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少專家學者對四川盧比(又稱藏洋、藏元、藏幣、川卡)的產生、鑄造及社會影響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並發表了頗具影響的學術文章，為後人瞭解那段歷史提供了幫助。本文將依據相關史料、實物例證和對四川盧比的成色實測數據，對四川盧比的產生背景、造幣廠與版式、退出流通領域等方面作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19世紀下半葉，英國殖民者在東印度公司用機器鑄造一種印度盧比銀幣，專為貿易侵略所發行。該盧比重約閤中國庫平銀三錢二分，幣面鑄有英王頭像。早期的盧比含銀量較高，約在八九成之間，輔幣有1／4和1／8盧比。其形制美觀，規格統一，由印緬地區源源不斷大量輸往藏地，在西藏地區廣泛流通。
據陳一石《盧比侵淫康藏及其影響》中說：“若以每元聲比盈利一錢計算，英商僅鑄幣利潤一項即有四百萬兩之多。”不僅如此，印度盧比因成色等優勢，人皆樂用，英商乘機抬高價格，使它的市面流通價值往往高於幣麵價值。由於每一盧比重量僅三錢二分，而英商作銀三錢七八分不等，番民售虧甚巨。甚至以四錢的價格來藏購貨，隨著市場對盧比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印度盧比也在不斷地升值。
這種現狀嚴重破壞了藏地財政金融秩序，引起清政府一些上層人物的關注和不安。是時，打箭爐(今甘孜康定城)廳同知劉廷恕以“印幣亡邊”為由，呈請四川總督奎俊設法鑄幣抵制。據民國時期曾任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的甘典夔在《清末至解放前四川地區貨幣概況(初稿)》中記載：“劉兩次復請，始默允以藏餉之銀試鑄三錢二分純銀幣以為抵制之建議。”
另據《清史稿》記述：奎俊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至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任四川總督，劉向奎俊報請鑄造銀幣。劉廷恕於光緒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間鑄造了三錢二分銀幣，幣的正面有漢文“爐關”二字，背面是花紋環繞的藏文，這就是四川盧比的前身。這種銀幣因系土法制造，出品不多，當然滿足不了藏地需求。此後，四川盧比已由成都造幣廠代為仿印度盧比試鑄三錢二分，並且已發行到康區了。據黃雲鵬編著的《四川財政錄》歷史資料載：“清光緒廿八年(1902年)成都造幣廠鑄造的三錢二分藏洋數量是230340枚。”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9日，四川總督錫良看到“國幣關係主權”的嚴重性，就川省造幣廠鑄造四川盧比抵制印度盧比一事上奏朝廷。據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清政府統治時期1840－1911年)》《川局仿鑄盧比式藏錢》中記載：“印度盧比流行藏衛，漸及各臺。近年則竟侵灌至關內打箭爐，並滇省邊境。價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利權盡失。而內地銀錢又夙非番俗所能信行。
因查川省機器局設有鑄造銀元r經前督臣奎俊奏明開辦在案。近以成本不敷週轉，銀元作輟不常，爰飭照印度三錢二分為一元之盧比，自行試鑄。製造務精，銀色務足，一面標以漢文。
