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無原則、無條件、無界限的所謂“人性”，成為一批人的旗幟，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範跑跑”，網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
一些電視臺還以“思想解放”為由，組織正方、反方在節目中激烈爭辯。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這種現象是可喜還是可悲？
毫無疑問，所有人都有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師啊，課堂裡有幾十個孩子啊，你就沒有一點兒責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遠遠高於幾十個孩子的性命，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能夠得到認可？
如果說這種行為被我們一些人肯定為“人性”表現，那麼這種“人性”與獸性又有什麼區別？
如果這類理論橫行於我們的社會，我們又怎樣避免20世紀初孫中山的感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2014年3月，昆明發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臨時候車室肆意砍殺無辜群眾。
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該怎麼談我們的血性？
暴行發生後，網上到處是逃生技巧、保命舉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這還有一丁點兒血性嗎？有二百多人躲在一個小商店內，幾位男士想衝出去拼，馬上被攔住，”誰都不許開門，誰開門砸死誰!”
我們的媒體都在譴責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為什麼失去了血性，不去討論失去血性還有沒有生命的尊嚴。
你可以“人性”不離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嗎？
人們的精神狀態沒有血性與正義的提振，誰敢說抗日戰爭期間，五六個日本鬼子帶著百十號偽軍就能把幾萬人趕得到處“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國人腦袋的所謂“百人斬”局面未來不會重現？
建構主義鼻祖、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說：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我們有些人以為國家利益就是溫飽，就是發展，就是韜晦與抓住機遇期，不知道集體自尊也是國家利益。
為什麼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覺得自尊受了冒犯：雖然我吃飽了，有車有房了，但釣魚島被佔了，南海被佔了，海外僑民被欺侮了，傷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滿意，要罵人。這就是亞歷山大·溫特說的“集體自尊”。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國家，寧願人來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為貴”，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氣吞聲，忍辱負重。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於世，什麼都可以不顧。
人的尊嚴、社會價值、是非曲直、真理道義，都在忍、隱、退的灌輸下，變得無足輕重。活著就是第一要務；能攫取點兒利益則是第二要務；至於什麼“尊嚴”，有沒有無所謂；什麼“正義”，能不能實現要現實。
▲儒家學說被歪曲，成為扼殺血性的工具
與此相應的，“人在屋簷下，哪能不低頭”“識義務者為俊傑”“活麻雀比死老鷹強”等等，在我們的社會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衝破種種過於精細的利益考量，彰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做人的品德與生命的尊嚴。精細入微的利益算計，丟掉的恰恰是國家民族的品德和尊嚴。
理性與血性：從精神上站立起來！
很多人把理性與血性對立起來，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實，堅實的理性從來都以充沛的血性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說是考慮不周的魯莽和衝動，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則是懦弱與膽怯、順從與屈服。
讓我們看看如果理性中沒有了血性，是一種什麼樣的“理性”。
一個非常關鍵部門的非常重要司的司長，在一次內部招待的餐桌上就東海和南海問題講了這樣一段話。他說：“打個比方你們就明白了，排隊的時候，前面擠進來一個壯漢，你又打不過他，怎麼辦？不如少說些話，讓他加進去呢！”
你看他多麼理性。打不過壯漢，索性讓他擠進來，吵吵嚷嚷有什麼用。普通人說說這種“認”的話也就算了，但這是我們國家重要部門的重要司長，不說是政策制定者，起碼是政策提出者，腦中充滿這種沒有一丁點兒血性的“理性”，能想出什麼樣的應對舉措，也可想而知。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西奧多·羅斯福對中國充滿複雜情感。他仰望這個東方文明古國，內心又鄙視它。在《贊奮鬥不息》一文中他說：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我不知道那位司長看見這段話會有什麼感受。西奧多·羅斯福以中國為警示，要求美國千萬不要像當時的中國一樣，因貪圖安寧享樂、畏懼挑戰而衰敗。
2002年11月，我們在國防大學與美國丹佛大學代表團討論中美關係，中午國防大學宴請。
吃到高潮處，該代表團負責人法諾站起來高聲祝酒。他說：“美國的裝備世界第一，中國的餐飲世界第一，願我們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乾杯！”
他太得意了，太忘形了，一下講出了內心所想但不該講出來的話。當時全場尷尬，他也覺出自己失言，坐下來很不自在，用了很多其他話來彌補，來緩解，想把剛剛講的圓過去。
▲美國海軍三艘航母編隊
十幾年過去了，法諾的話至今在我耳畔迴響。我們中國人，外國人來了，好吃、好喝、好玩、好住，千方百計想給對方留下好印象。應該說，好客也沒錯。但關鍵是給這些強悍民族留下“餐飲世界第一”的印象，是增加我們的安全還是擴大我們的危險？
一個大國，僅憑大熊貓、兵馬俑、萬里長城、滿漢全席、孔子學院等立足於世界，行不行？印度大文豪泰戈爾講過一句話：衝突與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礎不是社會合作。
這句話非常值得我們牢記。不彰顯中華民族的血性，就無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獲取我們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講道：凡德意志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帶來有生命的東西，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
當年德意志把羅馬帝國滅了，從文明程度來看，德意志是落後的，但又如恩格斯所言：“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文明中掙扎的世界變得年輕起來。”滅掉雅典的斯巴達，也是文明程度落後，尚武精神領先。
中國革命也是一樣。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從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革命運動就是恩格斯講的“野蠻”。
正是中國革命的這種“野蠻”，把魯迅描寫的“阿Q精神”、毛澤東諷刺的“賈桂習性”一掃而光，給千年沉睡的民族肌體注入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嚴、全新的血性，讓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獨立自主、奮發圖強成為民族肌體內的全新元素，使這個民族真正從精神上站立起來！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令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
美國人馬克·萊恩和大衛·芬科斯坦在《中國作戰研究：1949年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戰經驗》一書中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威懾作用，不是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有的，因為那時的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但卻被普遍看作是一個柔弱混亂的國家。這種威懾力量是人民解放軍不斷地被用於戰場，不斷地英勇廝殺，並連創佳績後才贏得的。
回顧當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為了捍衛國家安全，就敢於“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抗衡。
抗美援朝後，西方得出一個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
舊中國退讓太多了，動輒就是喪權辱國條約、割地賠款，動輒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委曲求全。
那些在舊中國佔盡便宜的人們，終於認識到：新中國再也不會這麼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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