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首任國安部長凌雲：永遠像沒事人一樣

1962年，凌雲等人在北京玉泉山學習。左起：劉復之、李廣祥、汪金祥、梁國斌、凌雲、王寧。

沉默者凌雲

本文首發於總第854期《中國新聞週刊》

2018年3月15日，95歲的餘海宇接到了凌晉的電話，父親凌雲剛剛去世了。

6天后，新華社發佈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國家安全部原黨組書記、部長凌雲同志，因病於2018年3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5月13日，《人民日報》在第四版左下角轉發。

這則消息，平靜緩慢地在知曉他的人群之間傳開。直到《中國新聞週刊》開始採訪時，有的公安部老人還驚奇地反過來問：凌雲去世了嗎？

真正知曉凌雲的在世者已寥寥可數，且大多心照而不宣。從1952年開始擔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長，到1965年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再到1983年成為首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有崇拜者，有反對者，有持平論者，對此，他了然於心，卻從不予回應，也不辯解。

或許，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不會被輕易提起，但更不會被輕易忘記。

四大筆桿子、左右手

公安部離休幹部餘海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公安部的老人大多高壽，且記憶力極好。她認為這與這個職業長期高度活躍的腦力勞動有關，工作性質要求他們的頭腦保持清晰縝密。

這些活檔案般的老人們經歷了政治動盪、波詭雲譎的30年，退出歷史舞臺後，再用清醒的30年處理這些沉重的遺產。不過，在每個人眼中，這些遺產並不相同。

餘海宇是為數不多的稱得上凌雲“生前友好”的人之一。但即便是她，也從沒聽凌雲談過自己。

餘海宇和凌雲70多年的友誼開始於延安時期。凌雲曾說：“是陳龍改變了我的一生。”陳龍是餘海宇的丈夫。

1940年，時任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的陳龍是除奸工作的領導。其中，嫌疑分子最多、情況最複雜的是幾所學校，陳龍決定親自負責。位於楊家灣的陝北公學設有保衛委員會，做具體工作的是一個外表英俊的青年，名叫凌雲。

不久後，陳龍把凌雲調到延安中央社會部二室做偵察工作。餘海宇也調到了社會部，開始和凌雲共事。1942年，餘海宇和陳龍結婚。

在餘海宇眼裡，凌雲很能幹，文筆出眾，頭腦清楚，做事認真，凡是他經手的事都清晰明瞭，有條不紊。

1949年前夕，中央成立中央軍委公安部，羅瑞卿擔任部長，公安部機關成員基本上由華北局社會部和中央社會部人員組成。1952年4月，陳龍被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兼政保局（一局）局長。健康狀況逐步惡化的他不能再兼任局長，經他本人提議，羅瑞卿給中共山東分局發了電報，調時任濟南公安局長凌雲進京到公安部。凌雲匆匆趕到北京，當即被任命為政保局局長。

1964年從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分到公安部、後任統戰部幹部局局長的胡治安剛來就聽說，一局局長凌雲是部裡的“紅人”。

凌雲和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劉復之都在1964、1965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長，成為彭真的“左右手”。兩人都是黨內少有的秀才，都是秘書出身，和王仲方、尹肇之被稱為公安部“四大筆桿子”，羅瑞卿每次開會召集籌備班子，這四人必定參加。

在同為筆桿子的胡治安看來，凌雲業務能力出色，善於觀察，記憶力驚人，而劉復之的文筆更勝一籌，鋼筆字更漂亮，群眾關係也更好。劉復之跟普通幹部都可以稱兄道弟，拍肩膀、熊抱。而凌雲則不苟言笑，有時甚至給人以“端著架子”的感覺。在院子裡散步時，胡治安幾乎沒見過凌雲跟誰打招呼。胡治安的妻子也是老公安，退休前在公安部所屬的研究所工作。她分析，這是因為凌雲搞政治保衛工作出身，與人打交道中有一種職業性的距離和防禦感，習慣於首先以審查的眼光去看待。

一局局長

作為公安部最重要的一局的局長和部裡的“紅人”，凌雲五六十年代參與了公安部很多大案要案的辦理。

公安部辦理的第一個大案是廣州的“二陳案”。1951年1月，廣州鎮反運動之初，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華南分局社會部認定廣州市在清匪反特和鎮反工作中存在右傾偏向，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陳泊、副局長陳坤被撤職逮捕。陳坤於1952年夏病死獄中，陳泊於1953年5月被判處10年徒刑。此案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受此案牽連，廣州又逮捕了“梁俠特務集團”案共263人。

