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優先:一般收入者的生活,為何越來越艱難

有錢優先:一般收入者的生活,為何越來越艱難

有錢優先:一般收入者的生活,為何越來越艱難

導語:

沒人喜歡排隊等候。有時候你可以花錢插隊......在一個一切都可以買賣的社會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會變得更加艱難。

對生活中各種東西進行明碼標價,將會腐蝕它們。如果孩子好好讀書就給他們零錢,有可能使他們讀更多的書,但同時也教會了他們把讀書視作一份掙錢的零活,而非一種內在滿足的源泉...

——《金錢不能買什麼》

譯者: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鄧正來


01

花錢插隊,腐蝕了健全的公民習慣

人們很早就知道,在高檔飯店裡只要給領班塞一筆可觀的小費,便可以在晚餐人多時不用排隊等候。

這種小費有點兒像賄賂,因而只能悄悄地給。然而,近年來,出售插隊權利的現象已漸漸公開化,並且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做法。

等候機場安檢的長龍,使乘機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必須在蛇形長隊後等候。購買了頭等艙或者商務艙機票的人可以走優先通道,先行通過安檢。

但是,大多數人買不起頭等艙的機票。因此,一些航空公司開始為經濟艙旅客提供購買插隊特權的機會。

如果你多掏39美元,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就會為你提供從丹佛到波士頓的優先登機權,此外還可以享受在安檢點插隊的特權。

評論家抱怨說,機場安檢的快速通道不應當拿來出售。航空公司則回應道,只要所有的人都接受同樣的安檢,那麼在安檢隊列中插隊便是它們應當可以自由出售的一項便利措施。

遊樂場也開始著手出售插隊的權利。一直以來,為了享受最受歡迎的遊樂項目和景點,遊客總得花好幾個小時排隊等候。現在,好萊塢環球影視城和其他遊樂場為遊客提供了一種不用等候的做法:

如果你願意支付大約兩倍於一般票價的價錢,你就可以購得一張排到隊伍最前面去的通行證。一些觀察家仍對這種做法表示了不滿,認為它腐蝕了健全的公民習慣。

一位評論家寫道:“過去,所有去主題公園度假的家庭都會按照公平的方式排隊等候,而現在,對大家一視同仁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有趣的是,遊樂場常常會掩飾它們所出售的特權。為了避免激怒普通遊客,一些遊樂場會領著他們的貴賓級客戶從後門或者邊門進去;另一些遊樂場則會派專人護送他們去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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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有錢優先,使窮人的處境更為艱難

這種做法之所以小心翼翼地進行,表明了即使在遊樂場裡,花錢插隊也是有悖於這樣一種理念的,即公平意味著排隊等候

但是好萊塢環球影視城的售票網站卻沒有這麼躲躲閃閃,它公開兜售價值149美元的隊伍前面通行證:“憑此證可以排到隊伍的前面去,優先享受或觀賞所有的遊樂項目、表演和景點。”

在美國各地的免費公路上,也可以看到快速通道不斷增多的趨勢。越來越多的自駕出行者可以通過付費來躲開汽車長龍,從而使用高速運行的快速通道。

此舉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多人共用車專用道”。在美國,很多州都希望減少交通堵塞和空氣汙染的現象,於是它們為願意合夥用車的人開設了快速通道。

如果獨自駕車者被發現使用了“多人共用車專用道”,就會遭到鉅額罰款。於是,一些司機在乘客座上放上充氣娃娃,希望用此舉騙過高速公路上的巡警。

在電視喜劇片《抑制熱情》的一集中,拉里·戴維用一種巧妙的方式最終買到了在“多人共用車專用道”上行駛的權利。有一天,他在去看洛杉磯道奇隊的棒球比賽時遇到了交通堵塞。

於是他僱用了一個妓女,不是為了做愛,而是為了僱她拼車去體育場。果不其然,經過在“多人共用車專用道”上的疾駛,他順利地在比賽開始前趕到了體育場。

現在,很多駕車族不需要僱人拼車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了。在交通高峰時段,獨自駕車者只要支付最多10美元就可以買到使用“多人共用車專用道”的權利。

一些人反對出售插隊權利的主意。他們認為,快速通道項目的激增強化了富人的優勢,而使窮人處於更為不利的境地。

另一些人則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為快捷服務收取較高的費用沒什麼錯。聯邦快遞公司為次日送達服務收取額外費用。各地的乾洗店也為當日可取的服務收取額外費用。但是沒有人抱怨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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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約醫生,富人享受的“醫療插隊”

黃牛們從供需關係的巨大缺口中挖掘出了商機。他們僱人排隊掛號,然後再把掛號單以數百美元的價格轉手——這個價格要高於一個普通農民幾個月的收入。

但是我們也可以對美國越來越普遍的更為精妙的插隊行為——“特約醫生”的興起——提出上述問題。現在越來越多的醫生都開始為病人提供一種更為貼心的服務,即“特約醫療”,他們的收入遠超同行。

