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和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確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顯優勢而獨特，經風雨而彌堅，為人類政黨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路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70年前中國共產黨發佈“五一口號”，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注入了紅色基因，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確立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居於領導地位，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徵，是與西方兩黨制、多黨制的本質區別，也是多黨合作堅持正確方向、發揮制度效能、保持生機活力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國共產黨強加的，而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自覺選擇。
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國民黨蔣介石倒行逆施、節節敗退，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方針政策越來越被中國社會各界人士所認同，政治品德和高風亮節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高度讚賞，從而把國家前途和民族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五一口號”發佈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熱烈響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質是對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政治認同，而“五一口號”提出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就是這一綱領的重要體現和實際步驟。其體現的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和實踐步驟，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一致認同，從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併成為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色。
二、構築多黨合作長期穩定全面發展的基本格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其精髓和特色就是合作。這種合作是長期合作，伴隨中國共產黨實現初心和使命的全過程，而不是權宜之計；是穩定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和憲法保障，而不會因領導人認識的改變而改變；是全面合作，既有政治上合作，還有政權中合作，而不是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排除在國家政權之外。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長期穩定全面發展的合作格局，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逐步形成的，但其基礎則是“五一口號”鑄就的。“五一口號”發佈之時，在構築新中國的宏偉大廈和未來建設中，還要不要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繼續合作，以什麼形式和格局進行合作？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做出回答的重大政治問題。中共發佈“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際上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
多黨合作長期穩定全面發展的格局正是在這樣的軌道上形成的。“五一口號”發佈10個月後的1949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明確要求，“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權機關擔任領導職務成為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成為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改革開放後的1993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正式寫入憲法，成為全國人民的意志。
三、開創中國政治協商的新境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新型政黨制度具有三個規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政治協商是多黨合作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國共產黨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政治協商包括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黨協商，也包括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協的政協協商。這兩種協商作為中國協商民主的重要體現，也是“五一口號”生髮而成的。
中國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多黨合作，開啟了中國的政治協商。“五一口號”明確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繪製了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結合的中國政治發展藍圖，開闢了中國政治協商和協商民主的新境界。循著這個頂層設計和路線圖，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籌備召開了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了新中國，協商建國成為中國多黨合作和協商民主的一個光輝典範。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多黨合作中，探索創造了座談會、協商會、雙週座談會等多種政治協商形式。
目前，我國政黨制度中的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鬥，在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協商民主已經成為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國家現代化治理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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