此案由公安部一局負責審理執行。辦案人範祥、郭松年、郝力光經過審理得出結論，所謂“梁俠中統特務集團”一案沒有根據，不是事實，應予否定。報告經過一番爭論層層上報，送到羅瑞卿案頭，羅態度堅決：“此案不能動搖。”根據他的意見，凌雲批示：“審不出中統特務來，說明我們審訊工作的無能。”範祥等三人堅持意見，“梁俠案”一直不能結案，三人因此均受處分，被調離公安部。

陳泊的妻子呂璜後來說，悲劇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造成的，不能過於苛責辦了這類錯案的領導者。“全國解放初期，我們‘一邊倒’，什麼都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肅反經驗是把專政矛頭指向黨內，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對付黨內同志，公安部率先效法，陳坤、陳泊就是第一個撞上這個槍口的。”

1955年，又發生了饒漱石、潘漢年和揚帆的“饒、潘、揚事件”。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中組部部長饒漱石均遭逮捕，被判處徒刑。80年代，潘漢年和揚帆先後獲得平反。

此案平反後，有人透露，辦這案子的主意是凌雲出的。

但餘海宇認為，這些案子不能算在凌雲的頭上。畢竟是上面已經拍板發話的政治事件，而且潘漢年和揚帆的平反凌雲也參與了。餘海宇和凌雲一起辦過案，覺得他還是比較注重事實的，從嚴慰冰案中可見一斑。

嚴慰冰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她給林彪一家投寄了五十幾封匿名信，多有辱罵之語。此案由公安部審理，凌雲擔任組長，餘海宇具體負責。

至於“文革”中，彭真、陸定一等都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挨鬥，嚴慰冰也被隔離審查、後來被關進秦城監獄，那是後話了。

凌雲手寫的《清詩選》書籍。

供圖/中共嘉興市秀洲區委宣傳部

副部長

1965年，凌雲升任公安部副部長。從這時起，十二局副局長丁兆甲與凌雲有了較多的工作接觸，導致了半世紀的恩恩怨怨。

丁兆甲回憶，1965年2月，一位重要外賓路過北京，留宿一晚，周恩來準備和他見面談話。外交部禮賓司找到公安部，問兩人談話時能不能錄音。這是公安部十二局主管的業務，處長李陽彙報給丁兆甲，丁兆甲囑咐李陽此事要問清楚，究竟是周恩來佈置的，還是外交部的意見。因為自己在西郊辦公，丁兆甲讓李陽自己去找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彙報。

李陽去彙報時，凌雲在場。在凌雲提議下，徐子榮、凌雲、李陽以及外交部的韓敘一同去外賓下榻處查看了下，認為不適宜錄音，此事就此放棄。

“文革”期間，所謂“竊聽事件”受到追查，李陽被逮捕，丁兆甲也受到衝擊。李陽堅持沒有竊聽，被關押三年，最後經外交部韓敘等人證明才被釋放，派到深圳做臨時工作，不久後在廣州因心臟病去世。

1982年7月，公安部專案人員“輪訓班”開學，參加過中央專案的283人，本部專案的40多人，再加“文革”中的“造反骨幹”，總計近400人，集中到中央政法幹部學校（今公安大學）“集訓”，實際上是“封閉式審查”。李陽妻子張本惠本來也在輪訓班名單之列，她找到主管此事的凌雲，凌雲批准她不進輪訓班。據丁兆甲所知，對於“輪訓班”，時任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和凌雲持不同意見。趙蒼璧等認為，這些人如果有違法亂紀搞逼供信的行為，當然應該追究，如果是一般的職務行為，就不應該追究。

