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創新正在中國發生，跨國藥企必須拋棄中國不可能產生創新的陳舊觀念。雖然中國可能仍處於研發創新藥物的初期階段，但顯然已達到了蛻變的臨界點。
國內公司研發能力的體現之一就是目前開發出來的那些具有差異化的PD-1/L1候選分子，這也是開發較晚的第二波PD-1/L1候選藥欲在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所必需的。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分子：
基石藥業的CS1001是一種最接近人體自身天然G型免疫球蛋白4（IgG4）的單抗藥物，也是國內首個全長全人源重組PD-L1單克隆抗體，可降低自身在病人體內產生免疫原性及相關毒性的風險。
康寧傑瑞和思路迪聯合開發的KN035是一種重組人源化PD-L1單域抗體Fc融合蛋白注射液，也是全球首個可通過皮下注射給藥的PD-L1單克隆抗體 ，具有分子量小、活性高、對腫瘤組織的穿透性強、免疫原性低、毒性小等特點。
邁博斯生物的MSB2311是世界上第一個pH依賴性的PD-L1抗體，邁博斯生物首席執行官錢雪明博士表示：“這種獨特的pH依賴性結合特徵能夠使抗體在腫瘤內進行滲透和循環，而且能夠延長抗體在腫瘤中的停留時間，這使得MSB2311在安全性和耐受性比美國FDA批准的第一代PD-L1抗體有了很大改善”。
據邁博斯的臨床開發及運營副總裁萬雲濤在ChinaTrials 10峰會上介紹：“我們在一年多以前發現這個PD-L1後，由於它有非常好的療效，當時甚至把其它首選的抗體推到一邊，來主推這個抗體。我們的抗體和配體的結合有PH依賴性，我們現在雖然排名10～15名，還在推。”
此外，據恆瑞首席醫學官&副總裁鄒建軍介紹，恆瑞也在利用自身的優勢，積極探索SHR-1210與TKI、溶瘤病毒等其他免疫療法的聯合用藥效果。恆瑞自身產品線中，擁有很多可用作聯合療法的藥物，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受體2酪氨酸激酶抑制劑阿帕替尼和MEK（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激酶抑制劑SHR7390。
臨床前數據表明，MEK抑制劑可引發T細胞反應，並能夠與PD-1/L1抗體起協同作用。該方法在其他市場正在進行臨床試驗，最近的一項Ⅰ期臨床試驗證明，PD-L1抗體 durvalumab與MEK抑制劑trametinib聯合療法在黑色素瘤患者中是可耐受的3。在2017年7月，恆瑞已在中國開啟了第一項評估PD-1-MEK組合在實體瘤患者中療效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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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瑞與Incyte的“合作&分手”之路
然而，在2017年10月，Incyte又以9億美元的高價從MacroGenics公司引進了另外一款PD-1單抗藥物MGA012的全球開發和商業權利，這也導致業內人士對Incyte是否還對恆瑞的SHR-1210感興趣提出了疑問。
在2017年的ASCO（美國臨床腫瘤學會）上，一篇文章披露了SHR-1210在實體瘤患者中的I期臨床試驗數據，根據該數據：雖然該藥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併產生了抗腫瘤活性，但也產生了獨特的副作用。在 58例患者中，有46例（79.3％）患者出現了相對輕微的反應性毛細血管瘤症狀。Incyte首席執行官Herve Hoppenot也公開承認，患者皮膚上的血管出現了增長，雖然不算嚴重，但也減弱了SHR-1210作為組合療法候選藥物的吸引力。
後來事情的進展果然不出所料，恆瑞醫藥在2018年2月14日發佈了一則公告稱，雙方決定終止有關 PD-1單克隆抗體（SHR-1210）的相關合作，並簽署了終止協議。同時，恆瑞將收回之前授予Incyte的海外臨床開發和市場銷售的權利，而且無需退回Incyte公司已經支付的2500 萬美元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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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神州和Celgene的“世紀交易”
這次合作也為百濟神州提供了一個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因為百濟神州依然保留了在全球範圍內開發BGB-A317用於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的權利，這為百濟神州提供了一個在海外市場嘗試商業化的機會。百濟神州正在試圖效仿Genentech或者更確切的說新基等這些美國生物技術公司的成功之路。因為，Celgene公司就是一家從科研為中心的公司轉變而來的綜合性生物製藥公司。新基最初是一家化學中間體生產商，直到21世紀初才轉化為一家制藥公司，而這主要歸功於兩款血液腫瘤藥物Thalomid（沙利度胺）和Revlimid（來那度胺）。隨著百濟神州開始在中國市場為Celgene的產品組建自己的商業團隊，未來兩家公司的合作將會愈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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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將會產生全球影響
隨著百時美施貴寶、默沙東在中國遞交其PD-1單抗的上市申請，後面也將會有其它的跨國公司PD-1/L1陸續跟進，跨國藥企將會領先本土企業率先在中國推出PD-1/L1，並能夠憑藉其在全球範圍內多年來獲得的真實世界數據獲得醫生和患者的信任，而且還有機會通過培訓當地醫生如何使用這些新型療法來建立自己的品牌。
但是，藥物佔有市場份額的大小也將受到價格和現實情況的限制。邁博斯生物臨床開發及運營副總裁萬雲濤曾表示，儘管面臨這激烈的競爭的壓力，但PD-1/L1的高生產成本決定了其上市後的價格也不可能太低。由於在短期內，像PD-1/L1這類的高價藥是很難被國家醫保覆蓋的，所以跨國藥企已經開始通過個人融資計劃和其他創新方式使患者用得起這些高成本的藥。
中國監管政策的改革還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發展海外市場的雄心壯志。萬雲濤認為：“目前國內開發PD-1/PD-L1的公司很多都是有global ambition的，雖然不一定每個公司都能負擔得起開發的代價，但可以找全球夥伴來一起開發，所以國內公司開發的動力不僅來自於國內市場，同時還來自於將來和其它大公司合作，這對PD-1/L1國際價格可能也會有影響。”
其實，跨國公司早已開始陸續調整其在華的戰略來適應中國市場的“新常態”現象。
與過去15年中出現的趨勢相反，包括禮來和葛蘭素史克（GSK）在內的幾家跨國藥企已經相繼宣佈要關閉中國本地的研發中心。當然，全球企業重組也是這些跨國巨頭做出這樣決策的一個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何時才能成為真正的一流創新藥物（first-in-class）的來源地。新基首席執行官Mark Alles認為，這種崛起已經在我們眼前，並警告跨國公司不要自滿：“真正的創新正在中國發生，跨國藥企必須拋棄中國不可能產生創新的陳舊觀念”。雖然中國可能仍處於研發創新藥物的初期階段，但顯然已達到了蛻變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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