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認為大型互聯網公司會嚴格自律
過去20年裡，我們一次又一次目睹了成本低廉、甚至無需本錢的互聯網通訊平臺在科技狂人的美好渴望或社交好奇心下生根發芽，眼看著它們的規模和實力一天天壯大，在廣告商那裡將影響力變做錢財。Twitter、Facebook、LinkedIn、谷歌(Google)，無一不在快速成長。它們一度只是觀看兒童藝術軟件kid pix的一個新去處，但是接下來你就知道它們在重塑民主、治理和商業版圖。
Facebook最新遭遇的風波形象地刻畫了這一切。這一事件讓該公司縱容一家研究機構通過其社交網絡收集50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事情大白於天下。接下來我們又發現，這家和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有牽連、得到億萬富豪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撐腰的英國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將這些數據用於瞄準特朗普的可能支持者。Facebook對此的回應是，不，這不算“違規”。
恐慌指標：Facebook對危機的無效應對並不陌生， 但其最新的醜聞可能是最令人擔憂的
好吧，姑且不稱之為“違規”，因為一切原本就是這麼設計的。但這恰恰是問題所在。
信息洩露
多年來，我們一直圍繞社交網絡作為一種可以規範和了解人類行為動機的有趣工具展開思考和討論。但這些問題已不再停留在學術上的討論，Facebook已經壯大到了如此規模，與其說它是一種社會模式，不如說它是催生新文化的引擎。在獲准合法進入其平臺後，一家研究機構就可以這麼不停地挖掘下去，在劍橋分析這件事上，它挖掘的是5000萬用戶的個人信息。這樣的“黑客入侵”手法簡直是柔道的借力打力，就是以Facebook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好像電視劇《百戰天龍》中的特工麥吉弗(MacGyver)，給他本電話薄，他能隨手變成顆炸彈。
眼前發酵的這一切不過是我們已快要見怪不怪的災難的重演。我們的個人數據不斷從銀行、信用卡公司、信用評級機構、郵件服務商以及社交網絡外洩，流向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所以，這是一個僭越、違例和盜取身份信息的時代。當害怕監管落到自己頭上時，大公司可以放低身段。比如，在歐盟委員會對假新聞問題做出決定後，谷歌，Facebook和Twitter都同意與追蹤假信息的研究機構分享數據。但大部分時間裡，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世界級實體，它們擁有政治家據以招徠選票的手段，擁有資助遊說活動的巨大財力，本能地相信自己身處道德高地。在它們看來，其平臺被用作罪惡勾當不過是其邁向全球透明化過程中的副作用而已，看不透這點只能怪我們這些俗人沒有出息。
難道我們就只能坐視自己或親朋好友的信息被盜取、眼睜睜看著這些信息被拿來對付我們或者被黑客分享嗎？說實話，是這樣。要保護我們？被黑客攻擊了的信用公司Equifax Inc.看來是指望不上了。那我們能相信美國國會做出改變嗎？
我不敢指望國會能仗義執言。這個問題若是看走眼了，我會喜出望外的。與此同時，在所有地方實行雙重認證系統（若能使用YubiKey這樣的硬件密鑰就再理想不過），投資密碼管理軟件，接下來就是不折不扣地嚴守規定。
“洩密”這個詞是對的。我們主宰自身命運的下意識正是受到了這些洩密的挑戰。巨型互聯網平臺在毒害普通用戶，而且還讓這個過程自動化起來。不妨舉一個Facebook以外的例子：YouTube上有用戶喜歡有關陰謀的視頻，該平臺就此認為越來越多的人也將會喜歡這類視頻。還有Love all around!這首歌。2018年2月一位前僱員發推文稱：“我在谷歌上使用的一種算法向一些全美最不堅定的人推薦了InfoWars網站創始人和陰謀論散播者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的視頻超過150億次。”
