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晨，姜永宁离开家，他又忧心忡忡地叮嘱妻子：“四旧的东西再清理一遍扔掉。”为了不让丈夫挂念，孙梅英决心把照片等东西全烧掉。整理到下午，她的队员、女乒国手仇宝琴来看她，关切地说“我来帮您整理。”一会儿，曾获世界冠军的林慧卿也来了，爽直地说：“你给我，明天早上我扔到锅炉里去。”孙梅英想，现在什么事都“无风就是雨”，如果万一让人看见，又成了转移黑材料，还是自己处理吧。为这件事，孙梅英后悔了多少年。
下午五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员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孙梅英想起中央曾发过不让抄家的“6.6通令”，便说：“中央6.6通令不让抄家。”孙梅英太书生气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专案人员向她大喊：“不抄革命群众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他们又乱抄一气，并拿走了那一包照片。
专案人员拿到照片欣喜万分，他们从里面寻找着立功的机会，有人发现他少年时代拍的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可怜瘦小的姜永宁被得的在地上爬，又下意识地钻到床底。
这是5月15日的夜晚，姜永宁在拘留室里象一座呆呆的木雕，他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血痕。谁见了这位善良老实人的遭遇，也会禁不住流泪。他曾经如此深沉地挚爱着这里的一切，三年前，他从国家队被调到这里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出国、出名的机会少了，但他心情舒畅地接受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运动队，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篇。”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他不善辞令，一个十几分种的发言他会写上三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些冷峻，但他内心却尤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有信比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后工工正正地钉在木箱内寄出，这在造反派看来也是罪状，因为姜永宁是典型的“好人党”。文革的“好人党”是指不能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姜永宁的确是个头上不长角、身上不长刺老实人。
5月16日清晨，王锡添看着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
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象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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