後來，在張本惠的要求下，凌雲批准追認李陽為烈士。丁兆甲說，公安部此前沒有這樣的先例。

1965年，十二局還發生了一件案子。公安部十二局曾經收到武漢市公安局送來的一份外文情報材料。丁兆甲記得，送來時，武漢市局只簡單翻譯了資料目錄，其中提到方誌敏、向警予、劉少奇等被捕，但是具體內容沒有譯文。丁兆甲看不懂原文，也沒有佈置將內容譯出，所以不知道其中具體情況。丁兆甲向主管十二局的副部長徐子榮寫了報告，建議將這批材料轉存中央檔案館或者公安部檔案處。徐子榮批示同意存部檔案處，並經副部長楊奇清、凌雲圈閱。丁兆甲讓業務處的柏遇春去找辦公廳辦理交接，之後的情況再未過問，業務處也沒有再向他彙報。

據丁兆甲後來所知，當時因辦公廳主任忙於“四清”之事而未能辦理，不久後又因為所謂在毛澤東專列上安裝竊聽器的“錄音事件”，十二局的工作陷於癱瘓，此事就擱置了。

“文革”開始後，這份材料被追查，丁兆甲說自己不知道下落。造反派問丁兆甲：“凌雲說曾和你談過，讓你不要把劉少奇的材料拿出來，材料就在你這裡，把材料找出來。”丁兆甲否認。造反派說：“凌雲都承認了，跟你講過六次話。”丁兆甲說：“我根本沒有印象，你們讓我和凌雲對證，什麼時候跟我談的，不要說六次，一次能證明，我就甘願受處分。”造反派去秦城監獄找凌雲對質，凌雲說：“我也記不清楚了。”這件事不了了之。丁兆甲認為，到現在都沒能給他一個清楚的說法。

1967年1月17日，是個餘海宇現在記起都想哭的日子。這一天，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主持召開公安部幹部大會，鼓動要徹底砸爛“公檢法”。造反派把跳樓摔斷腿的羅瑞卿用大筐抬上會場批鬥，餘海宇和凌雲都在陪鬥之列。會後，公安部7位副部長和43位正副局長、63位正副處長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凌雲等7位副部長、一批局長都被關進了監獄。

凌雲認為，自己進秦城監獄要歸因於康生。

延安時期，凌雲曾在康生任部長的中央社會部工作了5年。1947年冬，他隨康生率領的土改工作團到達山東渤海區，其間約有大半年擔任康生的秘書。土改工作期間，康生夫人曹軼歐認為渤海區黨委秘書長彭瑞林的夫人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是“國民黨分子”，要凌雲查究她的“政治問題”。凌雲經瞭解情況後，沒有理會。他後來才得知，康生夫婦“在渤海區黨委時就看出你不對頭了”。

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島休養。曹軼歐是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留在濟南，住在分局機關內。她堅持認為，自己在山東分局內已遭到嚴密監視。分局領導們要凌雲對曹做疏解工作，但凌雲不但沒有疏解成功，反而得罪了對方，成為與康生斷交的開始。他後來表示：“我真後悔做了這件蠢事。”

1955年“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爆發時，康生給中央寫信，說他原來的秘書沙陶和凌雲都是被饒漱石收買的“反黨分子”。材料轉到公安部，羅瑞卿沒有理會。

“文革”時，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紅得發紫。他親筆寫下許多批語，說凌雲是“叛徒”“特務”，製造了一個所謂“彭真、羅瑞卿、徐子榮、凌雲內奸集團”，凌雲為此坐牢7年。

餘海宇說，“文革”前公安部的人對凌雲的議論主要是不好接近，“文革”後，她開始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議論。她從沒見過凌雲回應過，也看不出他的情緒。

餘海宇說：“我認為他在“文革”時候，為了保護自己，他的話說得有點多了。他知道得多，說得也多，得罪了不少人。”

但她認為，造反派口中傳出的消息，真相難辨。比如，公安部一位副主任曾告訴她，就是因為凌雲“告密”自己才受牽連坐牢。而她聽說的則是，凌雲交待的事情被造反派斷章取義了。

而且，即便確實是出於凌雲之口，說這些話的情境也需要加以區別。被關押之後說的，不能叫“揭發”，只能叫“交待”。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時期，交待情況太正常了。這樣的事，數不勝數。餘海宇聽說，凌雲在獄中也交待了她的情況，但她從沒問起過凌雲，也並無介懷。

1967年11月，餘海宇也被關進秦城監獄，1973年才出獄。後來，她聽說中南海西門外有人專門接收告狀信，就告訴了凌雲的妻子梅建群，建議她寫信申訴。梅建群寫信送到中南海西門外，果然看見一個穿著大衣走來走去的人，信交給此人一週後，凌雲出獄了。

