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小故事
美國鉅富巴菲特2010年寫信給《財富雜誌》：
“我因為生活在市場機制裡而走運。這個市場機制雖然一般來說運轉良好，但有時也會產生扭曲的結果。……在我所工作的經濟體系裡，對那些在戰場上拯救他人生命的人，它用一顆獎章來報答他們；對那些偉大、認真的老師，它用家長的感謝信來報答他們；然而對那些能夠看得出股價失衡的人，它用大量的金錢來報答他們，有時達到數十、百億之譜。總之，命運的擺佈是無常的，它並不一定公平。”
巴菲特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致富，並不是因為他比其它行業的人能力高強，才智過人，而是由於這個社會的機制加倍地報賞他這個行業。他的財富是沾了經濟體系“遊戲規則”的光。換句話說，經濟體系選擇了勝利者，並非因為他特別傑出。
巴菲特是否過分謙虛呢？
美國的經濟體制
絕大多數人認為，用人唯賢（meritocracy，精英治理），而非用人唯親（cronyism），這是公平競爭最重要的觀念，也是美國企業能夠不斷創新，不斷進步的基本因素。自由（放任）市場（free market），儘量減少政府的干預和監督，這是美國今天當道的經濟策略。
企業上利用“供給面理論”（supply side theory），經過減少稅率和放松管制，以降低對商品（包括服務）的障礙，來創造經濟成長。企業界賺錢越多，經濟就越繁榮，就業機會也越多。
這幾股力量的結合，就是共和黨的經濟理念，也被認為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主張權力和利益的分配應根據個人的才能與功績，由市場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企業的勝負。在這個體系裡，能者和勤奮者得到報賞，能力不足的，或是用功不夠的被淘汰，這是共和黨不可搖動的信念。
然而，全球化和科技創新改變了這個公式。從80年代開始，美國貧富懸殊的趨向日益嚴重，底層向上遊動乏力。40年來，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幾乎原地踏步，與此同時，高端1%的收入增長了3倍。如今，縱使就業市場情況改善，但是製造業仍然不振。美國雖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但在“經合組織”的35個國家中，美國的“貧窮率”第三高！每5個兒童就有1個是缺乏“食物保障”的（《時代雜誌》，2015-5-13）。
就拿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吧（係數從0到100，100表示1個人擁有全部的財富，0表示人人財富相同）。根據中情局的資料，美國是47.0（德國27，加拿大32.1，英國32.4，臺灣33.8，南韓34.1，日本37.9，中國42.2）。今年三月，研究事業數據的Zippia公司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資料發現，美國最富有的兩州：加州的基尼係數 48.80，紐約州是51.02！情況極端嚴重，埋下了社會動盪的種子。
法國經濟學教授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於2013年出版《21世紀資本論》一書，用統計方法研究過去250年的歷史，觀察財富的集中和分配。他發現：由於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始終高於經濟增長率，這導致財富不均逐漸擴大。從這個結論出發，減少政府幹預不過保持慣性，於事無補。過去這幾年，皮凱蒂成為經濟學上討論最多的人物，他所提出，徵收全球性財產稅的方案更是爭論最多的焦點。
一向強調自由貿易，減少干預的共和黨，在川普的領導下，竟然推翻既定方針，開始採行貿易保護政策，干預本國煤炭和石油工業。顯然地，經過 40年的兩極化走向，美國不得不承認，經濟機制有系統性的問題。川普的措施，不過是他解決問題的手段。
嬰兒潮一代如何擊破了美國
新書《尾旋下落：美國五十年墜落背後的群體和力量 - 以及反對者的抗爭》（Tailspin: The People and Forces Behind America's Fifty-Year Fall --and Those Fighting to Reverse It）的作者史蒂文·布里爾（Steven Brill）在5月17日的《時代雜誌》濃縮書中內容，寫了一篇《嬰兒潮一代如何擊破了美國》。
該文指出：過去50年來，有一個主題貫穿美國政壇。那批最有才華，最有幹勁的美國精英，利用那使美國成為偉大的東西（第一修正案）：用人唯賢，創新，言論自由，金融和法律獨創性，程序正義，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甚至民主選舉本身，來追逐他們的美國夢。他們為自己贏得了勝利。
然後，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他們消除限制他們勝利的護欄，鞏固他們的勝利，用智取和彼此合作除去那些可能遏制他們的力量。既得利益以後他們收起階梯，過河拆橋，讓其他人無法分享他們的成功或挑戰他們的優勢地位。今天的美國是分裂的，上層是受到（民主機制）保護的群體，下層是不被保護的群體。那些使美國偉大的核心價值反而使美國陷入低谷，產生功能失調。
文中舉出國會議員的例子：每個國會議員都被大約20多名註冊的說客（lobbyists）所包圍，他每天至少得花5個小時與他們周旋，加上晚上的宴請籌款。說客們代表各種特殊利益團體，提供國會議員的競選經費，達到利益交換。金錢已經完全控制一切，這批送到華盛頓代表選民的議員，實際上代表的卻是特殊利益，創造對特殊利益有利的環境。
得到保護的是大企業和富人，例如造成金融危機的金融大款，以及受到減稅利益的富人。又如，反對全球暖化，反對控制槍支，這些都是保護某些特殊利益團體的具體表現。利益受到危害的是消費者和底層人民。
今年6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也有篇類似的文章：《9.9％是美國的新貴族》。它主要的論點是，特殊階級不僅是頂層的0.1%，而是整個上層的10%。該文作者認為，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大幅降低，富者恆富。這個新貴（meritocratic class）用舊伎倆掌握了以犧牲別人孩子為代價，鞏固自己群體的財富，並傳遞特權。
結語
在網絡上我們所聽到的盡是用人唯賢和市場經濟的優點，上層精英總認為自己是憑本事奮鬥，才有這樣的成就，那些爬不上來的人，全是不夠努力，或是資質不足。上面這批作者的分析說明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至少過分簡化。
更糟糕的是，那種觀點只管自己族群的利益和優勢，無視整個社會向不公正、不公平傾斜。
這幾位關心未來的作者們指出了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美國現有的經濟架構已經產生裂痕， 競爭的遊戲規則並不公平，它在結構上偏向上層群體，阻礙下層群體的向上移動。人們對國家機器和經濟體制的信任度降低。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整個格局，不要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蠱惑，尋找解決方案，增加下層群體的競爭力，以避免災難性的結局。
在能夠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之先，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質疑今天“用人唯賢”和“自由市場”的利弊，從整個社會福祉的眼光，而不是短期自己群體的利益，來作價值思考和判斷。以美國今天的政治環境，身份政治掛帥的語境下，這個“奢想”現實嗎？又有多少人會像巴菲特那樣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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