍基地受到咖啡款待
倘若排除觀看斬首的獵奇意味，馬斯馬克要塞、禮拜廣場及其周圍的古老建築群實在不像是一座巨型城市的地理中心。在舊王宮前那個小小的廣場上，一群小學男女生正在舉行足球比賽；為數不多的本地遊客聚集在要塞狹窄的入口前，等待禮拜時間結束後進入參觀。最密集的人流是前往要塞北面一處古老家族墓地憑弔的經過者，這一路線也暗示了利雅得老城的規模是何其之小。就連舊王宮內部的導展人員和保安也顯得無精打采：兩位年輕保安花了整整15分鐘時間，興致勃勃地擺出各種造型和我合影，並上傳到他們的Instagram賬號。與此同時，牆上的顯示器正在播放一部誇張的舊電影：伊本·沙特率40名勇士從天而降、重奪老城。
1875年出生的伊本·沙特用自己前半個世紀的經歷打造了一部傳奇故事：但基本上是《一千零一夜》式的，而不是屬於20世紀的。在他出生之前100多年，沙特家族的傑出祖先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bin Saud）已經為自己的後人確定了在宗教和社會政策上的範例：與被外界視為異端的遜尼派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結成同盟。由這個同盟所開創的新宗教派別也被稱為瓦哈比派（Wahhabism）。瓦哈比可以被視為穆斯林世界的加爾文，他對奧斯曼帝國中晚期教法廢弛、物質主義橫行、穆斯林沉湎於娛樂享受的景象極為不滿，主張恢復穆罕默德在世時的風氣，嚴格按照《古蘭經》和聖訓原典治理國家。根據瓦哈比派教義，一切企圖在宗教儀式和風俗上另樹新義的教派都應當被視為異端。對穆斯林行為正當性的評判不是依據後天制定的世俗法律，而是沙里亞教法（Sharia）。一切形式的聖賢、聖陵、聖物崇拜都屬於製造偶像崇拜的異端行為，必須徹底禁絕。吸菸、飲酒、賭博、歌舞等墮落之舉和對華麗服裝、金銀珠寶的喜好也在違禁之列。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唯一需要致力的事業只有苦修和“聖戰”。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瓦哈比派是一種帶有清教徒和禁慾主義色彩的原教旨思潮，其嚴苛不近人情之處甚至難以被大部分穆斯林所接受。但對志在統一內志的沙特家族來說，它在18～19世紀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現實功用：瓦哈比派教義主張對倒向“異端”的周邊部落和家族實施“聖戰”，使沙特家族的視野不再侷限於哈尼法谷地（在今天的利雅得西北郊外）以及周邊的幾塊狹窄綠洲，而是擴展到了整個內志，甚至阿拉伯半島。它的禁慾主義色彩使效忠於沙特家族的每一位部落成員首先成為戰士，並且意志堅定、不求物質回報。在瓦哈比主義的驅動下，儘管沙特家族建立的前兩個埃米爾國在19世紀先後被奧斯曼帝國及其附庸拉希德家族所推翻，但最終在伊本·沙特這一代取得了全面勝利，建立起囊括阿拉伯半島絕大部分領土的統一國家。
運行在漢志鐵路上的一列窄軌火車途徑約旦境內的馬安站
很難說伊本·沙特是一位完全奉教義為圭臬的狂熱分子。在統一半島的最後階段，他曾經相當依賴由貝都因遊牧部落改編而成的宗教民兵“伊赫萬”（Ikhwan）；1924年攻佔麥加的主力軍，便是伊赫萬下屬的駱駝騎兵。然而隨著統一事業告一段落，國王開始嘗試引進電報、電話、汽車、飛機等現代科技來鞏固他對國家的控制；出於現實需要，他還必須接受由哈希姆家族統治伊拉克和約旦的局面。這激起了思維偏狹、個性激進的伊赫萬分子的強烈不滿（儘管他們本身也使用歐洲製造的現代槍械）。1927年，伊赫萬武裝在邊境地帶發動全面叛亂，入侵了外約旦、伊拉克和科威特，並對沙特家族發起宗教譴責。伊本·沙特親自率領一支裝備了4架飛機（由英國飛行員駕駛）和200多輛汽車的現代化軍隊前去平叛，到1930年1月徹底打垮了伊赫萬。