“清理辦”和“摘帽辦”

凌雲出獄後，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監獄清理。

監獄清理的調查摸底由公安部五局（勞改局）負責。一次，在五局工作的胡治安隨凌雲去參加清理工作會議。會上決定，成立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由調查部部長羅青長（有時副部長熊向暉代）、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和公安部副部長凌雲負責，並由這三部門聯合成立“清理辦公室”。問凌雲公安部誰參加，凌雲隨手一指胡治安，就他了！

80多歲的胡治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清理辦”設在公安部大樓五層，實際坐班的就他一人。摸底進行了半年多，查清全國各地的監獄和勞改場所中共關押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15000多人，多是在解放後的歷次鎮反、肅反運動中以歷史罪被判刑的。

“清理辦”辦公會議上，討論到在押人員的具體情況時，凌雲心裡像有一本賬，哪個人什麼職務，什麼歷史罪行，怎麼被捕的，改造時表現如何，他都能隨口說出，一清二楚，讓胡治安佩服不已。

經過討論，決定對953名國民黨將級在押人員中的109名不予釋放。但毛澤東批示，一律釋放。因此，其餘人員也照此辦理，全部釋放了。

“文革”後，公安部清理“四人幫餘孽”，參加過公安部“紅旗隊”的胡治安成了清理對象。他認為自己沒喊過口號，也沒發過言，更沒抄過家，看不慣一些人見風使舵的面孔，就在會上和兩個處長頂撞了起來：“用四人幫的辦法清理四人幫的餘孽，是錯誤的！”

這番話彙報到凌雲那裡，凌雲說：“你們搞錯了，胡治安不是造反派，我很瞭解他，我從監獄出來他就跟著我。”凌雲還打電話給胡治安，叫他不要胡說八道，也不要再參加運動了，老老實實在“清理辦”待著。

後來，胡治安險些被定為“三種人”，凌雲又一次為他說了話，保下了他。

1978年5月，中央五部聯合成立了右派摘帽工作領導小組，凌雲是領導小組成員之一。領導小組之下，設立了“摘帽辦”。“摘帽辦”設在中央統戰部，受凌雲指派，胡治安代表公安部參加了“摘帽辦”的工作。

6月，五部在山東煙臺召開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意見。凌雲曾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當年因摘帽面過大受到過中央批評，有了這一教訓，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勸告與會者，只摘帽，不要搞甄別平反。但在中組部部長鬍耀邦、副部長楊士傑的推動下，大家統一了認識，對於錯劃右派者，“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解放55萬人的55號文件”。

一次，一位被凌雲劃成右派的公安部幹部給“摘帽辦”寫信要求平反，胡治安向凌雲彙報，凌雲坦然地說：“對，那個人是我劃的，你把他改過來。”據丁兆甲所知，此人一直對凌雲不諒解。

還有一次，一位過去被凌雲從公安部調走的幹部向統戰部寫信申訴，胡治安趁凌雲來統戰部開會時向他了解此人的情況，凌雲說：“他沒有什麼問題，現在看沒有什麼事。”

1981年，胡治安已經在“摘帽辦”工作了三年。統戰部想把他留下，但凌雲不同意，打電話把他叫到了辦公室。凌雲告訴胡治安，別去統戰部，也別回公安部，跟他走，他負責給胡治安安排工作。胡治安說自己已經答應統戰部了，凌雲說：“你答應他們了？可我沒答應啊。”胡治安懇切地表示，自己是學歷史的，留在統戰部更能發揮自己的所學和所長。凌雲這才作罷，讓他想回來的話隨時打電話。

後來胡治安才知道，當時凌雲正在籌組國家安全部。1983年7月，凌雲成為新成立的國安部的首任部長。

一天早上，胡治安去中山公園鍛鍊，碰見了凌雲。凌雲問他在統戰部的情況，他說自己當了處長，凌雲說：“還是個處長啊，早叫你跟我走你不跟我走。”胡治安說：“你那時候只說讓我跟你走，我知道你要到哪去啊。”

