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鄂爾多斯老東勝人的自述:我看著它走過38年!

掐指算來,我從農村來在東勝城裡居住已經38年了,這38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是真正的耳聞目睹了。至於東勝這座城市,我是“看著它長大的”。每當我行走在東勝街頭,或者是開著車去鐵西,林立的高樓大廈會突然幻化出當年城市裡的平房土路和郊外光山禿嶺的畫面來。

一個鄂爾多斯老東勝人的自述:我看著它走過38年!

一、進城記略

我第一次到東勝是在1973年的夏天,那時我在鄉下讀初中。那個年代公社一級的中學都有自己的文藝隊,下午放學以後,文藝隊就開始排練節目,節目的內容當然是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的主旋律,節目形式也還比較豐富,有男女聲獨唱,表演唱,快板兒、對口快板兒、三句半、單人或多人舞蹈、小歌劇。劇本除了從一些文藝報刊上刊登的選取以外,還有學校的老師或學生自己創作的。文藝隊由一兩名教師做“導演”兼隊長,樂器有二胡、四胡、三絃、笛子、揚琴、手風琴以及鑼鼓和鑔。演奏樂器的也是除了一兩位教師外,都是學生。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農村學生會吹拉彈奏、會說會唱的還真不少。樂器這玩意兒,一通百通,你只要學會一種,再學其它的就容易得多。我喜歡文藝,二胡、四胡、三絃、揚琴、笛子我都能來幾下子,又因為我愛好文學,我還給文藝隊當編劇,寫三句半、快板兒、小歌劇。所以我自然就是文藝隊的重要一員。

那時候,東勝縣城鄉中小學每隔一兩年就要進行一次文藝匯演,我上初三的時候正好遇上進城裡參加匯演的機會,公社的拖拉機拉著我們20多名隊員一路興高采烈進了城。到了城裡,我們被安排在一個叫做四分店的地方,記得那是一個很大的四合院,院子裡停放著許多膠輪大車,拖拉機和卡車。老師不讓我們獨自出去亂跑,讓我們抓緊時間背臺詞,練習樂曲。聽老師說,參加文藝匯演的學校很多,要按照順序演出,第三天老師要領我們到工人俱樂部熟悉場地舞臺,我們才有機會在大街上行走。在山溝溝里長大的我們,第一次見識了城市是個什麼樣子,第一次見到了電燈、第一次見到了柏油馬路。只覺得城裡房子多、人多,街上不時有汽車往來,一切都是那樣的新奇。我們沒有出過門,走在街上生怕走丟了,不敢過多地東張西望。進了工人俱樂部,哇,好大好高的房子啊!

第二次進城是在1976年夏天,我在泊江海子的東勝四中讀高中,那一年又逢全縣中小學文藝匯演。由於年齡稍微大了一點,我們可以三五成群地相跟著上街轉悠,第一次去了百貨大樓,第一次見到了高達七層的大樓文化館,那種稀罕與驚奇簡直難以言說。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幾條主要街道兩旁的楊樹高大茂盛。樹幹底部塗抹著近兩米高的白色,彷彿站著兩排威武的穿著白褲子的武士。1980年,我畢業分配到東勝縣二中,由於我大哥在師範工作,我常常要去哥哥家吃飯,這條路從師範往北到今天的鑫鑫大快活再右拐到建行西側算是街道,建行往東就是土路而且高低不平,沒有路燈,夜晚走這條路黑咕隆咚,陰森可怕。

二、餐飲記樂

1978年冬,我考入伊盟師範學校,每天放學和每週星期天我都有時間上街轉悠。那時候考入大中專以後吃住都是由國家負擔,我們每月17.5元的伙食費,每週吃一頓饅頭和肉燴菜,平時大多是玉米窩頭,糜米或小米飯燴酸菜,油水雖然不大,但從我來說,比我家裡吃得好多了。同宿舍裡的同學,有的家境不錯,吃不下學校的飯菜,常常上街吃館子。我念了兩年書,沒有上街吃過一次,因為我家裡窮沒有錢。