鑄成後雖核計獲利甚微，而行之爐廳暨附近邊臺，漢番亦均樂用，洵足以保我利權免致外溢，現飭隨時酌量續批鼓鑄發充餉需等項，仍體察情形，期於足用而止，以恢幣政而利邊氓。”對錫良的這一奏摺，光緒帝於三十一年(1905年)12月24日硃批：“財政處，戶部議奏”。據此，次年2月4日，慶親王奕勖等會同戶部辦理財政遵旨議奏，同意在四川銀元局仿造印度盧比式樣鑄造新式銀幣，並對製造工藝及行用地域提出了特別要求。
2004年01期《歷史檔案》丁進軍摘編的《晚清各省鑄造銀元史料續編(下)》，《慶親王奕勖等為議復四川仿造印度盧比鑄造新幣行用事奏摺》中記載：“藏衛毗連印度，寶藏銀幣既日久廢弛，洋錢乘虛而入，勢所必然。若如該督所稱，近更浸灌至打箭爐並滇省邊境，倘不亟籌抵制，非但洋錢價值低昂，兵商交困，且以皇朝藩屬聽其久資外幣，既失利權，亦殊非政體。
該督就四川機器局仿照盧比分量自行鼓鑄，一面標以漢文，所稱行之爐廳暨附近邊臺，漢番均樂行用，自係為顧全利權起見。臣等公同商酌，內地銀錢驟非番俗所能信行，此次略示權宜，暫仿盧比鑄造重三錢二分銀幣，與前各省所鑄七錢二分銀元規仿墨西哥洋元辦法，意不過便於流通。……此項仿造盧比，僅資藏衛一隅之用，參之東西各國，似於新定國幣尚無妨礙，擬請準如該督所奏辦法。
惟貨幣之政，信用為先，必精其製造，足其成色，始能令漢番樂用，庶以恢幣政而利邊氓。至此項銀幣專為藏衛而設，應準在西藏及附近邊臺行用，作為特別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內地。各省情形不同，亦不得援案鑄造。致紊幣制。應請飭下四川總督隨時體察情形，於敷用而止。仍令從公核定此項銀錢與庫平足銀彼此兌換數目，曉諭該處商民，將新定國幣一律交換通用，逐漸推廣務期藏衛亦能全數信用國幣，以收畫一之效。
至開鑄以來鑄出若干?該處需用若干?成色若何?花紋款式若何?應分晰諮報臣處、臣部稽核，並將鑄成銀幣先行諮送十枚，俾飭臣部總廠化分，以憑考驗。”
至此，四川盧比經歷從最初的土法“仿造”，到成都造幣廠“試鑄”，再經清政府批准認可，便由成都造幣廠大量“續鑄”幾個階段，最後將成品發住康藏抵禦印度盧比。
四川盧比在康藏地區推行期間，因其成色純正、工藝精美，深受當地商民歡迎，逐漸在當地市場流通，據《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載：“爐廳暨附近邊臺，漢、番均樂行用。”此外，當地財政機構也採取相應措施，在稅收中，只收四川盧比，不收印度盧比。四川盧比在晚清抵制和驅逐洋元入侵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造幣廠與版式
具體著手此項工作的是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在成都造幣廠採用新式機器，開始大批量鑄造仿照印度盧比形式的銀幣。據劉東父《四川造幣廠的設立》一文中寫道：“戴冬帽之人頭藏元、重量每枚三錢二分，成分為紋銀七五、銅珠二五，專供西藏地區行使，一般稱為藏洋。”
這種新式銀幣是唯一有中國帝王像的流通貨幣，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至民國5年(1916年)在成都鑄造；民國19年(1930年)至民國38年(1949年)在康定等地仿鑄。習-慣上人們按時間先後把盧比的鑄造分為四個時期，即：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1902～1911年)為第一期，民國元年至5年(1912～1916年)為第二期，民國19年至24年(1930～1935年)為第三期，民國25年至31年(1936～1942年)為第四期。