從這層意義上說，伊本·沙特選擇在一個20世紀誕生的新國家裡繼續尊奉瓦哈比派教義，依然是基於實用主義原則的決斷。內志地區的大部分居民是從部落和遊牧狀態直接進入了現代社會，既無法律觀念也無權利意識。要在這樣一個國家建立任何形式的現代政體和法律體系，成本都將極為高昂。而基於宗教信條和道德戒律形成的瓦哈比派教義，只須經過稍微調整，便可以直接轉化為一套粗糙但易於實現的治國方略。在此種考慮下，遂出現了“王室與烏里瑪（Ulama，權威伊斯蘭學者和宗教領袖）共天下”的奇特結合。在烏里瑪群體的要求下，沙特王國組建了類似宗教司法機構的“勸善懲惡聯盟”，下設宗教警察“穆塔瓦”，有權在全國任何地區隨時隨地打擊疑似“異端”的行為。但由於國王通過和上層烏里瑪之間的協議為自己保留了宣佈“聖戰”和做出最終裁斷的權力，這套平行機構的存在並不會威脅到王室本身的地位。在承認沙里亞法至高無上地位的前提下，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沙特政府逐步強化了大臣會議（內閣）在行政事務中的中心地位，並完善了現代國家治理所需的各項具體法規和職能部門的設置，使整個國家雖然高度宗教化，卻也現代化。
教俗一體，並行不悖，以王室作為連接紐帶和唯一仲裁者：這在今天的沙特造就了一個足夠穩定又能緩慢革新的政治系統。它雖無憲法，卻有與大多數國家無異的法律體系；雖有嚴苛至極的宗教戒律，在由烏里瑪階層對其進行闡釋時又可以彈性十足。最重要的是，它始終有助於維持那個在1902年閃電般攻克馬斯馬克要塞、如今還繼續保留在國家名稱裡的統治家族的至高無上地位；而聖訓和教法對他們的約束並不嚴格。在1938年搬離馬斯馬克要塞之後，伊本·沙特毫無心理負擔地住進了安裝有發電機、抽水馬桶和電梯的廣場宮（Murabba Palace），並於1953年在那裡去世。如今，這座簡約大氣的宮殿被改建成為阿卜杜拉·阿齊茲國王歷史中心的第二博物館。當我走進博物館一層的展覽大廳時，發現展牌上是這樣描述人類起源的：“安拉用泥土的精華創造人，覆在土地之上創造生命的一切形式。”在沙特阿拉伯，這當然是一種別有深意的表態。
在麥加郊外的阿拉法特山，一位穆斯林婦女親吻《聖訓》中記載的穆罕默德曾經站立之處的岩石
聖城春秋
“你們是如何抵達麥加的？住在何處？”英籍巴基斯坦裔文化學者齊亞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r）興致勃勃地向我打聽道，“當我1975年12月第一次去往麥加朝覲時，有意模仿了古代苦修者的模式：先抵達吉達，從那裡的咖啡館花2000英鎊買一頭驢子，再用平均一天15公里的速度穿過沙漠和山區。一路上，我們和蝰蛇、蜥蜴為伴，花了差不多四五天時間才來到禁寺廣場。中世紀的朝聖者大概也需要如此吧！”
走完吉達和麥加之間這段不到100公里長的公路，我選擇的交通工具是一輛銀白色的豐田“卡羅拉”轎車，花費大約3小時。因為本·拉登集團的努力，今天的朝聖者已經不必再和驢、蛇或者蜥蜴朝夕相對。但夏威夷大學的一位美國教授明確表達了對這種“私入聖城”行為的憤慨：“仔細看看你那條公路上的路牌，上面明明白白寫著‘僅限穆斯林使用’！為了滿足一點個人好奇心，就去遭受赤裸裸的宗教歧視和敵意，真的值得嗎？”我只好用他熟悉的歷史人物作為論據：“弗朗西斯·伯頓去過那裡，皈依之前的聖約翰·菲爾比大概也去過。倘若沙特政府已經決心大力開發旅遊業，他們不可能不考慮到這些問題。總之，機不容失。”
如果不是目光所及之處顏色高度一致的黑白長袍，麥加,尤其是禁寺廣場給人的第一印象會更像是碩大無朋的人間劇場。擴建工程的腳手架和塔吊幾十年如一日地以禁寺為中心朝外側延伸，洲際、凱悅、希爾頓、萬豪等國際知名品牌酒店的大樓像擁擠的圍觀者一般環繞在禁寺廣場周圍。在禁寺左側近端的皇家鐘塔飯店（Abraj Al Bait），一座觀景平臺正在558.7米的頂層緊張修建，預計半年內即可開放。這座總高度601米的摩天大樓是當今世界第三高建築，擁有全球位置最高的餐廳、鐘塔和鐘面，可以以毫無遮擋的視野俯瞰整個禁寺廣場。當然，它也像沙特的許多著名建築一樣遵循潛規則：施工由本·拉登集團負責，產權屬於王室。