那時候東勝街上共有三四家國營飯店,一家叫大眾食堂,就是現在東勝大酒店那個位置,一家叫清真飯店,人們也叫回民食堂,在現在的新華書店旁邊,一家叫東勝飯店,位置在現在購物中心東側。到食堂吃飯得用糧票,糧票分“全國統一糧票”和“內蒙古地方糧票”兩種,糧票大都是用口糧兌換的,也可以拿錢買或拿雞蛋兌換。如果你要出門到外省市,就得用全國統一糧票。那時一個饅頭二兩糧票5分錢,一個炒菜3毛錢左右。除了糧票,還有肉票和豆腐票,都是按照城市戶口的人定量發行。

1980年我畢業分配到東勝二中工作,成了城裡人,糧食供應標準是每月28斤,百分之七十是粗糧,國慶節、元旦、春節、中秋節給供幾斤白麵和大米,平時捨不得吃,積攢下過年的時候拿回老家與父母一起分享,這令村裡的鄰居萬分羨慕。想吃肉就得拿著肉票排隊到國營的肉鋪去買,人人都伸長脖子盼望能買到肥一點兒腰條。肉鋪裡除了賣肉還賣一種湯油,就是用豬腸肚上包裹著的油煉製成的,顏色發黃,味道當然不如用肥肉和腰窩油煉製的香。買這種油不用肉票,也相對便宜一點。好多人都爭相購買。在肉鋪工作的營業員非常牛氣,買肉時人人都竭力討好營業員,滿臉賠笑。而營業員則是一臉的趾高氣揚。櫃檯外面的人手裡捏著肉票揮舞著胳膊,竭力地吼叫著:“給我拿那塊兒肥一點兒的,給我拿那塊兒肥一點兒的!”營業員看著外面的顧客,眼睛搜尋著親戚、朋友、熟人,不認識的,任你咋吼叫,給你拿一塊很一般的扔到檯秤上,你愛要不要。

這樣的緊張局面到1984年左右有所好轉,糧食、肉類相對放開,各單位都可以到外地為職工採購大米和豬肉,那時候叫搞福利。一般都是到冬天快過年的時候,單位的汽車拉回大米或豬肉,單位的職工們歡天喜地地分東西。記得那時候方便麵剛面世,雖然就那麼兩三種品牌,但大家都很新鮮,方便快捷,都喜歡買來吃,一包3毛錢左右還覺得有些貴,有的單位就派車直接到北京拉回來,整箱子給職工們分,比商店買便宜些,每包2毛7分左右。

那時我在東勝二中教書,老師們早晨上班時拿一包方便麵,到辦公室用搪瓷的茶缸泡著吃,有一種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感覺。那個時候,各種票證先後取消,街上的個體飯館兒日漸多了起來,商店裡的商品也豐富了許多,尤其是酒,再也不是本地產的鄂爾多斯酒獨佔市場了。而在80年代以前,瓶裝的鄂爾多斯酒,那是非常金貴的,一般人很難買的到,逢年過節,或紅白事業,一般都是買散酒,誰家要是在請客的時候擺上一兩瓶“封口子”鄂爾多斯酒,那是非常氣派有面子的事情。還有一種酒是達旗產的“雙駿”酒,“雙駿”酒由於商標是兩匹黑駿馬,人們習慣上就叫“黑兒馬”酒。其時,商店裡有了北京二鍋頭、瀘州老窖、洋河大麴、西鳳酒、汾酒、四川的綿竹酒、內蒙古的沙城老窖等等。這些酒當時好幾塊錢一瓶,已經是價格不菲。有那麼幾年,東勝人過年時時新買好幾種酒,親戚朋友來拜年時,擺出好幾種酒,讓客人把每種酒都品嚐一兩杯,以此為樂事。記得是在1988年春節,正月初二我們幾位同事到另一位同事家裡拜年,他拿出12種酒,各種酒瓶花花綠綠擺下一大片,除了主打鄂爾多斯酒以外,每種酒喝一杯,直把我們喝得爛醉,主客雙方皆大歡喜快樂無比。

