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落幕的2017年，國企改革“施工圖”能否落地見實效被抱有極大期待。分析其原因：就改革的操作性而言，在完成國企改革“1+N”的文件體系搭建後，國資國企系統亟待在實踐中湧現出大批活力充沛、創新力強的改革樣本，推動改革進程向縱深挺進；就經濟環境來說，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新舊動能轉換乏力、槓桿高企等問題持續存在，通過改革“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成為企業提高質量效益的關鍵抓手。

受制於資源稟賦、產業佈局和管理機制，地方國企改革攻堅克難的迫切性尤為突出。“假如畏難，不敢迎難而上，那勢必將再次錯失重要的歷史性時間窗口。我們必須背水一戰，打贏國資國企改革這場攻堅戰。”站在2017年起點上，時任山西省國資委黨委書記王一新的改革宣言，某種程度上傳達出諸多國企改革“操刀者”的心聲。面對內外交迫的發展環境，唯有在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實質性突破，才能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落在實處。

回眸2017，地方國資國企改革突出的共性在於清晰地沿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大力處僵治困，突出轉型升級，實施重組優化佈局結構。但共性之中，個性迥異。不同區域國資國企基於規模總量、產業結構、發展階段的差異，使其對改革路徑、發力點的探索各有側重，各有千秋。如廣東以戰略性重組為抓手推進國企改革；河南、湖北、陝西等中西部“處僵治困”力度空前；東北振興則聚焦混改，精準發力。

去產能 育動能 深化供給側改革“加減法”協同

亮點

江西省屬國企處置完成458戶“殭屍企業”，完成率達80.2%

海南對非政策性原因連續兩年虧損的二級以下企業，責成關停並轉、重組整合

觀察：近年來，地方國有企業盈利下行，經營壓力逐漸加大。究其原因，部分省份一煤獨大，過度依賴鋼鐵、電解鋁、煉化等傳統制造業的產業結構現狀還未有效扭轉，大力推進“殭屍企業”處置和虧損企業治理，努力止住“出血點”，成為地方國企走出盈利困境的必然選擇。

痛下決心“處僵治困”，多個省份打響了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攻戰。內蒙古積極化解過剩產能，各出資監管企業首批排查出低效無效資產300餘項，已依法處置200多項。其中，為加快包鋼脫困發展作為緊迫任務，內蒙古制定了包鋼提質增效轉型發展60條措施落實落地，目前已辦結19項，有序推進41項。2017年，包鋼實現盈利6.2億元，增盈45.3億元，扭轉了連續兩年鉅額虧損局面。

近幾年受國內外經濟環境影響，雲南省多家重化工企業經營困難。2017年，雲南省屬企業提前完成125萬噸鐵、280萬噸粗鋼的去產能任務，壓減煤炭產能357萬噸，省屬企業全年均保持穩中有進良好態勢，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

去產能卸包袱，更要協同培育新動能，補短板。在這方面，福建、浙江、江蘇等地區走在了行動的前列。2017年以來，福建省國資委所出資企業和各級國資委突出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向具有優勢的產業集中，對17家所出資企業主業進行重新梳理確認，調整至主業不超過3個，輔業不超過2個。江蘇2017年省屬企業投資95%以上集中在基礎設施、能源資源、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優質資源進一步向優勢企業和主業集聚。

2017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鏗鏘有力的步調中向前推進。以市場來檢驗改革的成效，全國多數省份營收和利潤的雙豐收帶有極強的說服力。

分類改革 狠抓落實 織就細密的支撐體系

亮點

內蒙古形成自治區國企國資改革“1+33”政策體系

江西形成“1+34”國資國企改革發展黨建監管文件體系

天津構建國企改革“1+30”文件體系

觀察：分類改革，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鮮明特色。緊扣新一輪國企改革主線，在分類改革的基礎上，明確改革任務，突出改革重點，落實工作責任，建立任務臺賬，成為確保各項改革紮實有效推進的內在邏輯。

上海有著龐大的國有資產總量，無疑是國企改革的一大重鎮。2017年，上海推動國資統一管理，加強國企分類監管。將文化、教育等企業改革納入國資整體佈局，在此基礎上，上海地方國有企業分為競爭、功能和公共服務三類，對三類企業分別定責、分策改革、分類考核，實現快速發展。

如果說，上海將分類改革提升至實踐的至高點，江蘇則為改革制定了細密的支撐體系。2017年，江蘇基本完成省國資改革頂層設計，累計出臺“1+N”文件36個，就文件數量之多堪稱地方國企改革之最。

管資本 轉職能 清單制管理成改革亮點

亮點

福建取消、下放監管事項19項

江蘇累計取消、下放17項，保留17項，精簡幅度50%

觀察：以國資管理創新帶動國企改革落地見實效，連續地貫穿於多個省份的改革進程中。以“管資本”為主完善國資監管體制，劃清監管機構與企業的邊界，制定監管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為地方國企注入了創新活力。

以國資監管權力“授、轉、讓”的數量作為衡量標準，不難看出，地方國企監管機構職能轉變的力度，由東南向西北內陸呈現遞減趨勢。上海堅持“立改廢”，修改10項制度規定，清理廢止93件規範性文件。加強“放管服”，下放28項審批權限，制定並嚴格履行管好資本、服務企業履職、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兩張清單”。

由南至北，天津修訂完善了《天津市國資監管清單》,將原有的審核、核准、事前備案、決定等事項調整為14大類35項。內蒙古出臺權力清單由35項壓減至18項，相應確定18項責任清單。