黑色絲絨布覆蓋著的克爾白天房（Kaaba）以一種孤獨而莊嚴的姿態矗立在禁寺正中央。根據穆斯林們數千年口口相誦的傳說，在人類祖先亞當與夏娃的時代，曾有一塊潔白的隕石自天而降，但後來因為世人的惡行而變黑。當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共同的祖先——先知易卜拉欣（即《創世記》中記載的亞伯拉罕）和長子易司馬儀（以實瑪利）抵達麥加之後，他們開始建造人類歷史上第一座清真寺。此時大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現身，將黑石交給他們。為了安放黑石，易卜拉欣父子共同建造了第一個立方體形的Kaaba神壇：實際上，今天英語中表示立方體的Cube一詞，和Kaaba本來就是出自同一詞源。公元7世紀初，當穆罕默德參與舊克爾白的擴建時，他曾親手將黑石重新安放在建築東南方的角落。隨後數百年間，隨著一次次擴建的進行，克爾白逐漸演化成為今天的樣貌：長13.1米，寬11.3米，高12.86米，用花崗岩製作，外覆繡有金質《古蘭經》經文的絨布。而禁寺本身的建築主體在17世紀初的兩次洪水後經過了全面重建，實際上已是奧斯曼帝國的遺產。
在齊亞丁·薩達爾看來，儘管早在伊斯蘭教的萌芽期，一生至少前往麥加朝覲一次就被列為每位穆斯林必修的“五功”之一，但真正令聖地變得高不可攀的因素其實是交通不便帶來的稀缺性。在20世紀50年代現代公路體系穿透漢志山脈之前，來自全球各地的朝聖者必須首先坐船抵達吉達港，再從那裡換乘驢和駱駝，甚至徒步穿越山地，最後才能抵達禁寺。這首先排除了大部分年老體弱者和婦女參與朝覲活動的可能。而即使是青年男子，由於其需要為穿越大洋、高山和荒漠的旅程預備足夠的盤費，還要考慮應對海難、傳染病等突發意外，實際上需要額外籌措一筆相當不菲的預算來支持這次旅行，並非人人都能承擔。一個耐人尋味的數字是：即使是到了遠洋航運和陸上鐵路運輸手段已經相對完備的20世紀30年代，每年前往麥加朝覲的穆斯林人數也從未突破5萬人，並且其中的半數以上是來自英國和荷蘭控制區的較富裕人士。那些居住在東南亞島嶼和非洲大漠中的貧困穆斯林，即使已經窮半世之力湊齊了長途跋涉所需的盤纏，往往也會因健康和氣象原因無法實際成行。這使得親赴麥加變成了一種令人豔羨的特權——不是因為其神聖，而是因為其昂貴。
沙特阿拉伯政府對這種情形瞭然於心。自1924年伊赫萬騎兵攻陷聖城以來，以保護者兼門票收費員的身份向朝聖穆斯林收取“朝覲稅”（亦稱“皇家特許使用費”）就變成了該國政府最可靠的財政歲入；在東部的巨大油田發現之前，這甚至是利雅得當局最大的一筆常項收入。而為了使停留在麥加的朝覲者貢獻儘可能多的消費支出，沙特王室毫不猶豫地向歐美旅遊業取經。1953年7月，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年輕穆斯林學生阿卜杜勒·賈法爾·謝赫乘坐飛機前往吉達和麥加的經歷被刊登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上，包機朝覲遂成為歐美富裕穆斯林階層的首選。1964年費薩爾國王登基之後，聖寺的整體規模被一下子擴建了6倍，宣禮塔的數量增加到7座，以容納朝覲者數量的上升；禁寺廣場周邊的閒置空間也漸漸被高級酒店所充塞，身著整潔西服、一口流利英語的前臺接待員取代了隨地搭設的宿營帳篷。到70年代中期，年度朝覲者的規模第一次逼近了百萬人大關，基於財富多寡的地位等級秩序也正式成型。麥加變成了沙漠中的拉斯維加斯，形象至為複雜。
在麥地那先知寺附近的一處家族墓地，一名去世者的遺體正按照傳統儀式被安葬
現實政治的陰影，也在不可避免地浸染到這裡。1979年11月20日，自稱“新伊赫萬”和救世主馬赫迪降臨的宗教狂熱分子烏塔比（Juhayman al-Otaybi）率領400多名同黨攜槍械潛入禁寺，挾持1000多名朝聖者作為人質，與超過1萬名沙特國民警衛隊發生對峙。叛亂者在廣播中對沙特王室的奢靡生活、親西方立場以及他們對石油財富的控制進行了嚴厲的聲討，要求效仿剛剛爆發革命的伊朗，切斷對歐美的石油出口、驅逐一切外國人，剝奪沙特王室的統治權並對他們進行公開審判。對峙和零星交火進行了整整兩個星期，到12月4日，叛亂分子終於在不間斷的催淚彈攻擊和巴基斯坦突擊隊員的強攻之下宣佈投降。沙特政府承認在行動中共死傷588名武裝人員，另有12名朝覲者遇難；叛亂者有117人被當場擊斃，63人遭到逮捕處決。