也就在那幾年,同事、朋友、同學互相拜年蔚然成風,不過那時拜年是不拿禮品的,相互拜年是一種純粹情誼的表達。從早晨開始,一個人走到另一家,小坐片刻,喝一杯茶,品幾杯酒,抽一支菸,然後兩人相跟著到另一家,也是小坐片刻,討論接下來先去誰家,目標既定,三個人相跟著就走,就這樣人越聚越多,時間也就到了中午,就在最後這一家吃飯,飯菜是年前就早已準備好的,先擺上涼菜,開始喝酒,這一喝,說不定要喝到什麼時候。到下午兩三點以後你看吧,大街上走著的,有的步履蹣跚,晃晃悠悠,有的東倒西歪,有的爛醉如泥被自行車像馱口袋一樣在後衣架上橫馱著。那情景你就不由地想起那句“家家扶得醉人歸”的唐詩。

大約在1983年至1995年這十多年間,東勝街上的大型飯店還很少,大街小巷的小飯館兒裡出現了一道很時髦的菜:魚香肉絲。那時候酒席宴上最講究的是上一隻完整的香酥雞、紅燒魚以及海參魷魚。尤其有趣的是,在較長的一個時期內,紅燒魚端上桌後,要由在座的長者或尊客先動筷子,謂之“剪綵”。且剪綵者要先喝一杯酒。然後主人拿起筷子把魚的不同部位夾一點兒給在座的各位,還有一套說辭:夾魚的眼睛,叫“高看一眼”,夾魚的嘴唇,叫“唇齒相依”,夾魚翅,叫“展翅高飛”,夾魚肚皮,叫“推心置腹”,夾魚的中間部位,叫“腰纏萬貫”。 “剪綵”之後,其他人才可以動筷子吃魚。

每到夜晚,酒館裡一派紅火爛濺,搳拳聲此起彼伏,震耳欲聾。大約在1990年之後,除了喝酒搳拳之外,飯館裡出現了轉場子唱歌的業餘歌手,一些姿色和嗓子不錯的青年女性,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晚上到酒館裡為食客們唱歌賺錢。大約從那時開始,人們到飯館兒不再僅僅是吃飯喝酒,還要伴以娛樂。那些遊走在大街小巷的歌手們和每家酒館兒都有聯絡,每家飯館兒總會有那麼一兩桌客人需要以歌聲助興來招待客人。歌手進來,主人就會告訴她先給唱,而且根據主人對客人的瞭解,告訴她該唱什麼風格的歌曲。且大多數是唱本土的漫瀚調,其次才是流行歌曲。後來,又發展到歌手們不再是清唱,有了電子琴伴奏。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大約八九年,飯館兒裡的搳拳聲也逐漸稀少,跑場子的歌手逐漸淡出,酒館兒裡又時新起另一種娛樂方式:搖色子“吹牛”。家家酒館都有幾副塑料製作的圓筒狀盒子,裡面放一副色子,喝酒的客人兩人各執一副,搖晃幾下後,停止,按照裡面色子的點數進行猜測打賭,輸了就喝酒。酒館裡,歌聲又變成一片嘩啦聲響。

這種比較俗氣的嘩啦聲沒有維持幾年就消失了。最近幾年,東勝的大型高檔酒店如雨後春筍般遍佈,但無論大酒店還是小酒館兒,人們聚餐基本上有兩種娛樂方式,一種是好多大酒店有自己的樂隊歌手,客人如果需要,打一聲招呼就可以隨時到來給你演唱。另一種就是朋友同學聚會,大家在一起自娛自樂,喝到情緒高漲的時候,就有人自告奮勇站起來高歌一曲。這種唱歌,有時已經完全不講究藝術了,是一種徹底的、純粹的情緒表達。

三、衣著記趣

打我記事的時候起,鄉下人的穿著是中國北方最為古老傳統的衣褲,上衣有兩種基本樣式,無論單衣還是棉衣,一種叫做“對門門”,即前胸開口,釦子一般都是用手工盤結的桃疙瘩,也有極少數的塑料、玻璃製作的扣子。單層布縫製的上衣叫布衫子,用兩層布(一層面料,一層裡子)縫製的叫夾襖兒,夾襖兒中間填充棉花或羊毛的叫棉襖兒。另一種樣式叫“長大襟”,即左側的衣襟另外多出一塊延伸至右側的腋下。褲子就一種樣式,大褲襠,寬肥腿。褲腰很寬大,穿的時候要在前面折回一截。