盧比分為1元(合4咀，咀與“角”同義)，舊制重三錢六分，直徑30毫米；半元(合2咀)，重一錢八分，直徑24毫米；1／4元(合1咀)，重九分，直徑侶毫米三種。半元、1／4元均系成都鑄造。其中1元的總鑄量為2550萬～2750萬枚左右，半元約為13.6萬枚，1／4元約為12.6萬餘枚。
這時盧比的版別相當複雜，購買力也因含銀成色的高低，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各異。同時，由於刻模、工藝質量的差異，四川盧比又有眾多的版式，差別明顯的達幾十種。
有一種俗稱“宰口盧比”，據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誌編纂委員會編著《新龍縣誌》記載：“藏洋種類也很複雜，面值1元的重3錢，直徑30毫米；半元的重1.6錢，直徑24毫米；1咀(1／4元)重8分，直徑侶毫米。
還有‘宰口’藏洋，即為了零星找補方便，將1元的藏洋‘一宰為二’或‘一宰為四’，但合之不為1元，使用時有7搭3、8搭2的習慣。還有‘有衣領’‘無衣領’‘駝背’‘四字兩點’‘閉嘴巴’‘邊邊’等，這些都是根據藏洋正背面上光緒頭像的特徵和文字書寫特點為區別的。”
另一種俗稱“戳記盧比”，則是在三類盧比和紅藏洋上打有戳記，主要是理塘縣***寺長青春科爾寺所為。戳記符號有“3”“4”“S”“one”“薩”“裡用”(藏文)，代表不同的盧比面值，即以二當三，或以三當四強行升值流通。
筆者根據相關史料和從現存眾多的四川盧比版式數量上斷定，各造幣廠所使用的鑄幣鋼模，是雕刻師將刻好的“原模”淬火後，直接充當“工作模”來壓制銀元。因每個鋼模都有使用壽命，這就要求雕刻師不斷刻模，來滿足需求。由於是手工雕刻，每組鋼模間的圖案、字體、大小、位置等存在著差異，最終造成四川盧比版式眾多的結果。
成都造幣廠
四川盧比從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5年在成都造幣廠開始鑄造，據楊伯康《西藏設廠之過去與將來》一文中敘述：“又以康藏人民之積習難改，乃毅然請成都造幣廠代鑄，如盧比形式，其重量亦同，僅易英後像為光緒帝像，仍名為藏洋，即今藏幣是也。”不過，盧比的最初設計和刻模是何人所為，至今仍是個謎。
趙爾豐主政川邊以後，於1909年撥銀20萬兩，鑄造四川盧比。這種仿印度盧比銀幣除稱“藏元”等外，康藏地區民間又稱之為“趙爾豐錢”。另外造幣廠所需生銀，在清末是由開邊經費撥支，民初則以邊餉名義撥付。民國元年(1912年)後，因為所鑄盧比成色減低，在康定地區由原來31元1咀換10兩生銀增至40元才能換10兩生銀。加之生銀價日昂，成都造幣廠無利可圖，故民國5年後停鑄。
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成都造幣廠所鑄造的盧比特徵為光緒像頭小頸長，分為有衣領和無衣領，背面“四”字中間為兩點，中央有一直花或橫花之分。常見的版式為“有領直花”(圖1)，較少見版式為“有領橫花”“無領直花”“無領橫花”。據張惠信《中國貨幣史話》載：“光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該廠鑄造四川盧比(三錢二分)1804.5萬多枚(摘自民國7年8月財政部公佈之《幣制節略》)。”經筆者對多枚實物檢測，成色在83％～62.5％之間。
民國元年至民國5年，成都造幣廠所鑄造的盧比特徵為光緒像有衣領稍胖，背面“四”字中間為兩點，“四”字右上端有一蔓枝花葉，中央有一橫花(圖2)。據1930年版《財政部錢幣司章制彙編附統計報告》記述：民國元年至民國3年6月統計，該廠鑄造四川盧比(三錢二分)304.2萬多枚，成色75％。經筆者實物檢測，成色多為60％左右。