1987年7月31日，一群來自伊朗的什葉派朝覲者在麥加舉行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示威遊行，併成群結隊地湧向禁寺廣場。維持秩序的沙特國民警衛隊對空鳴槍示威，隨後雙方爆發了正面衝突和規模驚人的踩踏事件，最終造成402人當場死亡，649人不同程度地受傷，大部分是伊朗人。這一事件連同1979年的流血衝突一道，帶來了意義深遠的政治影響：一方面，作為遜尼派陣營巨頭之一的沙特和什葉派領袖伊朗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雙方相互扶植代理人、在整個中東進行影響力競爭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了30多年後的今天。另一方面，沙特政府逐漸意識到原教旨主義宗教勢力在國內的存在最終將會危及現有政體的穩定。為了因勢利導、降低治理成本，他們開始考慮以鄰為壑、“禍水外流”，通過將激進分子送往阿富汗參加對蘇聯的“聖戰”，來避免其危害本國。年輕的奧薩馬·本·拉登便在這些激進人士之列，他最終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處打造了一個“野蠻生長”的恐怖主義網絡，徹底改變了21世紀初的世界，也使沙特政府處在了受質疑的地位。
今天的麥加是一座令人印象矛盾的城市。儀式感十足的宗教活動依然是整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唯一重心，繼續膨脹中的朝覲者規模也在印證它的影響力。但和萌芽時代伊斯蘭教所倡導的那種平等、互助理想相比，一切都徹底不同了。薩達爾嘆息道：“雖然表面上經歷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但麥加吸收的僅僅是現代世界中的消費主義，卻沒有融入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學術自由、知識成就和藝術創新。它並不能起到跨越國家隔閡的橋樑作用。”類似的疑惑，或許也是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發起他那場“願景2030”改革的動力。但在2018年這個初春，“穆塔瓦”依然在禁寺周圍來來回回，膚色和財富依然是麥加人最重要的日常價值尺度。
1931年6月4日，流亡中的前漢志國王、哈希姆家族族長侯賽因·本·阿里的葬禮在耶路撒冷舉行
王國裡的王國
從空中俯瞰下去，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在阿拉伯半島東部的勢力範圍猶如一個封閉的國中之國：這既是指其管理形態，也是空間上的直接呈現。以總面積高達8400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傳統油田加瓦爾油田（Ghawar Field）為中心，在東部省中段的沙漠腹地出現了一塊由國民警衛隊和鐵絲網嚴密守護、外人不得擅闖的神秘禁區。從哈薩綠洲的北部邊緣到波斯灣西岸的達曼（Dammam）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天然財富構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世界：油井、大型煉油廠、全國最大的水泥公司以及5條半島長途輸油管線的起點皆分佈於其中，連同為超過5萬名員工準備的生活區、學校區、周邊市鎮和體量巨大的辦公樓。當我試探性地離開公路主幹道、試圖靠近一處煉油廠所在的村鎮時，鳴著警笛的巡邏車已經現身，不失禮貌地要求我折返。