後來,村裡有當幹部的人家有了縫紉機,村裡年輕人開始穿中山裝,村裡人叫“軍衣”。但無論是老式的衣褲還是新式的制服,布料的質量和顏色都是極其有限的幾種,布的質量按照經緯線的支數即粗細分為四種,一種叫市布,顏色有白、黑、深藍、湖藍(也叫海潮藍)紅,第二種叫咔嘰,經線粗、緯線細,咔嘰又分為單面咔嘰和雙面咔嘰。顏色有黑、藍、灰,第三種叫華達呢,經線緯線都粗,而且經緯線的角度也不同,布面手感厚實,顏色有黑、藍、灰色,第四種叫“燈芯絨”,也叫“條絨”,還有“毛嗶嘰”,也叫毛料,顏色有黑、藍、咖啡色(鄉下人叫古銅色),這是當時最為名貴的布料,一般人是穿不起的。那時候普遍流傳這這樣幾句順口溜:“海潮藍一身,紅褲帶一根,翻毛兒皮鞋(hai)一蹬,見了人連眼還不睜。”意思是說,有了這樣一身穿扮,就簡直牛氣得不得了。那個年代,姑娘有了婆家,要一身燈芯絨,那是最為光彩的。

大約在1967年至1972年期間,是文革時期,年輕人無論男女都以穿軍裝或戴軍帽為最時髦,有親戚朋友在部隊裡當兵,將舊軍裝或軍帽寄回老家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們穿上簡直自豪無比。於是乎,東勝街頭曾一度出現了年輕人搶軍帽的現象。當然,穿軍裝畢竟是少數,對於大多數人們來講,依然還是普通的服裝。但那時候在穿著上出現了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在上衣袖子的肘部、褲子的膝蓋和臀部打補丁,用縫紉機縫出一圈兒又一圈兒的針線痕跡。衣服的這幾個部位是勞動中受力和受摩擦最多的地方,最容易先磨破,所以破了就得縫補,這本來是生活勞動的需要,但不知怎麼就出現了在新衣褲上就打上了補丁,並且成了一種時髦。或許與那時候的政治宣傳有關,那時的觀念是,以艱苦樸素為榮,穿新衣是小資產階級的作風。還有就是與那時的電影有關,電影中的主人公或其他演員都穿著這種打補丁的衣服,是革命者的形象。

大約到了1974左右,一種化纖布料出現了,叫“的確良”,顏色也比較豐富了,那種面料輕薄柔軟,是女青年們最為喜歡的。再後來,又先後出現了比的確良稍厚的幾種化纖布料,叫“的卡”、“凡爾丁”、“滌綸”。 “凡爾丁”、“滌綸”做褲子最好,不容易打褶皺,有下垂感。褲子的樣式雖然還是中山裝,但筆直立挺的褲縫開始悄然流行。穿著這樣“講究”的衣服參加農業社集體勞動,當然不能“出大力、流大汗”,記得上級派到我們村下鄉搞社教的幹部批評村裡的這部分衣著講究的青年說:“你們這些青年人,講背頭不講勁頭,(男青年喜歡大背頭的髮型)講褲線不講路線。”

改革開放以後,商品日漸豐富,人們的觀念也有了較大的改變,服裝從樣式到色彩比以往豐富了許多,1978年,我考入伊盟師範學校首屆英語班,給我們教英語聽說課的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是南京人,有一天來上課,登上講臺後,我們一眼發現她穿著一條白色喇叭褲,褲口很寬大,像掃帚一樣拖在地上。她一頭黑色的捲髮,修長的身材,配上這條喇叭褲,更加的新潮時尚,我們一個個都睜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為她的美麗所震撼。在我的記憶中,老師的那條喇叭褲應該是東勝街頭第一條喇叭褲。後來,喇叭褲在東勝街頭的年輕人當中流行開來。大約在1981年以後,西裝出現了,再往後,牛仔褲出現了。男女青年一個個追逐時尚,緊跟時代步伐,年輕的個性不再壓抑,正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樣: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服裝的樣式更加豐富,生活也更加多彩。記得是在1988年,社會上流行一種健美褲,顏色為黑色,專為年輕的女性設計,那種健美褲將女性的腿部曲線美展現得淋漓盡致。那年,剛開始時新旅遊,我們四位年輕教師結伴到山西晉祠、西安,蘭州轉悠了一圈兒,到蘭州後,我注意到,蘭州城內的女性無論老少清一色的黑色健美褲,幾乎沒有例外。那時服裝除了顏色豐富外,面料的種類也越來越多,化纖布料幾乎佔據了統治地位,其時,純毛面料,也叫毛料成了最為講究的布料,尤其是用純毛紡織的呢子,最為人們所青睞,擁有一件呢子大衣是人們最值得高興和自豪的事。

