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教育是國家全面危機的副產品。雖然洋務運動時期也曾培養少量專門人才來了解、掌握西方技術，但直至甲午戰敗，才第一次促使中國人真正著手革新教育體制。戰場上的慘敗，以無比直觀而鮮明的方式敲響了傳統教育的喪鐘：既然它無法退虜送窮，那麼要除弊救亡，就必須引入現代教育理念來培養更能適應激烈國際競爭的人才。這便是為什麼梁啟超1902年撰述《論教育當定宗旨》時作此斷言：“吾國自經甲午之難，教育之論始萌櫱焉”。
由於從一開始就是在這樣急迫的局勢下展開，同時又帶有明確的功利性目的，當時“新教育”的推動因而呈現出急驟無比的面目。連廢除科舉這樣的大事也無暇顧及社會長遠後果，新學堂的建立與舊私塾的廢除更屢屢以國家政令的方式強制推行——因為在當時人看來，這並不僅僅只是一個教育問題而已，而是最為根本的救亡舉措，因而全社會和國家意志都有強大的動力促成此事。1904年就有人說過，“現在的新黨，沒有一個不講教育的，也沒有一個不講教育普及的。”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守舊派都從不質疑“教育是強國的根本”，他們爭論的只不過是哪一種教育而已。
對這一段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已有很多研究，不過著眼點大多是落在“教育史”或對社會影響這樣的層面。作為社會學者，應星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略有不同：他用一個社會學術語“場域”來描述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深遠意義。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社會支配關係賴以不斷再生產”的機制，在這一功能上，現代教育與傳統的科舉制度不無相似之處。這給教育賦予了遠遠超出“教育”本身的意味，事實上，它不僅創造了新的學術制度、新的社會精英、新的政治理念和組織，甚至還參與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傳統時代的中國，教育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傳授專業知識本身，而是“做人”。正如張德勝在《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中所說的，孔子所希望培育的，是合乎儒家社會規範的“君子”。個人修養（更別提專業知識）都不是孔子的終極目標，而是確立社會秩序的手段。不過，孔子也留下一份無人質疑的遺產：要重振一個衰敗的社會，教育是最根本的拯救之道。
應星基於對晚清士人的分析，也已看出“所謂‘新教育’的實質在於政與學的關係重構”。不過，他認為“傳統教育的重心放在為統治者提供優秀人才上”，這一理解恐怕是相當狹隘的。他似乎有一種將“傳統教育”與“科舉”等同的傾向，但即便是科舉制，其實對大部分民眾而言也是一種自我實現（更確切地說是為家族）的渠道——無數族譜家規中都是諸如“興文教以振家聲”這樣的話，對沉浸在這樣組訓中的讀書人來說，光宗耀祖可是遠比“治國平天下”更強大而直接的驅動力。
晚清政局的危亡改變了這一意識。受教育不再是一部分士人的職責，而成了全民義務；受教育的目的也不僅僅只是為了“丕振家聲”或個人修養，而是為了國家。“教育”與“強國”的關聯被看作是毋庸置疑的“天演之公例”，並且隱藏了這樣一層意味：國民接受現代教育後，理應為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其對象由“家”擴大成了“國”。
然而，既然新教育場域會導致社會支配關係的結構性重組，那它勢必帶來極為深遠的衝擊。在中國近代史上屢屢出現這樣一種情形：一支以全新組織方式和技術配置的軍隊組成後，便會成為新的政治權力中心。無論是曾國藩的湘軍、袁世凱的小站練兵還是國民黨的黃埔軍校，都證明了這一點。教育作為一個場域，道理類似，只是其影響更隱蔽而深遠，因而以我們的後見之明看來，當時的主政者顯然未充分料見廢除科舉、創設新學堂而廢私塾、改革新教材等一系列施政措施的後果。
這也是變革年代反覆出現的情形：一項新措施的推行，產生了不可控制、乃至事與願違的結果。對晚清的主政者來說，從科舉制到現代教育制度，僅僅是國家想培養的人才不同了，但“取士”的目的並無變化——這就好比李鴻章的淮軍已在甲午戰爭中失敗，那就得練新軍來適應新的戰爭條件，僅此而已。正因此，晚清溫州士人張棡對新學生的革命傾向頗為疑惑。“答案是：這已經不是‘士習’這樣的道德問題，而是新式學生試圖以更具主體性的姿態來變革中國的“反體制衝動”。
科舉/私塾的廢除、新學堂的興起，使得傳統“士”階層失去了依憑，新式學生勢必作為新的精英階層崛起而掌握話語權。應星在書中注意到，不同學校之間的環境有相當大的差異，當時師範學校比省立中學的學生更激進，原因就在於師範學校“生源多是來自貧寒之家的優秀學子，畢業出路大多是回鄉當小學教師，他們既對個人能力有優越感，又易生不平感，因此更易走上改造舊社會的革命道路。”究其實質，恐怕正是因為原先的科舉制偏重皇權與士紳榮身之間的紐帶，但新式教育則轉向了更抽象的國家——但問題在於，同樣是為國，解讀國家利益的方式卻五花八門，用當時的話說，到底是救天下、救中國還是救大清？新式學生並不是馴順的工具，在他們看來，晚清統治者本身就是“救中國”的最大阻礙之一。
新式學堂是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傳統的私塾多在鄉間，且極其分散，每所常常不過三五個學生；但新學堂卻率先在城市興起，大量年輕人群聚在這樣的校園裡接受新思想，又有機會密切互動，新型社團組織的活躍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由於舊式精英衰敗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年輕人遂得以獲得不成比例的話語權。江西保守士人胡思敬在辛亥革命後發現，省城南昌“客官排斥殆盡，老成人亦遁去，不知所之。任事各員自都督以下一非軍人即洋學生，鮮有年過三十者。”應星對當時南昌幾所中學的分析也表明：新式學校正是新型政黨組織誕生的溫床。