與利雅得那些外形前衛的摩天大樓相比，沙特阿美的獨立王國最突出的特徵在於：它擁有一些在這個國家屬於例外的特權。在加瓦爾油田的核心區周邊，有專為阿美公司服務的國民警衛隊航空基地、裝甲兵營房和地空導彈陣地。在全國其他地方還處在被禁邊緣或者剛剛開放的電影院、音樂廳以及高度歐美化的娛樂設施，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在這裡建立起來，作為隱蔽的福利提供給內部員工。更令人好奇的是它的財富生成和分配方式——迄今為止，除去數量有限的新聞照片外，沙特阿美、特別是加瓦爾油田深處開採設施的詳情依然是外界無從得知的商業機密。在阿美公司總部所在地宰赫蘭（Dhahran）城，一切外部車輛都只能通過兩座大門進出；並且需要有至少一名公司僱員作為擔保、提供工作證件作為存檔，才能允許外部車輛進入生活和娛樂區。而沙特王室每年要從公司的鉅額收入中抽取多少比例用於個人消費，則更是絕密中的絕密。
原中國駐沙特王國大使、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向我回憶說：“2000年我剛到沙特當大使的時候，到很多地方走了走，很疑惑怎麼沒看到地面上有開採石油的設備。後來人家告訴我，沙特的油田都是自噴的，不需要地面上的設備。這裡不噴了，那就封了這口油井再換個地方。因此沙特石油的開採成本很低。”除去這種優良的地質條件外，阿美（Aramco）這個名稱本身也反映了足夠豐富的背景信息——1933年最初成立之時，它的全稱叫作“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美國專家和美國資本在其中起著主導性作用。儘管歷經“二戰”之後的反覆變化，歐美資本在1980年已經徹底退出阿美公司，但通過1945年與美國總統羅斯福達成的“情人節協議”，利雅得當局將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和全球頭號強國掛上了鉤。1994年之前，阿美公司總部所在地宰赫蘭曾長期充當美國空軍在波斯灣沿岸最重要的前進基地，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多國部隊最嚴重的人員傷亡（伊拉克“飛毛腿”導彈命中該基地食堂）也發生於此。是故國際能源界至今仍堅持使用“沙特阿美”這個歷久彌新的名字，儘管沙特政府曾反覆強調整個公司已經在1988年11月重組並更名為“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
1973年禁運危機之前，沙特阿美乃至整個沙特王國對石油財富的記憶大體上是光明的。加瓦爾油田的發現將伊本·沙特的政府從財政破產邊緣拯救了回來，並創造出比朝覲經濟更加穩定和可靠的收入來源。由於沙特能源業系在1929年全球大蕭條之後才進入擴張期，而且接踵而來的世界大戰和美國汽車業繁榮直接帶來了需求的穩步攀升，到20世紀60年代為止，沙特的石油勘探—開採業與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始終處在同步增長的狀態。沙特父子不僅有餘力修建富麗堂皇的宮殿，也在委託本·拉登集團為全國鋪設新的高速公路、建造城市新居民區和海水淡化設施。矛盾僅僅存在於阿美公司的外國股東和政府關於收入的分成比例上。
禁運的決定改變了一切。一方面，受定價權談判和供給顯著縮水的影響，全球原油價格經歷了長達6年的井噴式上漲，使以沙特為首的波斯灣沿岸各國的出口收入一舉增加了近7倍。另一方面，熱衷於賺取“快錢”的伊拉克、利比亞等國政府逐漸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實際操盤手、沙特石油大臣亞馬尼產生了衝突。坐擁全球探明儲量最大、開採成本最低的加瓦爾油田，亞馬尼更傾向於控制OPEC國家的原油總產量，使價格上漲的幅度與歐美國家的平均通脹率大致相當。如此一來，大多數國家將繼續維持現有的能源消費結構，不會迅速推進以新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的變革，產油國的長期收入增長自可獲得妥善確保。在伊拉克等國不服從OPEC產量分配計劃、無限制增產的情況下，亞馬尼一度選擇降低沙特本國的產量，以維持共計總量的平衡。但在新登基的法赫德國王的施壓之下，沙特阿美最終也選擇增產，使全球能源市場的供給側出現了近乎無政府狀態的增產競賽。至1986年，泡沫終於破裂：全球油價在半年內暴跌49.5%，市場重新洗牌。