當時光的年輪轉到1990年之後,各種毛線開始大行其道,純羊毛毛線成為搶手貨。那幾年,女人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在編織毛衣。她們有的自己買一本毛衣編織的書,照著上面的圖案說明精心編織,有的互相傳授技藝,為自己、為自己的家人、為自己的心上人編織著色彩斑斕的夢。這樣的編織熱潮大約持續了近10年。期間,在90年代中期,鄂爾多斯羊絨衫成為海內外名牌,作為羊絨衫的生產所在地東勝,人們無論是自己穿還是作為禮品相贈,自然而然地將目光投射在這個世界名牌上。羊絨衫熱,也持續了好多年。

進入新世紀之後,服裝世界已經是令人眼花繚亂了。數不清的品牌在各大商場陳列,顯示著各自的魅力與尊貴。再也沒有哪種服裝的樣式或色彩可以一統天下,穿著真正進入了多元化時代。

四、出行記愁

在我20歲之前,幾乎沒有出過幾次門,小時候跟著母親去老爺家,要麼是冬天拉炭的季節坐著生產隊的膠輪大車,要麼就是在夏季騎著馬或者毛驢,50多里的路程,差不多得走一天。那時候走三二十里的路一般都是步行,因為騎馬或者騎驢都要向生產隊長申請,還要扣除工分兒。我們村裡有一戶人家,老家在府谷,戶主人姓閆,四五十歲的樣子,村裡人都叫他閆五老漢,我叫他叔叔。有一年冬天,他要回老家探望,順便拿一點兒糧食回來,因為我們村裡遭了災。等到他揹著三鬥穀子回來(大約50公斤),我聽大人們說,他在路上走了半個多月。我那時年紀小,不懂得思考這些,後來稍微大一點兒了,出了幾次門,才感嘆:揹負100來斤,徒步五百多里,那是何等的毅力與艱難啊!

1978年,我上了伊盟師範學校,假期從家到東勝,得從清晨5點動身步行30多里(大約三個小時的山路)到泊江海子,等待從杭錦旗到東勝的那趟班車(班車到泊江海子大約8點多)。如果從東勝回家,坐2個多小時班車到泊江海子後,再徒步回家。有一次從家到東勝,剛到泊江海子,離乘車的地點供銷社門前不足300米,看見班車停著,便加快步伐往過跑,好不容易跑到跟前了,車開走了。後悔與氣憤無以復加。無奈只好再步行回家,第二天再來。

1979年,好不容易買了一輛自行車,所以假期回家就騎著自行車,從東勝沿著沙土公路到泊江海,大多數是上坡路,泊江海到家有一半的沙路不能騎車,得推著走。因為是回家,車子後面多少還得帶點兒白麵大米等稀罕的東。我清楚地記得,回家得走7個小時。之所以如此,就是為了節省那1塊7毛錢的車票錢。

1981年,我領著女朋友回家,因事先給家裡捎信,父親趕著驢車到泊江海接我們。住了幾天,返回東勝時,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正好那段公路是紅膠泥鋪墊的,稍微下點兒雨就不能通行,一車人只好停在半路到附近村子裡找人家過夜。第二天還不能走,只好繞道從漫賴再到伊旗地界沿著沙路到東勝。

1982年,我愛人在達旗白泥井教書,她家在新民堡公社南紅橋,我去達旗坐近3個小時的班車才能到樹林召,然後到同學家吃中午飯,飯後騎著同學的自行車到岳父家。最為難的是從達旗到東勝,那時候達旗沒有始發車,得等從包頭到東勝的班車,路過樹林召時,車上下幾個人,才賣幾張票,車站裡買票那個擁擠啊,簡直難以形容。你若擠不到前面,很可能就買不到票。

