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林博、張林傑， 朱瑩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
摘要：本文選取了世界190個國家過去60年的面板數據及21世紀的預測數據，考察了人口年齡結構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關係。從全球範圍內來看，總體上經常賬戶餘額與人口撫養比的逆向關係得到支持。對應著各國人口結構的階梯性變動，全球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總體上呈現成年國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國家的局面。從梯隊來看，繼上世紀中葉以來，第一梯隊美國、歐洲，第二梯隊日本、中國、東南亞，第三梯隊中亞、南亞、西亞、非洲依次向世界輸出資本。歐、美、澳、新等國家或地區在21世紀會持續進口資本，中國會在21世紀30年代，東南亞將在50年代開始由資本輸出國轉向資本輸入國。給定世界和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變遷，未來世界國際資本流動格局需要更嚴肅的思考和應對。
JEL分類號：C33; F32; F41; J10
一、引言
在過去100多年間，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發生了數次轉移。19世紀，資本從歐洲流向了年少的新世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也同樣流向了比歐洲“更老”的國家俄羅斯。20世紀中期資本又從美國流回到了由於二戰而勞動人口比例偏低的歐洲和日本。二戰後，亞非拉大量新興國家生育率提高，嬰兒夭折率降低，面臨著年經的家庭和年輕的政府（部分源於二戰後大量新政府成立），形成外部資本依賴(Foreign Capital Dependency)，國際資本主要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表現為經常賬戶逆差（Coale and Hoover，1958）。最近20年，成熟的亞洲開始向相對衰老的歐美輸出資本。
生命週期理論將儲蓄與消費行為與人口結構緊密聯繫起來。人們會為自己一生的消費平衡，年輕時和年老時會負儲蓄進行消費，中年時儲蓄大於消費，在生命週期內，會形成駝峰的儲蓄曲線。消費和儲蓄行為直接決定於生命週期所處的階段，這樣，人口年齡結構的系統性變化將會影響到國民的儲蓄行為。其基本路徑可歸結為：第一，當老年和少年人口比例大，在撫養負擔大的情況下，儲蓄率會相應下降以應付撫養需求。第二，當勞動人口比例小時，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會導致投資回報下降，同時勞動人口自身的就業需求也較小，二者均引起投資需求下降。第三，封閉經濟條件下，儲蓄率下降，投資率隨之下降；開放經濟條件下，經常賬戶就是國際資本流動的緩衝工具(Sachs，1982；Obstfeld and Rogoff，1995)，國內儲蓄率與投資率之間完全的聯繫將會被打破，儲蓄可以在國際間流動。當經常賬戶表現為赤字時，代表著資本流入；經常賬戶表現為盈餘時，代表著資本流出。人口結構對經常賬戶的影響取決於儲蓄投資下降的相對幅度大小。實際上，隨後的經驗證據更多支持人口結構效應對儲蓄的影響要大於對投資的影響。所以，人口結構如果趨向於成年，儲蓄增加幅度要大於投資增加幅度，經常賬戶將上升；人口結構如果趨向於老年，儲蓄下降幅度也要大於投資下降幅度，經常賬戶將隨之下降(Higgins，1998； Kim and Lee，2008)。對於中國的情況，隨著人口逐漸趨於老齡化，儲蓄率降低將會導致資本輸出減少（簡永軍和周繼忠，2011）。
人口結構會改變一國的生產率進而影響外部均衡。當一國特別年輕或特別年老時，工作人口比例降低，或工作人口年齡向老年推移，這會降低社會勞動生產率（Feyrer，2008），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只能生產更少的產品和服務，推高國內價格，本國產品在世界競爭中會逐漸失去價格優勢，消費增加和供給減少促使大量產品依賴進口，經常賬戶餘額會減少。
根據上述理論，如果以少年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以及總撫養比來代表人口結構的話，三種比例將與一國的經常賬戶餘額成反比，人口年齡結構變遷將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那麼在國別國情各異、經濟體制不同的現實世界中，人口年齡結構的變遷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總體上能得到驗證嗎？具體來說，從靜態角度來看，當一國總撫養比相對世界其他國家偏高時，該國是否表現為資本流入或經常賬戶赤字？而當一國總撫養比偏低時，是否又傾向於資本流出或經常賬戶盈餘？從動態角度來講，當一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經歷從高到低的變遷時，該國是否表現出逐漸擺脫外國資本依賴抑或資本輸出量的增加呢？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如果這一規律能夠得到驗證的話，給定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變遷，中國的外部均衡或在國際資本流動中的格局就需要更嚴肅的思考和應對。