彷彿命中註定：從70年代中後期的油價“牛市”到1986年大崩潰之間發生的一切，在20多年後再度重演。由於法赫德國王在80年代初制定了極為寬鬆的稅收政策（個人所得稅低至1%，關稅5%），沙特政府除去佔GDP近四成的能源收入以外幾乎沒有其他財源，電力、通訊、交通等壟斷行業效率極為低下。在城市化程度急速飆升（1970～2003年沙特的城市人口比例由25%激增到了85%）的背景下，政府被迫舉借各種內外債務以應付公共開支，最多時竟佔到GDP總量的60%以上。1999年，受東南亞和俄羅斯經濟危機拖累，全球油價再度跌至谷底，沙特阿拉伯經濟增長率則已滑落至零點。主政的阿卜杜拉王儲不得不宣佈部分向美國資本開放電信、航空和金融業，並將總額超過3500億美元的公募和私募資金投放到美國市場，以換取華盛頓的經濟承諾：在伊朗和伊拉克遭受長期封鎖的背景下，繼續以沙特作為美國本土原油消費的第一供應商。
所幸忍辱負重的舉措只維持了兩年。2001年，“9·11”事件爆發，國際油價止跌回升。從2003年初到2008年7月，全球油價經歷了超過60個月的持續增長，一度飆升至每桶147美元的歷史峰值。隨後經過一年多的金融危機衝擊，油價自2009年起再度進入上升區間，並於2011年1月“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又一次登頂歷史新高。沙特國家財政不僅得以破天荒地實現零赤字，經濟增長率更是一度達到了空前的7.2%。
但伊本·沙特的子孫們並未表現得比20多年前更加高明。財政警報解除之後，鉅額石油紅利重新被漫不經心地分配到了各個公共事業和社會福利部門，形形色色的基礎建設項目皆以高油價作為預設前提，似乎從來沒有人想到油價有一天會重回谷底。按照傳統做法，所有超過1億沙特里亞爾（約合267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都需要由國王親自批准，但在2010～2014年那些瘋狂的日子裡，這項限制被一路放寬到了2億、3億甚至5億，最後乾脆徹底取消了審批手續。本土勞動力人口的2/3受僱於效率低下的國企，福利遠遠高於外籍勞工，創造的經濟價值卻少得可憐。耗資100億美元的阿卜杜拉國王金融實驗區在2006年投入運營，但在12年後的今天依然有大量閒置單位尚未租出：除去石油外，沙特阿拉伯對海外資本沒有任何吸引力。
2016年4月，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罕見地對美國媒體承認：2010～2014年，沙特政府平均每年的“無效開支”高達800億美元，佔到預算額度的25%以上。王儲的首席經濟顧問、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穆罕默德·阿爾—謝赫親口承認，由於全球油價在2014年夏天之後重回“熊市”，沙特僅在2015年一年就損失了超過1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果繼續維持現有的開支水平不做調整，國家財政可能在22個月內宣告破產。