1990年以後,父母親都接來東勝,回老家的次數少了。岳父家也由鄉下搬遷到鎮裡,出行省了好多事。

進入新世紀,東勝的交通有目共睹,不必贅言。

五、家居記歷

泥土打牆,椽檁蓋房,這種土木結構的房子是北方延續了幾千年的住所方式。在北方,除了土木結構的房子之外,還有窯洞。就東勝而言,城鎮裡出現磚瓦房的歷史也並不長。我是從1980年開始在東勝城裡定居的,說是定居,其實那時候真正屬於自己的住房並不多,許多人都是靠公家給分配住房的。剛參加工作的,兩三個人分一間宿舍,等到結婚了,能給你分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單獨的宿舍已經是很不錯的了。然後你就慢慢地熬吧,單位蓋了家屬房,按照工齡、職務論資排輩,前輩們搬遷到新的住所,你才有可能住進他們騰出來的舊房。那一年,我畢業後分配到東勝縣第二中學,到單位報到後,總務處主任對一位女工作人員說:王老師,你給小蘇安排住宿去吧。王老師將我領到一排磚木結構的單身宿舍打開一間,說你就住這間吧,你運氣不錯,一來了就能一個人住一間。我自然是萬分高興。環顧了一眼宿舍,宿舍三米寬,五米入深,也就是15平方米,正面是一盤小土炕。紙糊的頂棚已經很老舊了。然後王老師說:走,跟我領東西去。我就跟著她到了庫房,領了火爐子、爐筒子、一隻水桶,一把水壺,一把熱水瓶、鐵簸箕、火剪、打炭用的斧頭、掃帚各一件,還給了一套學生用的桌凳,說這是晚上在宿舍辦公用的。加上我自己的一卷兒鋪蓋、一紙箱子書和一些零星用品,這就是我的全部家當。儘管如此,這對於我來說,祖祖輩輩在山溝裡受苦,如今我在城裡工作了,那是何等的高興啊!

在工作期間,我逐漸瞭解和熟悉學校的環境,老師們的家屬房都是不同年代蓋的,有土木結構的平房,有磚木結構的起脊房,面積也是年代越近越大,65平方米已經是校長一級的住房了。30年教齡的老教師可以住上50多平米的住房,讓人羨慕不已。

那時候東勝城裡還沒有住宅樓,大約是在1983年左右,出現了第一批住宅樓,位置在今天的準格爾南路,人們都叫統建摟,後來又在城西建起了一片住宅樓,即今天的西園新村。記得當時的西園新村被稱作東勝的香港,都是實力派人物才能住的。不過那時的樓房面積並不大,而且做飯還是用爐灶燒炭。

1983年底我妻子將要生小孩,我向校長提出申請,校長很爽快地說好吧,再給你騰一間宿舍,讓挨你住的劉老師搬到楊老師宿舍,我通知楊老師吧。我真是萬分感激。

之後,每隔二三年我搬一次家,後來終於搬進了老教師騰出的真正的家屬房,36平方米,裡外間。1990年,我改行到企業工作,單位讓我騰房,好在妻子在東勝一中工作,一中得知情況,就給妻子分配了一套也是老教師騰出的家屬房,依然是30多平米,總算有了安身之所。

到1993年,國家實行住房改革,將職工所住的房子折價賣給職工,也就在那一年,東勝一中建起了教學樓,將原來的教室按照工齡和工作情況劃分給教師,妻子那個級別的人還分不到一個教室,一個教室的標準面積是80平米左右,於是三戶人家分兩個教室,每戶50多平米。多數教師沒有錢,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略作改造,使之變成家屬房。當時我所在的企業東勝市百貨公司效益很好,根據我的情況,老總張文秀給我撥款7000元讓我改造住房,於是我將給我分配的那多半個教室攤倒重建。從工人到建築材料,公司又給予了許多資助。按照當時的房改制度,我屬於私建公助,國家還給了我4500元。這樣我自己幾乎沒有花多少錢就擁有了一套真正屬於自己的房子。