本文目的就是通過全球歷史數據來驗證和考察現實世界中人口年齡結構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關係。我們選取了世界上190個國家過去60年的面板數據及21世紀的預測數據，從靜態和動態角度考察了人口年齡結構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關係。我們發現，對應著各國人口結構的階梯性變動，全球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總體上呈現成年國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國家的局面，就一國自身而言，其經常賬戶與人口撫養比逆向而行。我們還利用前文得出的結論並結合未來50年全球人口年齡結構的變遷對未來國際資本流動格局作出初步預測。21世紀，中國、東南亞、印度、非洲將依次成為輸出資本的主體，而歐美髮達國家會持續輸入資本。隨著中國的快速老齡化，在2030年左右中國將由資本輸出國轉入資本輸入國。
本文的結構如下：論文第二部分描述世界人口結構變遷的典型事實；第三部分為數據說明與樣本分組；第四、五部分分別從靜態和動態角度驗證人口結構與國際資本流動的逆向關係；第六部分預測未來世界國際資本流動格局；最後為結論與政策含義。
二、世界人口結構變遷
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各地區經歷了不同的人口年齡結構變遷，突出表現為以下特點。
（一）世界總撫養比總體下降，但國家間差異較大。
世界總撫養比總體下降，由1960年的73，下降到2010年的53，下降了20個百分點。全球整體享受人口紅利。但結構上國家間差異較大。同期高收入國家從60降到49，降幅較小；而中等收入國家從77降到51，降幅為16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從84降到75，降幅為9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降幅較慢，且仍處於較高的撫養比水平。中國由於計劃生育政策，降幅最為明顯，同期從78劇降到39，降幅達一半，是世界上享受人口紅利最為明顯的國家。拉丁美洲已擺脫二戰後沉重的少年撫養負擔，人口年齡結構緩慢的走向成熟；亞洲在過去50年雖然有跟拉丁美洲相似的趨勢，但亞洲的人口年齡結構變遷更劇烈，尤其是東亞，迅速走出年輕家庭階段。非洲國家受政局不穩、經濟發展階段和醫療條件的限制，仍然表現為高出生率、低預期壽命，目前擁有全球明顯畸高的少年撫養比（2010年非洲少年撫養比為78，而世界水平為42，中國為28）。
撫養比的高低變換，那麼，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劇烈變化，是否本國的資本流動也會相隨而動呢？為了保證自變量的變動程度和合適的樣本量，我們設定的具體標準是總撫養比變動標準差大於14，這樣得到44個國家樣本。
為了更完整的考察動態角度下人口年齡結構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關係，防止考察對象過於極端（第二組樣本的人口年齡結構變遷最為劇烈）而使得出的結論過於侷限，我們選取了人口年齡結構在樣本期內波動並不如第二個樣本群劇烈，但仍有波幅的國家作為第三組樣本，即總撫養比的標準差處於7-10的35個國家作為考察對象。
四、人口結構與國際資本流動－靜態考察
本節將首先從靜態角度來考察人口結構基本不變的第一類國家。緩慢的人口結構變化方便我們驗證：是否總撫養比高的國家傾向於進口資本、撫養比較低的國家傾向於出口資本，我們形象的稱之為靜態考察。
圖4為總撫養比變動趨勢（標準差小於5的國家）。總撫養比標準差小於5的48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較為明顯分佈在40~60和80~100兩個區域裡。進一步，為更準確的分析不同的人口年齡結構水平下國際資本流動的狀況，我們根據各個國家總撫養比的平均值，把48個國家更加細分為6組。劃分之後，總撫養比均值處於41~50水平的有17個國家，51~60的有9個國家，61~70有1個國家，71~80有2個國家，81~90有9個國家，90以上有10個國家。