王儲和阿爾—謝赫最終拋出了他們的應對方案，那就是2016年4月底公佈的“願景2030”規劃，目標是在2030年之前，使製造業、旅遊業、金融等非能源部門創造的收入達到與原油、天然氣出口相當的水平。然而為了獲得啟動改革所需的初始資本，王儲不得不再度求助於石油：從2016年起，沙特政府即反覆宣稱將把阿美公司不超過5%的股權（不包含採油部門）包裝公開上市，募集的資金以及對其他行業進行私有化的所得將組成一支總額2萬億美元以上的主權財富基金，在境外進行多元化的資產配置，以在能源收入之外每年為利雅得多創造1000億美元的收入。然而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在全球油價依舊低於每桶60美元的背景下，資本市場的謹慎態度使得阿美的IPO計劃至今尚未付諸落實，沙特政府對阿美公司的估值預期與外界的評估相差更是達到了3～5倍。石油以一種反向的方式顯示了它的力量：任何強人都無法輕易駕馭它。
2016年3月29日，一群外籍建築工人聚集在利雅得的沙特本·拉登集團分公司大樓內，要求結清拖欠的工資
牆內牆外
站在夜幕下的利雅得街頭，任何人都不免感慨自己身處的竟是一個如此奇幻的國家。那些燈火輝煌的巨型單體建築具有22世紀式的奇幻外觀，但有效利用率極低的設計和巨大的空間浪費似乎又顯示它們的主要用途只是炫耀。許多私家莊園一般的鋪張宮殿，只有走近打量才會發現竟是一座大學，然而學生的數量又相當稀少、並且完全沒有興趣談論和時局、社會有關的話題。每逢週末休息日，中老年人依舊遵循著傳統的生活習俗，閉門在家；遊樂場和公園則只對結伴出行的年輕夫婦和兄弟姐妹們開放。在這裡，不存在“我”，只有“我們”——你必須首先從屬於某個集體，或者是家族，或者是大型企業，或者是某所相對固定的清真寺。從尊貴的薩勒曼國王父子到普通的升斗小民，都必須依靠某種群體建立起一堵“保護牆”，隨後才談得上生活。
然而這道由特定群體構成的“牆”，又使整個國家缺乏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性公共生活：這和我在伊拉克、敘利亞等動盪中東國家的所見所感毫無二致。事實上，沙特王國和在“阿拉伯之春”中發生劇烈動盪的那些國家一樣，都沒能避免青年人口爆炸的壓力：從1994到2002年，全國總人口由700萬急劇增加到1700萬，隨後在12年裡又翻了將近一番（包含移民和外籍常住人員），達到3000萬以上的規模，並以每年超過1.5%的速度繼續增長。截止到2018年，有40%的沙特人年齡在15週歲以下，常住人口的五成是30週歲以下的青年男性，全國男子失業率即使按官方統計也超過12%（美國媒體給出的估計數是40%）。就業已經臨近飽和的國有企業無法吸納如此之多的剩餘勞動力，私營企業則寧可僱傭來自南亞和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後者不僅在工資和福利待遇上遜於本國人，而且普遍比常年研習伊斯蘭教法的沙特青年具備更強的專業技能。
在安置有穆罕默德陵寢的麥地那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n-Nabawi），我靜靜觀察著幾位十多歲年紀、正在學習宗教典籍的本地少年。他們的談吐舉止依然流露著稚氣，眼神認真而溫馴。經過少年時代一以貫之的經法學習，他們會有機會進入少數幾所精英大學的教法系，享受豐厚的國家津貼，最終在“穆塔瓦”或者烏里瑪階層中找到一份近乎終身的職業。然而這條路也意味著他們將永久性地和前沿科技、創造性產業以及外部世界絕緣：雖然對民眾評判一項新發明、一種新現象正當與否恰恰是他們未來需要經常面對的場合。王儲的改革計劃試圖引導這些年輕人走進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用他們的學術和科研天分造福國家的未來；他也希望赤貧的底層沙特人能放棄他們對體力勞動的鄙夷態度，從可能離去的南亞勞工手裡接過建築安全帽、咖啡壺和烤肉架。但這項工程的難度，絕不低於將近一個世紀前伊本·沙特國王在沙漠中創造出一個新國家。
