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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美國女歌手洛蕾塔·林恩（Loretta Lynn）推出了一首新單曲。時年43歲的她，事業如日中天，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政治諷喻意味的優秀單曲——如1968年的《拳頭城市》、1969年的《礦工的女兒》、1971年《回家路上》——已經讓她的藍領女性代言形象深入人心，1972年更是拿下了鄉村音樂獎（Country Music Association Awards）的年度藝人獎和年度女歌手獎，被譽為鄉村音樂第一夫人。而她這首新歌推出後，不出所料，引起了極大轟動：從波士頓到塔爾薩有60多家電臺宣稱禁播此曲，許多天主教神職人員公開指斥這是一首罪惡之歌，以至於鄉村音樂表演勝地大奧普里劇院都差點不敢讓她登臺演唱了。
洛蕾塔·林恩,1975年，納什維爾
但單曲唱片卻在一週之內賣出1萬5千張，並創下她職業生涯最好的單曲排行榜成績，衝進了前5，要不是因為那麼多禁播，很有可能就衝到榜首啦。然後舉國上下的年輕女性都齊聲為她打Call，紛紛站出來表示支持。
這首歌到底唱了些什麼呢，讓我們來撇一眼歌詞：
…
這麼些年我都呆在家裡
你倒是各種找樂子
每一年過去
都會又懷上一個
得有點變化發生了
就在這兒就在這座保育山
你已經最後一次放這隻雞了
因為我得到了避孕藥
…
這個孵化器已使用過度
你早把它塞得滿掉
現在好的感覺就要來到
既然我得到了避孕藥
天又黑了又該睡覺
今晚好得不要不要
噢但是爸爸你別擔憂
因為媽媽有避孕藥
沒錯，這首歌歌名就叫《避孕藥》，指的就是以製藥企業舍爾公司（2002年被輝瑞收購）率先推出的以恩諾維德（Enovid）為首的一類、含有雌激素炔雌醇和孕激素異炔諾酮複合物的口服避孕藥，而歌裡面唱的，顯然正是像洛蕾塔·林恩這樣的女人的心聲。14歲就結婚的洛蕾塔，18歲那年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後來又生了兩個，可想而知，生育給這位需要到處奔走登臺的女歌手帶來的壓力和痛苦，以至於她後來發表過如下言論：“如果我能回到懷孕的那些年，我會像吃爆米花一樣把它吃掉。避孕藥給人們帶來了太多好處。”。
1960年代的恩諾維德口服避孕藥
其實，早在洛蕾塔·林恩公開發表這首歌之前十五年，亦即1960年，美國國家藥品食品管理局（FDA）已經批准了恩諾維德作為控制生育之用的避孕藥上市，但因為受到保守勢力特別是天主教會的反對，它的推行受到了很大阻力。而初代口服避孕藥就功能和藥效而言，也遠遠未臻完美，每一顆藥片含有10000微克孕激素和150微克雌激素，比預防懷孕所需要多得多——現在較安全的低劑量藥丸大約每顆只含有50-150微克孕激素和20-50微克雌激素——這給早期使用者帶來了很多副作用，也受到了激進的女性健康運動倡導人士如芭芭拉·希曼（Barbara Seaman）的強烈抵制，她甚至撰寫了一本叫做《醫生們反對避孕藥的案例》的書來表明立場。
無論如何，避孕藥的問世依然是上個世紀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一筆，它讓成千上萬的女性可以自己來控制生育，真正做到把性愛和生殖分開。1993年，《經濟學人》雜誌把它評為現代社會的七大奇蹟之一，入選理由為：也許這是第一次，讓男人和女人真正成為伴侶，小小一袋蘊含絕妙。
而避孕藥的誕生，更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曲折故事，有關於信念、勇氣和鬥爭，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有四位，他們中的三位在上個世紀中葉某一天聚到了一起，經過充分的討論以及討價還價之後決定放手一搏，聯袂掀起一場變革。關於這次會晤，以虛實結合的散文式寫作而著稱的美國曆史學家肯尼斯·戴維斯（Kenneth S. Davis），1978年為《美國傳統》雜誌撰寫長文《避孕藥的歷史》，開篇作了如此描述：