總撫養比均值處於61~80的有3個國家，分別為以色列、尼泊爾和曼島，鑑於樣本數過少，不能準確的說明人口年齡結構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關係，但三個國家仍較多的表現為經常賬戶逆差三個國家總體均值為(-4.2%)。
圖5-c為總撫養比處於均值處於50~60的9國經常賬戶餘額。隨著撫養比均值的下降，相比前述國家，經常賬戶餘額已上移至正負5%且接近零均值（-0.2%）上下起伏變化，這表明總撫養比均值處於50~60的國家已開始擺脫外部資本依賴。近些年來，經常賬戶最高的為挪威，石油出口及價格上升為其贏得了順差，而經常賬戶最低的為希臘。過多的債務尤其是財政赤字通過財政國際收支雙赤字效應導致了資本流動的惡化。
圖5-d表現總撫養比均值穩定處於40~50的國家為16個低撫養比國家的經常賬戶。根據理論假設，相對較低的總撫養比的國家傾向於出口資本。那麼事實上真的如此嗎？圖5-d顯示，擁有一直保持穩定低撫養比均值的國家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表現為三種情況：第一，經常賬戶餘額在樣本期基本為正的國家，有盧森堡(9.5%)，瑞士(6.5%)，日本(2.5%)，德國(1.6%)，芬蘭(1.1%)。這是恰恰是傳統的主要資本流出國。第二，經常賬戶餘額基本平衡的國家，有丹麥(-0.1%)，烏克蘭(0.6%)。第三，經常賬戶逆差趨勢明顯的國家，有塞爾維亞（-13.4%），愛沙尼亞(-7.3%)，立陶宛(-7.2%)，拉脫維亞(-6.5%)，保加利亞(-5.2%)，克羅地亞(-4.9%)，羅馬尼亞(-4.9%)，匈牙利(-4.7%)，斯洛文尼亞(-0.9%)。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在低撫養比的情況下沒有向外輸出資本卻反而進口資本的無一例外均是中東歐國家，尤其是在東歐劇變以來，逆差趨勢更為明顯。此組的經常賬戶餘額均值-1%。如果我們不考慮中東歐國家的特殊情況，剔除這部分樣本，均值將由負轉正，達到2.7%。
那為什麼中東歐國家系統性地違背了撫養比與經常賬戶反向而行的假說呢？或者說中東歐的情況是不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呢？關於這一點，前有學者的分析可以作為借鑑。第一，經濟轉型衰退及恢復與私有化進程中，失業問題嚴重（莊起善、吳瑋麗，2010）。第二，大量人才外流至歐盟（Zaiceva，2004）預測從2004年到2014年僅歐盟東擴已吸納的國家的移民總量將在350~500萬之間，佔中東歐國家總人口的3~5%。第三，本地區能源匱乏，受進口能源價格影響太大（邢廣程，2007）。第四，採取進口替代型戰略，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缺乏競爭力（邢廣程，2007）。第五，東歐國家金融發展程度不高也是資本流入的原因之一（蘇飛，2012）。
圖6中，我們以不同的撫養比區間作為橫座標，對上述五組國家的經常賬戶樣本期簡單均值描點。我們可以看出實線部分很明顯是表現出下行曲線。虛線部分是包含了中東歐國家的情況，與假說有一點偏差。
本組28個國家近50年的撫養比與經常賬戶的關係。我們同樣以計量軟件stata11.0估計出二者非平衡面板數據之間的關係，結果見圖10。
勢；而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不太明顯的時候，資本流動更容易受人口年齡結構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二者之間的反向關係雖然顯著，但影響將變得相對微弱。
六、國際資本流動：一個簡單的趨勢預測
既然人口結構是決定國際資本流動的基礎力量，在看未來國際資本流動之前，我們先來分析世界人口結構的預測。
（一）主要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結構預測
前50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表現為少年撫養比的快速下降，進而表現為總撫養比的下降；在接下來的21世紀，世界各國基本表現為總撫養比的上升。圖14分析了2015~2100年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及中國的撫養比預測數據。在21世紀40年代前，欠發達地區撫養比仍然將繼續緩慢下降。但由於21世紀前半葉中國及發達地區的快速拉昇，世界平均水平仍在緩慢上升，到2100年達到67，比2015年增長15個百分點。
人口結構會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系統性影響。據聯合國預測，未來90年裡全球各國的年齡結構將呈現不同的變動趨勢和速度。根據經典理論，人口年齡結構的階梯型變遷，有可能影響國際資本流動也呈階梯型的改變。本文則試圖去發現並驗證人口結構對於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的效應。無疑探明這一規律對於各國的政策制定者有著廣泛的意義。