康定造幣廠
1988年第3期《中國錢幣》載王承志《四川藏洋》—文中說：“由於清末至民國以來，康區人民使用四川盧比已成習慣，又逢成都造幣廠停鑄，加之地方政府借造幣廠漁利來解決浩繁的軍需與財政虧空，就此在康定縣南門開建造幣廠，是專為鑄造四川盧比而設立的。”
四川盧比在民國5年停鑄後，一方面民初所鑄成色較高的四川盧比在康定由值二錢五分升為四錢；另一方面川邊鎮守使陳霞齡趁機大量發行四川盧比兌換券以資週轉。川康邊防軍第二旅旅長馬驌見此情景，即呈准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在康定設廠鑄幣。馬驌由成都運入機器，僱傭技工，於民國19年(1930年)5月4日正式開工，當日即鑄出四川盧比4000元。
康定造幣廠內部組織分事務、工務兩股，股下面按工種設段。工務股下面設鋼模、融化、捶片、輾片、打坯、印花、機修等段。因無水和電動力，機械運行全憑人工。所用鋼模，由一專門師傅雕制，通常一副鋼模可用1月左右，鋼模損壞即銷燬，嚴禁帶出。
康定造幣廠由於遭搶、被焚、待料等原因，曾多次停工。由於康藏不出產白銀，該廠所需原料，大部分用的是印度銀磚，每塊重約700兩，成色較好，後期亦用銀錠之類。所需銅料大部分系西昌銅板，有時亦熔化銅元之類。
康定造幣廠從正式開工至民國28年(1939年)止，所鑄造的盧比特徵為側面光緒像已變形，有衣領、背駝、長頭，背面“四”字中間為八字，花紋比較粗糙，中央為一直花(圖3)，總鑄量約340～430萬枚，版式眾多，頭像各異，鑄造工藝粗糙，幣面多存壓印不清。經筆者多枚實物檢測，成色多在48.5％～23％間。
雅安造幣廠
據傳1927年6月，劉文輝佔有雅安後，即設立造幣廠也曾鑄造過四川盧比銀幣。其版式何樣?鑄造量有多少?至今尚無依據考稽。
甘肅造幣廠
《青海文史資料》第17輯載劉大有《馬麟鑄造的藏元和加砸銅幣》—文中寫道：“青海是我國主要藏族居住區之一，它與甘南、川北、西康的藏區聯成一起。這裡曾流通使用成都、康定造幣廠等處鑄造的藏元，版面多達40餘種，一般早期鑄的成色高，而晚期的成色較差”。
“1930年內地已廣泛使用紙鈔，但青海藏區仍拒用紙鈔，只用藏元和內地流通過的各種銀元，成為獨特的錢幣流通區。馬麟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期間，曾以摻銅甚多的藏元，套購藏區成色好的銀兩、銀元和珍貴皮毛、藥材等。……當時青海工業落後，又不能鑄幣，所以馬麟只好到蘭州的甘肅造幣廠，為青海鑄造了一批上有宣統半身像銀質很差的藏元。
據《青海通史》記載，在青海省掌握軍政大權的馬麟，通過寧夏人鄧淪(時任甘肅造幣廠廠長)的關係，採用銅鑲銀的工藝鑄造了一批‘西寧藏洋’，此錢不僅流通整個青海，而且鄰近玉樹的康定也有流通。老百姓又把它稱為‘馬麟藏洋’。儘管它的含銀量低，製造工藝粗劣，但交換回了大量的‘印度盧比’，在當時青海抵抗英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商人和群眾不樂意使用，民國20年(1931年)發行半年後，便被排斥到玉樹周邊地區流通。1958年被民貿公司以雜銅收購。另曾在甘肅造幣廠工作8年之久的金小康先生在《甘肅造幣廠紀實》一文中說：‘這種有宣統皇帝肖像的藏元，成色之差，以致露出銅色沒法烘洗。’至今這種藏元，在青海、西寧和甘肅的甘南、臨夏、天水等地尚可見到。”