本故事的一個好開端是1951年年初的一次聚會，三名不同尋常的人物——一個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女權主義者，一個是既古怪得出格又富得不可思議的大慈善家，還有一個生物學家，他的名聲很大程度將由於此次聚會而成就……唉，說起來完全沒法保證其中的準確性。只有三名當事人才能講得清楚地點在哪（紐約的一家旅館？伍斯特的一個實驗室？），以及時間幾何（一月？二月？）。他們的首次見面發生了，並沒有紙面記錄。而這三位也在1966年到1967年相繼離世，前後相差都是幾個月，時至今日我們僅僅能肯定有過這麼一次聚會，而它的意義也絕不僅限於這三個人的交流。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會把它看作是兩股歷史力量的匯聚，而其帶來的技術產物，避孕藥，對社會態度和個人生活產生的影響，常常會被比作原子彈爆炸。
戴維斯筆下這名女權主義者名叫瑪格麗特·桑格，生於紐約州康寧市一個愛爾蘭移民家庭，父親是位積極的底層社會活動人士，致力於婦女選舉權和公眾教育方面的權利呼籲。耳濡目染的她，年輕時期即開始投身女性性教育普及運動，曾因寫了兩本小冊子《所有女人都應該知道的》和《所有女孩都應該知道的》而被視為淫邪異端。
瑪格麗特·桑格編寫的《所有女孩都應該知道的》
1913年，她創辦了《叛逆女人》月刊，以“沒有上帝，沒有主子”為口號，旨在宣傳避孕，讓女性能夠掌控自己的身體。而在第二年，聯邦郵政署指控她觸犯了《反淫穢法》中的四項罪名要施行逮捕，為避免坐牢，已經是三個孩子母親的瑪格麗特拋夫棄子逃到歐洲，第二年因為丈夫被抓去坐牢才回到美國照顧孩子，期間一個女兒因患肺炎去世。
瑪格麗特·桑格並未收手，反倒愈戰愈勇，和妹妹埃塞爾·伯恩1916年於布魯克林開了全世界第一家節育診所，為不想生孩子的婦女提供避孕膜，僅僅十天就被警察查處，期間經歷被捕、保釋、又被捕，埃塞爾一度甚至絕食抗議。1921年，桑格創立了美國計劃生育聯盟，即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的前身，後來又成立了聯邦生育控制立法全國委員會，逐漸成為一個有名望的人。從整個美國的氛圍來講，隨著人口劇增，節育問題也逐漸引起共識，她的一些做法不再像前些年那樣被視作離經叛道。1940年開始，桑格開始把注意力投入到和節育有關的科學研究，為他們提供和尋求資助，她意識到，這個領域需要一項技術突破才能帶來徹底改變。
瑪格麗特·桑格
這個時候，輪到生物學家格雷戈裡·平克斯（Gregory Pincus）出場了，他生於新澤西州一個猶太家庭，在1930年成為哈佛的生理學講師，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哺乳動物生殖學研究者之一。《紐約時報》1934年第一次報道平克斯的實驗成果時，用的標題是“玻璃瓶中誕生的兔子：霍爾丹-赫胥黎的幻想正由哈佛生物學家變為現實”，文章將他比作《美麗新世界》中的生物學家波克納夫斯基，因為他完成了兔子的體外受精，當時還是一項非常激進的技術。而後，隨著《時代》《柯里爾》等有影響力大媒體的抨擊，他很快就被哈佛給變相開除啦，據說他找了愛因斯坦幫忙都沒用，這之後他去了克拉克大學。
生物學家格雷戈裡·平克斯
平克斯在1944年創辦伍斯特實驗生物學基金會，主要方向是搞清楚荷爾蒙和疾病之間的關係，但幾年後瑪格麗特·桑格卻相中他來開發避孕藥，當時桑格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婦人了，他答應了這個執著的前輩的請求。