本文相較於已有文獻有以下的不同：第一，數據區間長。本文選取了人口年齡結構1960~2010年長達50年的歷史數據及到2100年的90年預測數據，以及儘可能長的世界發展指數（WDI）有記錄的經常賬戶數據。第二，本文樣本覆蓋世界上190個國家或地區。以往研究中，樣本大多數集中為某個區域（如東亞和東南亞、南美洲）以及特定國家，儘管某個地區數據可能能得出更好的實證結果，但這樣的研究仍不免有侷限性。本文的研究延伸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經濟體，可以得出更一般的結論。第三，本文作了非常詳細的分組驗證與討論，從靜態和動態分別考察了人口結構與國際資本流動二者的聯繫，對於各國人口結構趨勢的有效分組也是論文的貢獻之一。
我們發現，從全球範圍內來看，總體上經常賬戶餘額與人口撫養比的逆向關係得到支持。當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並不是同步演進時，資本就可能在國家間進行相應的轉移。從靜態上看，低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傾向於流出資本，而高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傾向於進口資本。從動態上看，一國自身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會帶來資本流動的逆向過程，如果變化足夠大的話，甚至逆轉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但是，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較緩慢時，資本流動更容易受人口年齡結構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二者之間的反向關係雖然顯著，但影響將變得相對微弱。
基於聯合國的人口預測數據，歐、美、澳、新等國家或地區在21世紀仍會持續進口資本，中國會在20世紀30年代，東南亞將在50年代開始由資本輸出國轉向資本輸入國。中亞、西亞、以印度為主的南亞將在30年代將陸續開始出口資本。隨後，50年代，非洲地區將從一個世紀以來的資本輸入國轉向輸出資本。從梯隊來看，繼上世紀中葉以來，第一梯隊美國、歐洲，第二梯隊日本、中國、東南亞，第三梯隊中亞、南亞、西亞、非洲相繼接過接力棒向世界輸出資本，同時，過去的輸出資本國包括中國也依次加入進口資本的行列。
上述結論有助於我們對於一些現象和政策賦予新的理解和參考。（1）世界貿易最終可以理解為在不同年齡段人口之間的跨期貿易。對於中國來說，如果現在正享受人口紅利時，貿易對象為較老的歐美，那麼當未來人口紅利消失時，貿易對象也許將是屆時更年輕的印度和非洲。（2）如果經常賬戶順差作為儲蓄的國際緩存池和中轉地，順差國目前出口資本其實是為應付未來的消費，可以理解為為應付老年化而存放在國外的儲蓄。長時期來看，現在出口的資本屆時將會以逆差的形式迴流。長期外部均衡依然存在。政策制定者應更多關注跨期最優化，不必急於花掉這筆“海外儲蓄”，以免透支未來。（3）中國在未來國際資本流動格局中的角色需要關注。人口結構的變遷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但由於中國上世紀70 年代末期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年齡結構變遷，這類似於一個自然實驗。中國將成為全球進入老年化最為迅速的國家。未來最有可能向中國提供資本的可能是隻有非洲。這種格局不能過於依賴。在勞動數量不可避免要下降的同時，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應成為發展戰略的基本出發點。
本文專注於分析人口結構對於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系統性的，是大勢所趨，文中的結論與政策含義可以提供一些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的思考。但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因素還包括很多其他很重要的因素，如經濟發展階段、資源出口、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等經濟的週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及政策性因素。為抽象出人口結構的研究角度，本文只能忽略了這些因素。另外，我們也很難去預測移民、人力資本質量等因素，這些，將是進一步研究的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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