持續推動職能轉變，不斷提高監管效能，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必選項。從目前實踐進程來看，全國多個省份依據本地實際進行了強度、力度不同的探索。地方改革的先行先試，必定為中央層面權責清單的落地，積累了有益的先期經驗。

重導向 優配置 創新重組路徑

亮點

內蒙古設立自治區國有企業轉型升級基金，成深化改革重要舉措

浙江聚焦“鳳凰行動”計劃，推進企業上市和併購重組

觀察：實現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目標，勢必要加快深度重組的步伐。自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國資委先後完成19組36家中央企業重組，改革的力度可見一斑。圍繞同一個改革目標，地方國資國企改革呈現出突出的一致性。

然而，著眼於探索的路徑的不同，地方國企呈現出特色各異的創新舉措，既有著眼於分類改革的要求，有針對性的補短板、強化功能，也有橫向的同業間合併和縱向的沿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國有企業在兼併重組中，發揮著振興實體經濟中的骨幹作用。

廣東省屬企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效產能過剩、財務槓桿率高、佈局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集中表現為省屬企業“小、散、弱”，亟待新一輪國企重組優化資本佈局。為此，廣東省通過突出分類發展，將目前的準公共性、競爭性省屬企業，進一步細分為準公共類、競爭類、金控類三大類別。圍繞其使命責任、功能定位進行重組，而非片面追求規模效應。

以橫向同業間合併為例，山西焦化與中煤華晉在2017年9月完成重組，成為山西省國有資本佈局結構調整的一大手筆。2018，山西將在產業佈局方面，推動“騰籠換鳥”項目落地，重點完成燃氣集團、現代化工集團、水務投資集團、神農集團等專業化重組，重組力度再次加碼。

公司制改制鋪路 “三能”釋放企業活力

觀察：新一輪國企改革提出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其出發點和歸宿是激發國有企業活力，切實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公司制改製為突破口，截止至2017年12月，69家中央企業改制方案全部審批通過。中央企業的子企業公司制改制面超過92%。28個省級國資委監管的一級企業公司制改革面超過90%。

公司制改制的全面鋪開，為規範國有企業董事會建設、市場化選聘企業經營管理者奠定了制度基礎。緊抓改革的有力機遇，地方國企大力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實現“崗位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企業發展活力得到充分釋放。

改革考核辦法，激勵創新發展，江蘇力度不可小覷。2017年，江蘇修訂了省屬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明確“技術開發費用全額視同利潤”；改進工資總額預算管理制度，明確“市場化聘用特殊人才薪酬可在企業工資總額預算基數外據實列支。”

提目標 定方位 混改舉措穩步落地

亮點

上海整體上市或核心資產上市企業已佔競爭類產業集團總數2/3

重慶市屬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比重達到50.9%

雲南世博集團、文投集團通過增資擴股引入華僑城集團90多億元資金，文化、旅遊產業持續壯大

觀察：

與央企層面的混改試點不同，地方國企並不侷限於電力、鐵路、通信、能源等特定領域，而是充分打開競爭類企業的資本大門，通過上市、引入民營資本、央企資本、員工持股等多元化探索，激發傳統制造業企業潛力，釋放機制活力。

遼寧，是新一輪東北振興的重要引擎。2017年，遼寧將混改作為國企改革的關鍵點和突破點，完成本鋼寶錦汽車新材料公司、盤錦保惠公共設施服務有限公司等10戶企業已經完成混改，10戶員工持股試點企業全部形成方案。目前，按可比口徑統計，省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面達50%以上。

黑龍江省也奮力追趕，2017年6月，黑龍江首家混改企業——哈爾濱北方防務特種裝備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運行。2018年，黑龍江提出要完成15戶屬國有企業子公司的混改目標。以資本帶動機制轉換，混改已然成為振興東北經濟的關鍵法寶。

實現資本層面的混合，只是完成了改革的第一步。如何促使混改企業持續良好的運轉，天津將改革的目光投向了企業家群體。“企業家是企業的核心和靈魂人物，是推動改革的重要力量。國企混改的主體是企業家，培養一批德才兼備、善於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隊伍也是混改的重要目標。”天津市國資委黨委書記彭三總結經驗時說。

渤海輪渡同時推出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計劃，成為國資混改“雙推”第一企。

鐵手段 硬措施 管黨治黨從嚴從實

亮點

江西制定出臺國企黨建“1+15”系列文件，落實了意識形態責任制

廣西提出打造“五個過硬”國企國資幹部隊伍

福建全面加強黨建等“四大系統工程”建設，瞄準世界一流企業

觀察：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和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開啟了國有企業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徵程。以全面從嚴加強黨的建設為根本遵循，地方國企在落實管黨治黨責任、加強黨的領導與完善公司治理有機統一、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方面出實招、見實效。

為了把管黨治黨主體責任落到實處，湖北、江蘇等省份推進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肩挑”，省屬企業黨委班子成員與董事會、經理層和監事會成員交叉任職，多數企業已選配專職抓黨建工作的黨委副書記。

上海從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出發，將市管企業黨建要求全部納入公司章程；全部建立黨組織研究討論作為董事會、經理層重大決策的前置程序。通過以上舉措，切實發揮黨委（黨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

強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江西與14家企業、11所職業院校黨委負責人簽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約談了14家企業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直面問題、壓實責任，提升拒腐防變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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