和傳統的革命史思路不同，應星主張，像改造社這樣以學緣為基礎的新型社團組織，在最初誕生時其實仍嵌入在傳統的血緣、地緣社會關係中，領袖人物往往是在親友、同鄉中發展革命組織。此外，他還認為這些組織者之所以能超越狹隘的地域、學校關係，形成廣泛的組織網絡，是因他們大多是世家子弟，因而擁有較多社會資源。這一分析路徑不無啟發，但也無形中更多強調了外歸因，無形淡化了組織者的個人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也遺漏了一點：這些基於抽象意識形態的社會政治組織之所以能興起，也是因為現代教育的環境和理念都潛移默化地讓年輕一代從宗法社會中脫嵌出來，他們成了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個人。新教育體制終於創造出了新社會所需要的新人。
以新容舊
這樣的時代背景，也可以讓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教育的命運：它從誕生之初就隱含著為新的民族國家創造新人的政治使命，因而很難獨立於此。換言之，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教育太重要，因而不僅僅是教育家的事。1861年意大利初步統一之際，政治家阿澤利奧曾有一句名言：“我們已經創造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意大利人了”。20世紀初的中國面臨同樣的使命，而最直接的途徑就是通過政治動員和現代教育來完成。
不過，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也使得人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創設新型教育體制的自主權。蔡元培是理解這段歷史的最關鍵人物：一方面，他在民國政府成立之初即受命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主持制定《大學令》和《中學令》，強調各級學校是塑造“健全國民”的所在；另一面，他堅持現代教育是一個獨立的專門領域，不應受政治的過度干預。他主張廢止祀孔讀經、實行男女同校，說到底都是因為他覺得這都是“新國民”養成的必要步驟，其教育理念隱含著現實政治的關懷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並不希望教育直接為政治服務，因為在他的心目中，要重振中國的衰弱，需要的是一套能培育現代學術的制度保障。
這種強調專業化的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理念大異其趣，恐怕與他此前四年的留德經歷密不可分。在1916年受命主持北京大學之後，他隨即將這套理念付諸實施：清退那些把上大學理解為升官發財途徑的學生，將大學打造成“研究學問”的專門場所。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完全改變了中國傳統上“學問”和“教育”的含義，它們不再是為了塑造符合儒家社會秩序的規範，而是為了激發研究的興趣，以期獲得突破前人的學術成果。換言之，這裡說的“學問”類似於現代體育那樣不斷打破紀錄的動態追求。
為此就必須要推動學科的專業化和大學教師的專職化，因為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專業化，如不專精，就無法在科研學術上取得最前沿的進展。他立下的“官吏不得為專任教師”這一條，封閉了學生畢業後通過官師援引去做官的渠道，斬斷了教師與官場的連接；不僅如此，他還將商科逐出北大——也就是說，他希望使大學與政治和實業都脫鉤，使大學成為一個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特殊機構。這個新的場域從以往的政治場域中脫嵌出來，按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培養具有工具理性的現代專業人才。
這其實是極難做到的。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北大是全國的特例，而北大能保持自己的獨立辦學方針，也是靠著蔡元培一次次不惜以辭職來威脅，因而這極大地依靠他個人的威望和行動，說到底仍然沒有什麼制度化的保障能確保他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即便在他去職之後還能得到貫徹。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蔡元培的這種理念其實深受德國學術傳統影響，但卻很難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中國。德國的學術傳統強調學術與政治分離，相信政治是一個有著自身邏輯的不同實踐領域，而教育的根本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好”；蔡元培當然也知道中國一貫以來完全相反，學與政密不可分，但他極有可能認為，這正是中國學術無法達到專精的弊病所在。
在我看來，只有在這一點上，才能理解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幷包”理念。因為如果學術是一個獨立的實踐領域，那它所需要在意的僅僅是學術上的發展本身而已，不必去管政治立場上的新舊。然而民國初年的中國卻是新舊之爭極其激烈的時代，連溫和的胡適都不太能理解蔡元培這一主張，因為在胡適看來，北大應當成為教育革新的基地，而不應存在新舊並立的現象。但值得補充的是，蔡元培的主張在本質上其實也是以“新”為主體來“容”舊，而非新舊混雜，更不是“以舊容新”，換言之，無人相信“新”僅僅是對“舊”的補足，區別之處只在於他們是否還相信“舊”仍有其價值罷了。
雖然一代代後人都不時會重新召喚“兼容幷包”，但現實是：這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是一種受挫的理想。這需要以教育獨立為根本，而在此後政治影響日漸加深之下，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師生的理念，都使得這不再可能；學術的專業化儘管在推進，但顯而易見的是，晚清民初無論是政治還是學術，都是以“新”激烈排斥“舊”的方式展開的，那些聲稱要繼承蔡元培思想的後來人，大多連“以新容舊”也做不到。五四運動便是空前激烈的以“新”斥“舊”的社會革命，但這樣的激進化有其代價：打破了傳統束縛的“新人”們，對自己新獲得的獨立茫然無措，到最後重新嵌入組織化的社會，新教育場域就此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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