甘肅造幣廠所鑄造的四川盧比(圖4)，據甘肅錢幣學會編《甘肅歷史貨幣》載：“甘肅造幣廠還鑄有宣統像中圓銀幣，其特點是頭大頸短，帽頂有珠飾，每枚重10～10.05克，直徑3.04～3.06釐米，成色極差，含銀50％左右，以致露出銅色沒法烘洗。”另外，該銀幣背面“四”字中間為八字，花紋比粗糙，圖案字體多存在壓制不清，包漿烏黑，中央為一直花，總鑄量約480～600萬枚，版式眾多、頭像各異。經筆者多枚實物檢測，成色多在45％至“銅鍍銀”之間。
雲南造幣廠
雲南盧比(圖5)，重三錢二分，直徑約31毫米。收錄該幣圖片的書籍有張永華著《中國銀幣辭典》、張惠信著《中國貨幣圖錄》、林國民著《中國金銀幣目錄》、董文超主編《中國曆代金銀貨幣通覽(近代金銀幣章卷)》、錢嶼主編《金銀貨幣的鑑定》。
以上書中，對雲南盧比的身世眾說紛紜，主要表現在鑄造地各異。有說是雲南造幣廠試鑄樣幣，另說是雲南委託四川造幣廠代鑄。頭像有說是光緒像，另有說是雲南都督岑毓英像或清朝官員像。頭像左右兩邊印有英文“YUN-NAN PROVINCF(雲南省)”，背面中央印有英文“SILVERCOIN(1盧比硬幣)”，周圍飾蔓枝花。
雲南盧比的現身，曾引起泉界關注，—方認為是“試鑄幣”，另一方認為是“臆造幣”。筆者傾向後者，觀點有四：
其一，《雲南歷史貨幣》《雲南近代貨幣史資料彙編》等資料中，並未發現雲南造幣廠曾試鑄過“雲南盧比”的記載。
其二，據云南貨幣發展史知，少量印度盧比流入滇省邊境，並未對雲南經濟等領域構成危險，以“抵制和驅逐洋元侵灌”為由仿鑄盧比存有牽強附會之感。
其三，當時朝廷僅批准四川造幣廠鑄造，並規定“各省情形不同，亦不得援案鑄造。”就此說明雲南造幣廠無權仿鑄盧比。
其四，雲南造幣廠是最早刪除雲南龍洋銀元“洋文”字母的省份，如果在仿製的盧比中印上“洋文”，不但不適用藏區行用，更不符合當時的現狀。
退出流通領域
在半個多世紀中，四川盧比流通的主要範圍是在整個西康藏區、西藏的昌都和芒康、青海的玉樹等地。民國28年(1939年)，西康省政府實行收回四川盧比，推行法幣。其結果是四川盧比繼續流通，幣制未能統一。
在流通過程中，由於損耗迅速，從民國初年至20世紀50年代四川盧比的流通量大致是：1916年300萬元以上；1929年約100萬元；1936年200萬元以上：1943年400萬元以上；1952年約350萬元；1956年250～300萬元；1958年初約200萬元。
1950年3月24日康定解放，中國人民銀行除在康定、丹巴、甘孜等縣收兌過幾千枚四川盧比外，對四川盧比採取了“不收，不兌，不禁”的三不政策，併發出適量的袁大頭銀元與其平行流通。同時，本著有利於各族人民的團結，有利於生產發展，有利於提高人民幣威信的精神，人民銀行緊密地配合著商品的流通，穩步擴大了人民幣的發行，造成了人民幣、四川盧比、袁大頭銀元混合流通的局面。
由於人民幣幣值穩定，加之新幣印有藏文等少數民族文字，易於識別，攜帶又方便，從而扭轉了解放前國民黨政府濫發貨幣造成的“銀洋唯一”的傳統心理。1958年4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員會發布《關於嚴格管理外國貨物和禁止金銀流通的規定》佈告，全州禁止金銀流通。
從7月1日起，人民銀行對四川盧比“以雜銀予以收進”。當時的收兌價是按含銀成色分為：一類1元兌付人民幣3角6分，二類1元兌付人民幣2角7分，三類1元兌付人民幣1角8分，紅藏洋則不予收兌。據統計，全州人民銀行收兌的四川盧比總量約為100萬元，到1958年底，流通了半個多世紀的四川盧比，從此退出了康藏高原的貨幣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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