此後一直住到2003年,東勝的住宅樓已經到處都是,看著別人紛紛買樓房,自己也按捺不住,就將房子賣掉,換成了樓房。其時,東勝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突飛猛進,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而且房子越蓋越大,越蓋越豪華,房價也日益猛漲,有錢的人紛紛看好投資買房以圖賺錢。人們都以擁有多套住房為榮。更有不少人不僅在本地買房,還在呼市、北京、西安、威海、青島甚至海南買房。我雖然沒有那麼多的錢買那麼多的房,但也不甘落後,於2005年在同一個小區又買了一套。

六、娛樂記快

我初來東勝居住的時候,人們的娛樂生活是非常單調的,最主要的娛樂就是到電影院花2毛錢看一場電影。大約到了1983年左右,卡帶式錄音機面世,開始有了流行音樂,盒式錄音帶將鄧麗君的歌聲傳到了高原小鎮。一時間,年輕人紛紛購買錄音機,大街上,小夥子騎著自行車,後面帶著一個抱著錄音機的夥伴兒,把音量放到最大,滿大街地逛,成為東勝街頭一道獨特的景觀。其時,交誼舞開始出現,但還不怎麼普及,許多人對此還頗有微詞。有的單位逢年過節搞聯歡時才組織職工唱歌跳舞。我在二中教書時,有時學校團委組織青年教師活動,晚上在會議室跳舞,音樂伴奏是我們會樂器的老師,腳踏風琴、四胡、二胡、笛子、黑管組成一支臨時樂隊,激情澎湃地演奏。

後來,電子琴出現了,跳舞伴奏提高了一個檔次。與此同時,東勝街上出現了舞廳,夜幕降臨,舞廳內燈光閃爍,音樂大作,跳舞者也不再是青年男女獨領風騷,中年人也開始加入其中。到了夏天,還有露天舞場,有時還偶爾聽到因為跳舞而夫妻吵架的信息。

也就在那個時候,黑白電視進入家庭,到了晚上吃罷飯,人們就到有電視的鄰居家看電視。記得那時候電視劇《上海灘》,《霍元甲》播出,人們都忙得顧不上吃晚飯,有的人甚至來不及走大門,翻牆進入鄰居家,以致東勝一度出現萬人空巷的狀況。尤其是《上海灘》播出後不久,男女主角許文強和馮程程成了青年們的偶像,東勝街上的許多年輕女性紛紛效仿馮程程的髮型。

到了80年代中後期,不少錄像廳在東勝安家落戶,這是青少年們最喜歡去的地方,尤其最受青年男女的青睞,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錄像廳內遮擋得嚴嚴實實,簡易的座位上一對對青年男女們相互依偎著,嗑著瓜子兒,看著港臺進口的武打片或者愛情片。

隨著科技的進步,電子遊戲機產生了,小孩子們買了回家與電視連接,玩兒打遊戲。緊接著電腦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於是乎,電子遊戲廳遍佈市區。電子遊戲廳讓許多孩子玩兒上了癮,嚴重地影響了學業,引起了家長和社會的關注,開始了治理和整頓。

進入新世紀後,電腦逐漸普及進入家庭,許多家庭為了孩子的學習,購買電腦,但那時網絡還不怎麼發達,孩子們在利用電腦學習功課的業餘,購買一些遊戲軟件進行娛樂。隨著網絡的飛速發展,短短几年,電腦幾乎進入每一個家庭,各種網絡遊戲簡直令人眼花繚亂,青少年成了網蟲。不僅如此,網絡電影、電視無奇不有,黃色影視充斥其中,社會萬象無所不包。網絡聊天QQ出現以後,為人們的交流提供了更加豐富、更加廣闊的空間:文字聊天、語音聊天、視頻聊天,使得天南海北素不相識的人們在這裡成了“網友”、成了“知己”。於是乎,網戀進入了人們的情感空間。期間上演著網絡愛情的悲喜劇。2009年至2010年,一種叫做“偷菜”的遊戲風靡全國,不僅小孩子喜歡,連許多成人也樂此不疲,以至於出現了全民偷菜熱。

如今,一臺電腦就是一個世界,內容豐富得超乎想象,在這裡幾乎沒有查不到的內容。網上購物、網上銀行,網上訂票、訂旅店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生活與娛樂。


注:本文為紀實性敘述文字,為《東勝60年》一書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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