一次罕見的訪談

1991年，為徵集中共管教與特赦釋放國民黨戰犯史料，時任撫順市政協文史委主任紀敏以撫順市政協文史委的名義給凌雲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介紹一下中央有關管教與釋放蔣戰犯的決策經過。

他知道，早在50年代初期，凌雲從山東濟南調到公安部擔任一局局長時起，就負責主抓管教國民黨戰犯工作，一直到1975年將戰犯全部特赦釋放完畢。

上午8時許，紀敏在一間寬大的會客室裡，見到了身材魁梧的凌雲。凌雲坐在長桌對面，紀敏發現，他正在上下打量自己。突然，凌雲右手指一伸，指著紀敏問道：“你身在撫順，為什麼要把手伸向我們公安部？”紀敏答道：“凌部長，不是我把手伸進了公安部，而是公安部把戰犯管理所建在了撫順。”他說，訪問凌雲，是為了不辜負周恩來總理的期望，以免出現“人走史亡”的歷史遺憾。凌雲微微點頭。

紀敏又說：“凌部長，老實說，我對您本人的研究也有多時了……”這話一出，立刻遭到凌雲的“質問”：“直到今天為止，我對我自己還不夠十分了解。你對我研究多時？說說看，我是怎麼一個人？”

紀敏只能硬著頭皮談了自己蒐集的資料，並提到自己曾在華東工礦部濟南工業局政治部團工委任幹事，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是王新民。凌雲說，說起王新民，自己同他不光是認識與不認識的關係，而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

半小時後，凌雲終於開口進入談起這次訪談的主題。

凌雲一出口，紀敏就發覺他“語出驚人”，談的事情竟都是檔案查不到並且是各地中、下級管教幹部說不清的史實。紀敏馬上想到自己還帶來了一個小型錄音機，便向凌雲請示：“凌部長，您談的事情很重要，我們能不能錄一下音？”凌雲斷然回答：“不可以。”紀敏又問：“那我們筆錄一下，可以嗎？”凌雲還是斷然回答：“不可以。”

紀敏兩手放在白桌布的下面。凌雲開始說時，他從褲袋內摸出備用的碳素筆與紙，將時間、地點、人物、姓名、數字等基本要點偷著記了下來。他自己一次也沒敢低頭，桌面上的筆記本和鋼筆也一動未動。甚至，秘書準備的茶水，他也一口未喝，不想因此而出現去衛生間、中斷訪談的場面。

談完後，經過紀敏的誠懇請求和保證，凌雲同意由他代筆寫一篇稿子。“我必須說明，不經我審查，不經我批准，絕對不允許你隨意發表。”

紀敏回撫順後，很快就起草了一份文稿，不久收到凌雲親自修改的打字稿和一封親筆信，對協助整理表示滿意和謝意。這篇《中共的一項偉大決策——教育改造國民黨戰犯工作的回顧》稿件，1993年刊登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主辦的《縱橫》雜誌上。

“很難了解他”

1985年，餘海宇從公安部五局副局長任上離休後，時常去看望凌雲夫婦。她多數時間都在和凌雲的妻子梅建群聊天，凌雲很少參與。

餘海宇覺得，凌雲永遠像沒事人一樣，不喊冤，也不議論別人，跟誰也不交心，很難了解他。

1995年，《陳龍傳》出版，凌雲作序。餘海宇聽作者說，書中延安章節有一部分他總是寫不好，凌雲索性就代筆重寫了。

2004年，凌雲為徐子榮撰寫的紀念文章《懷念公安戰線優秀的領導者徐子榮》公開發表。

凌雲在文中寫道：目前採取了改“收容”為救助等改革措施和其他親民措施，按照這條路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奮之餘，想起了徐子榮，想起了寫這篇文章，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快要湮沒的史事，作為歷史的借鑑，應是有益的。

2016年，丁兆甲聽說凌雲生病住院了，想去病房找他把舊事說開。

等他覺得不能再拖了時，凌雲已經病重插管，不能說話。

一段心結，終於沒能徹底說開和釋然。

凌雲的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時，餘海宇的身體狀況已經無法出門。過去，她多次聽凌雲說起，自己身後不想搞告別儀式。告別儀式還是搞了，餘海宇只能送一個花圈送別老友。

按照凌雲的遺願，他的骨灰被帶回故土浙江嘉興新塍安葬。1917年6月，他在這裡出生，原名吳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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