20世紀初，隨著內分泌學的開展，科學家已經大體弄清楚激素在人體各項功能中所起到的作用，對於女性荷爾蒙的認識也讓相關藥物開發成為可能。1921年，奧地利生理學家路德維格·哈伯蘭特（Ludwig Haberlandt）把一隻懷孕母兔的卵巢移植到另一隻母兔身上，從而成功地阻止了後者懷孕，他得出結論是，懷孕母兔的卵巢中具有某種可以阻止排卵的物質。1928年，兩位來自羅切斯特大學的科學家喬治·科內（George Corner）和維拉德·艾倫（Willard Allen）證實這種物質是由黃體產生的孕激素，將它命名為progesterone，這個詞由兩個拉丁詞根pro和gestare 而來，連起來是“有助於生育”的意思，中文翻譯作黃體酮。
注射黃體酮會讓雌性身體有一種“我已經懷孕”的錯覺，從而不繼續排卵，平克斯和助手張民覺在一批兔子身上用直接注射的方式證實了這一點，但是要把實驗開展到人身上，他們還沒有資質，這事兒只能找個醫生來。他挑啊選啊，瞄準了一個哈佛的前同事，約翰·洛克（John Rock），這傢伙正在用黃體酮做不孕不育的研究，為的是幫助那些懷不上孩子的婦女，而且，這傢伙還是個天主教徒——看起來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一個人啊，這平克斯也夠有想法的，而且他還真的做到了。兩人掏心掏肺地談了一通，洛克不僅答應一起搞，還把此前自己用黃體酮和雌激素做實驗的數據都拿出來，平克斯一看也樂了，嘿，重要的不是黃體酮能起功效，而是，這些實驗都沒死人。
桑格遇到了一個麻煩，就是此前一直資助她的洛克菲勒基金準備退出，還好，她的朋友，另一位著名的女權運動領袖凱瑟琳·麥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雪中送炭來了。麥考米克有著良好的家世背景，她是麻省理工第一代取得生物學士學位的女性，嫁給了當時世界首富之一的兒子斯坦利·麥考米克，而且，最棒的是，1947年她那精神有問題的丈夫恰到好處地去世啦，一舉讓她成為了世界上最有錢的寡婦。就在桑格抖抖擻擻籤不出支票的時候，麥考米克寄來信件一封，財大氣粗地表示，避孕研究方面的錢，我掏定了。
凱瑟琳·麥考米克
至此，直接導致避孕藥來到人間造福億萬女性的四個神人已全部亮相，以1950年桑格去求助平克斯為始，此後整整歷經十年，除了排除萬難做人體實驗（因為在美國本土受限，只能跑到了波多黎哥去），還要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聲討和抵制，終於在1960年讓FDA做出了批文。洛克後來成為一個身體力行推動避孕藥的形象大使，不僅因為他的醫生身份，也因為他比其他三個人都活得更久。
到1965年，美國45歲以下的已婚婦女有1/4使用過口服避孕藥。到1967年，全球有近1300萬名女性在使用它。到1984年，這個數字達到5000-8000萬，近些年已經超過1億。
說到避孕藥對人類的影響，那真是不勝枚舉，最重要的，它改變了婦女在勞動市場上的地位，從而影響了全球經濟，甚至有研究認為，半個世紀的避孕藥使用歷程，直接改變了女性的擇偶傾向。
《生態和演化趨勢》期刊在2010年刊發了來自謝菲爾德大學動植物系的亞歷山德拉·艾爾沃格尼（Alexandra Alvergne）和維爾皮·盧瑪（Virpi Lummaa）兩人的評論文章，她們綜合多項研究指出，因為長效避孕藥對於女性激素水平的調控，導致她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熱衷於充滿男子氣的配偶，而願意選擇更溫和的、睪酮水平更低的男性來作為伴侶。一個可以拿來作為輔助的證據是，如今銀幕上受到女性青睞的影視男明星都不再是硬漢型的了，而更多是那種氣質偏陰柔的文雅男士。換句話來講，她們終於不用因為生殖衝動而短擇，而開始有耐心尋找一起養娃的長期伴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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