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華人華僑屢屢遭到排擠屠殺,最嚴重一次堪比南京大屠殺

印尼的華人華僑屢屢遭到排擠屠殺,最嚴重一次堪比南京大屠殺

全世界的華人華僑數量龐大,其中東南亞最為集中,而在東南亞,又以印尼的華人華僑最多,高達1000多萬,是全世界華人華僑數量之最,華人華僑佔印尼人口的5%。不過,在印尼華人華僑受排擠迫害的程度非常高。

20年前的5月,具體是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印度尼西亞暴徒發動的了一系列針對華人的暴動,亦稱為“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或“印尼五月騷亂”或“黑色五月暴動”。這次暴動,導火索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使得印尼持續30年的繁榮毀於一旦,國家經濟和社會損失慘重。而作為暴徒的攻擊目標,華人有一千多人死亡,傷亡近萬,一系列的破壞、搶劫、焚燒、性暴力、虐殺、綁架和恐怖威脅,引起全球廣泛關注。而這次屠華事件,規模遠不及1965年的9.30印尼屠華事件,據估算,大約有二十萬印華慘遭殺害。

印尼是一個有排華傳統的國家,大規模的排華騷亂間歇性發作一次,遠的如1740 年的“紅溪慘案”,1945 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1946 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和 1947年1月巨港慘案等等,極其惡劣慘不忍睹的屠華事件,罄竹難書。

回到930印尼屠華事件,與當時印尼軍政府對印尼共產黨(以下簡稱印共)的清剿有著直接的關聯。

1949年,印度尼西亞獲得獨立,蘇加諾成為開國總統。

印尼的華人華僑屢屢遭到排擠屠殺,最嚴重一次堪比南京大屠殺

雖然,印尼獲得了獨立,但有17508個島嶼組成的印尼,地緣結構四分五裂,各島嶼地緣關係比較疏離。除此之外,印尼有300多個名族,而且南洋地區普遍開化較晚,直到二十世紀,才逐漸有國家和民族意識。

地緣結構的分散和人文結構的鬆散,直接影響了印尼建國之初的經濟,沒有物質做保障,人民對印尼國家認同度也相應不高。印尼存在著嚴重的國家分裂風險。

那麼,印尼中央政府要如何避免國家分裂,保持國家成為一個整體呢?他們的做法是在政治體制上下功夫。

首先,實現最高形式的中央集權,大搞個人崇拜,甚至個人獨裁。

蘇加諾掌權後,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到手,並極力推動實際上的獨裁體制,在民眾裡大肆宣揚個人崇拜。通過中央集權,將權力集中於蘇加諾身上,作為印尼四分五裂的地緣結構和複雜的人文結構的紐帶,凝聚民心,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不過,前提是中央要有這個實力,使得民眾有對未來的信心,從而有效去推行集權及個人崇拜。

於是,蘇加諾就不得不依賴軍方來維持集權獨裁體制。不過,蘇加諾非軍人出生,當年是通過思想發動和政治上合縱連橫來反抗荷蘭的,他沒有自己的嫡系武裝。建國後的印尼軍隊,效忠的並不是蘇加諾,而是印尼國家政權。

因集權獨裁適合當時的印尼國情,軍隊也支持該體制,但並不意味著支持蘇加諾本人。建國之初,因蘇加諾的革命威望,以及蘇加諾和軍方為了維持國家統一的共同目的,雙方合作良好。

而合作的基礎是建立在雙方勢力均衡基礎之上的,一旦失衡,就會形成東風壓西風的局面。而建國後的蘇加諾政府無法通過政治方式解決頻繁的分裂主義騷亂,即激烈的階級矛盾,最後不得不用軍隊來鎮壓。因蘇加諾政府對軍方的過渡依賴,導致了軍方在政治上的干預力越來越大。

蘇加諾政府為了壓制軍方勢力,便引入印尼共產黨,來達到制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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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加諾

為什麼會選擇印共呢?

首先,印共劃分敵我的標準,是以人的階級屬性,而非自身所屬的地緣板塊和民族。而這這適合印尼的國情。

建國之初的印尼,經濟落後,社會結構複雜,無產階級佔絕大數。印共和無產階級聯合,主要是為了翻身做主,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以民族、地緣板塊為劃分標準去搞分裂。

其次,印尼的土著地主們佔據大量土地,下層人民苦不堪言,影響到印尼工業化轉型。假印共之手,聯合無產階級,反對封建勢力,利於推動現代經濟體系。

再次,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共運如火如荼,扶植印共,可獲得蘇聯與中國的外部支持,也可借鑑書中的中央集權體制。引入社會主義勢力,並不會衝擊印尼政體構成,也不會動搖到蘇加諾的領袖地位。而以分權制衡為基礎美系勢力,本就會使印尼這個四五分裂的國家更加分散,也會使蘇加諾集權不保。

以上,就可以看出蘇加諾引入印共對印尼中央集權體制和個人獨裁,以及促進社會統一和發展的好處。

當然,為了防止印共成為第二個軍方,明確限制印共發展自己的武裝。

從軍方角度來看,沒有必要除剿對有助於國家統一和發展的印共這股政治勢力。當如果,印共有了自己的獨立武裝,威脅到軍方根本利益,那麼,軍方是不會容下它的。

於是,印尼建國初期,是以蘇加諾與印共作為常規政治手段的一方,軍隊為非常規的暴力手段的一方,兩方間平衡勢力下來維護國家統一和發展。

在蘇加諾的支持下,1951年,印共實現了合法化,之後迅速發展,從1951年的幾千人發展到1965年300多萬人,成為印尼事實上的第一大政治勢力。

不過,1965年,已64歲的蘇加諾,身體抱恙,影響了其政治能力,同時也打破了印尼的政治平衡。

一般而言,領袖不過是政治機制下機構和組織的代言人,政治機制並不會隨著代言人的傷病會身亡而動搖根基。但當時的印共與蘇加諾,雙方的地位是相互獨立,

蘇加諾不屬於印共。很大程度上,蘇加諾的權力基礎是構建在個人威望上的。一旦蘇加諾失去政治能力,他的繼承者便成為了一個大問題。這樣的局勢下,印共和蘇加諾方與軍方的平衡便無以為繼。

那麼,印共和蘇加諾方要如何應對呢?

答案便是蘇加諾本人加大了左傾力度,試圖在印尼軍隊中安插政委,甚至提出的建立“第五軍種”(武裝化的民兵組織)的計劃。印尼軍方當然會強烈抵制,雙方矛盾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930”事件爆發。

1965年,9月30日深,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烏坦上校率領一批陸軍軍官,逮捕了6名軍方將領,強迫蘇加諾總統解散國會。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發動反撲,竊取了國家最高權力,蘇加諾成為傀儡。

蘇加諾倒臺後,蘇哈托等軍方勢力清洗了印共。令人心痛的是,20萬華人也成為了這場政治事件的犧牲品。

而在這個過程中,華人卻慘遭池魚之殃,也被蘇哈托摟草打兔子一鍋端了。據後世的不準確估算,此役被冤殺的華人,高達20萬之眾。

那麼,為什麼蘇哈托為代表的軍方勢力會拿華人開刀呢?這背後又有什麼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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