YouTube首席執行官蘇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最近在西南偏南大會(SXSW)上表示，YouTube將開始在陰謀類視頻上加上維基百科的解說字幕（就像一些人將佛羅里達州帕克蘭校園槍擊案的一名少年稱為“危機演員”）。YouTube母公司谷歌顯然沒有將這個計劃通知維基百科。
數字環保署
互聯網創業家馬切伊·切格洛夫斯基(Maciej Cegłowski)曾將大數據形容為“我們不知該如何處理、帶有放射性和毒性的一堆爛泥。”也許我們該把谷歌和Facebook看作是新的汙染企業。它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增長！創造就業！上繳國稅！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向公眾思維的水庫中傾倒數以萬億計的毒素。之後再用維基百科把這些廢料打掃起來，輕描淡寫地加上一句：“我們拿你的隱私當回事”。
鑑於當下的聯邦政府由一個脾氣火爆、握有核武器和Twitter賬號的人把持，想進行改革或指望這些互聯網巨頭嚴格自律無疑是徒勞的。我在這裡提議創建一個看似不可能、但在我看來並非不可能的機構：數字環保署。姑且稱之為“數字保護署”(DPA)好了。其職責就是清理有毒數據，教育公眾，統計和開具罰單
數字環保署會怎樣運作？它可以做一些目前由一些個人所做的工作。比如，澳大利亞網絡安全專家特洛伊·亨特(Troy Hunt)的網站haveibeenpwned. com就追蹤著近50億被黑客入侵的賬戶。你只要給出你的電子郵件地址，這個網站就可以告訴你數據是否被竊。這樣的工作可以、也應該由一個聯邦機構來完成，而不是哪個聰明的澳洲人。而且，由聯邦機構來接手可以做得更好，因為這個機構具備合法探尋、複製和處理非法途徑所獲信息的框架。的確，要完成特洛伊·亨特獨立完成的同樣任務，這家機構可能要向Booz Allen或埃森哲(Accenture)或其他什麼公司支付1.2億美元，但政府合約的本質便是如此，而我們一次只能改變一件事。
說到有毒數據氾濫，很難知道你會受多大影響。實際上我們所有人都遭受到過黑客襲擊：很多、很重、而且是背後偷襲。至少我們可以開始瞭解這種偷襲有多麼嚴重。我們可以教給高中生查看“數字保護署”的網站，管理他們自己的違規行為。你也可以訪問這個網站，來獲取有關身份被盜取後如何恢復的有用信息，或如何申請新的社會保險號碼（我們應該廢除將社會保險號碼作為認證的做法，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你可以在這個網站上拿到恢復身份的表格，宣稱自己遭遇黑客襲擊，然後來保護自己。這是一件政府可以做的美差。
2017年第四季度，Facebook用戶在北美的增長率為負值
乘勝前進！想象一下按數據被竊取的次數對銀行和服務進行排名。或者頒佈一個有關個人信息如何分享的全國性披露標準（這樣的點子之前就以許多不同形式流傳）。關鍵在於，如果一家政府機關能夠像要求在包裝食品上張貼營養和熱量標準一樣做這件事該有多好。美聯儲下屬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就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前提是它能熬過眼前的是非），也許其職權範圍可以進一步擴展。
所以，我們就有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大量信息圖表，一個可以追蹤你受到怎樣欺詐的途徑，更理想的是一些執法能力——“數字保護署”應該有權開具罰單。我可以肯定會有一些鼓譟和反對，來吧，隨便。這些巨頭的錢多到它們並不在乎。而且可以站在它們的立場上想一想：派律師和“數字保護署”在私下協商，總好過每次遭到舉報後都被拉到國會去作證。
美國環保署(EPA)一年的預算是80多億美元，而“數字保護署”可能用不了這麼多。1500萬或2000萬美元就可以打造“數字保護署”的基礎設施，建立支持團隊。滿打滿算四個工程師就能搭建起這個平臺，加上幾名設計師，幾十個圖形藝術家設計圖表。再加上20億美元的管理和律師費，一個聯邦機構就可以開張了。
不幸的是，道義並不能像系統那樣擴展。我們已經在毒害自己，而且不是一點半點。考慮到牽扯到的金錢和權力，要讓每個人都承認我們的病態談何容易。但我們在根除這些癥結時更現實的處理方法是在虧欠自己（可能有些老生常談）、虧欠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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