2018年春天的全球能源市場依舊未能恢復到4年前崩盤時的狀態，油價在每桶50～60美元的區間徘徊不前。應當看到：2003年以後長達十餘年的油價“牛市”，除去供給側波動的刺激外，根本原因在於亞洲國家經濟崛起帶來的需求增長。但在2014年以後，亞洲各國經濟先後進入結構調整期，短期內難於產生巨大需求；而美元恰好在此際啟動新一輪升值週期，推動了海外遊資向美國本土迴流，進一步加大了沙特經濟復興的難度。在俄羅斯原油出口和美國頁岩油產量雙雙出現增長的情況下，沙特的處境變得前所未有的微妙。與此同時，它還在進行那場完全消耗性的也門干涉戰爭，並繼續在敘利亞和黎巴嫩與伊朗做全面對抗。
2016年9月8日，麥加一間紀念品商店的店員向結束朝覲的國外穆斯林兜售紀念掛毯
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的時間不多了。從2017年春天開始，他頻頻以王位繼任者的身份去往世界各地，與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英國政府領導人以及政商精英做目的各異的會談，希望自己的改革計劃能獲得全球政治、經濟和金融資源的襄助。但他可以依靠的本土精英為數著實有限：資產規模7920億美元的阿布扎比投資局（ADIA）擁有1700名專門僱員，而利雅得當局用於管理近2000億美元規模的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的專業人士只有130人，這還是在2016年一次性招募了近70名基金經理的結果。王儲和他的左右手們依然在用原始的跟進即時熱點、為資深投資銀行家舉辦晚宴以及向各國政府部門徵求意見等粗糙的辦法尋找投資項目。與此同時，為了填補資金缺口，他還不得不將王室家族內部的矛盾公之於眾，通過拘捕有資產外逃和貪腐嫌疑的30餘名達官顯貴、要求其放棄名下的部分資產來緩解改革可能帶來的預算壓力。
不僅如此，也門內戰的持續擴大，正在使沙特自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又一度暴露在遭受彈道導彈頻繁襲擊的危險之下。在兩國交界的奈季蘭、吉贊、阿西爾三省，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多次發射“飛毛腿”和OTR-21“原點”B型短程導彈攻擊沙特軍隊的陣地和營房，其中2015年9月的一次成功襲擊造成至少60人陣亡。2017年胡塞方面獲得射程更遠的“起義”和“火山”系列導彈後，更是將沙特首都利雅得、延布的煉油廠、塔伊夫的法赫德國王空軍基地甚至阿布扎比納入了攻擊範圍。2017年11月4日，胡塞武裝發射的一枚“起義”1型導彈在進入沙特領空約800公里後，於命中其最終目標哈利德國王機場之前，被沙特皇家防空軍的“愛國者”型導彈擊落。《紐約時報》發起的一項獨立研究認為，“愛國者”僅僅攔截了“起義”分離之後的推進段，彈頭最終成功擊中了機場附近的空曠地面，只是因威力有限而未造成傷亡。12月19日，另一枚來自胡塞武裝的“火山”2H型導彈又飛向了正在召開高級軍事會議的沙特國防部大樓，但未能擊中目標。在那之後，沙特防空軍緊急強化了對機場、油田設施和大型公共建築的保衛措施。而據沙特國防部2017年4月公佈的數字，在戰事開始的前27個月裡，“愛國者”已經完成了超過100次針對彈道導彈的攔截任務。
然而時間畢竟已經重新開始。即使是在導彈襲擊的陰影下，改革造成的積極影響也已經在年輕一代中生根。離開利雅得之前的那個晚上，我在一家酒店的天台上看到了沙特之行期間最動人的畫面之一：數百名年輕的男男女女身著得體的西式正裝，熱情洋溢地參加一場以“聯誼”為名的晚餐會。在燭光和音樂的映襯下，他們熱情地交談、用咖啡和汽水碰杯，從中尋覓著自己潛在的未來伴侶。而在他們父母的青春時代，通過中間人介紹結成的婚姻雙方甚至只有待婚禮結束之後才能見到對方的真實容貌。在他們之中，將會第一次孕育出沙特社會關於“我”之主體性的認識，並和石油財富一樣最終改變這個傳統卻又年輕的國家。
（感謝穆光繼、趙靈敏、周小康為本文提供的幫助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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