當然,特約醫療服務的缺點是它只為少數病人提供服務,而將大多數病人都推到了其他醫生原本已經擁擠不堪的患者隊列中。因此,它招致了與那種反對所有快速通道項目的觀點一樣的反對意見:特約醫療服務對於那些仍滯留在擁擠行列中受罪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特約醫療服務肯定不同於北京的特需門診服務和倒賣門診號的做法。那些無錢享受特約醫生服務的人,一般還可以在其他地方獲得體面的醫療服務,而在北京買不起黃牛門診號的患者則不得不沒日沒夜地排隊等候掛號。

但是這兩種做法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二者都使得富人可以在享受醫療服務時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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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社會不平等和腐敗的根源,就在這裡

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這幾種情形都刻有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記。在機場和遊樂場、在醫生的候診室,“先到先得”的排隊倫理正在被“花錢即得”的市場倫理所取代。

而這種轉變反映了某種更大的問題,即金錢和市場越來越侵入此前由非市場規範所調控的各個生活領域。有一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但是現如今,這樣的東西卻不多了

今天,幾乎每樣東西都在待價而沽。我們為什麼對“我們正朝著一個一切都待價而沽的社會邁進”感到擔憂呢?這裡有兩個原因:一個關乎不平等,另一個關乎腐敗。

讓我們先來看看不平等。在一個一切都可以買賣的社會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會變得更加艱難。

隨著金錢最終可以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保健、在一個安全的鄰里環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區安家、進入精英學校而非三流學校讀書),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發凸顯出來。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貧困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中異常艱難的原因。不僅貧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過使金錢變得越發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變得更加尖銳了。

我們不應當把一切事務都作價待沽的第二個原因,則比較難闡述清楚。它所關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問題,而是市場所具有的那種侵蝕傾向。

對生活中的各種好東西進行明碼標價,將會腐蝕它們。那是因為市場不僅在分配商品,而且還在表達和傳播人們針對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態度。

如果孩子好好讀書就給他們零錢,有可能使他們讀更多的書,但同時也教會了他們把讀書視作一份掙錢的零活而非一種內在滿足的源泉。

將大學新生名額拍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者,有可能會增加學校的財務收入,但同時也損害了該大學的誠信及其頒發的學位的價值。僱用外國僱傭軍去為我們打仗,有可能會使本國公民少死一些人,但卻侵蝕了公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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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美、神聖的事物,不應該拿來買賣

經濟學家常常假設,市場是中性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市場留下了它們的印記。有時候,市場價值觀還會把一些值得人們關切的非市場價值觀排擠出去。

當然,人們在哪些價值觀值得關切,以及為什麼觀值得關切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所以,為了決定金錢應當以及不應當買什麼,我們就必須首先決定,什麼樣的價值觀應當主導社會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個領域

為什麼一些付費插隊、替人排隊和倒票行為會令我們覺得討厭, 而另一些這樣的做法卻不會呢? 其原因是市場價值觀對某些物品具有腐蝕性。

加利福尼亞的約塞米蒂國家公園每年都會吸引至少400萬名遊客前來。大約有900個主要的露營地可以提前預訂,每晚象徵性地收取20美元。

然而,2011年《薩克拉門託蜜蜂報》的一篇報道稱,票販子以100——150美元一晚的價格在網站上出售約塞米蒂露營地門票。公眾對倒賣約塞米蒂露營地門票的行為十分憤怒,他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有些東西是不應當拿來估價待售的。根據這個觀點,國家公園不只是使用的對象或社會功利的來源。它們是有著自然奇觀和美景、值得人們欣賞甚至敬畏的地方。黃牛黨兜售這種地方的門票似乎是對美的一種褻瀆

另一個市場價值觀與神聖的事物相沖突的案例是:當教皇本篤十六世首次訪問美國時,人們對他在紐約和華盛頓特區露天體育場舉辦彌撒的門票的需求,遠遠超過了這些體育場所能夠提供的席位數量。

免費門票通過天主教主教教區和本地教區分發。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倒票行為:一張門票在網上至少賣到200美元。

於是,教會官員對這種行為進行了譴責,其理由是參加宗教儀式的門票不應當被拿來買賣。教會的一位女發言人說:“不應當有門票市場。你不能花錢慶祝聖典。”

那些從黃牛手中買到門票的人也許不會贊同這個觀點。他們成功地買到了門票並慶祝了聖典。但是我認為,教會那位女發言人所試圖表明的乃是一個不盡相同的觀點:

儘管通過從黃牛手中購票有可能參加教皇的彌撒活動,但是如果這樣的體驗是可以被待價而沽的話,那麼這個聖典的精神也就被玷汙了。把宗教儀式或自然奇觀當作可以買賣的商品,乃是一種大不敬。把聖事變成獲利的工具,是在用一種錯誤的方式評價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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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信息:

本文摘自《金錢不能買什麼》

譯者: 鄧正來

出版年: 2012-12-1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標題: 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

原作名: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1953年3月5日-),又譯為沈岱爾,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

上世紀80年代初以其對羅爾斯正義論的批評而蜚聲西方學界。主要學術代表作有:

《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1982年)

《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1984年)

《民主及其不足》(1996年)

《公共哲學》(2005年)

《反完美案例??基因工程時代的倫理學》(2007年)等,其中大部分已被翻譯成德、法、中、日等十多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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