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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中國紀委監察報》刊發《“三關”不過 難度餘生——貴州甕福（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何浩明嚴重違紀違法案剖析》一文。文章檢視何浩明嚴重違紀違法案，並警示世人，身為黨員領導幹部，對待權力和黨紀國法，必須心存敬畏、如履薄冰，決不能受友情所惑、決不能被親情所累、決不能以為退休就是平安著陸，否則，遲早都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
全文如下
“三關”不過 難度餘生
——貴州甕福（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原黨委書記、董事長何浩明
嚴重違紀違法案剖析
何浩明，貴州甕福（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2016年6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零六個月。
他是中專學歷，自己努力邊學邊幹，在磷化工領域有多項研究成果，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貴州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先後榮獲“全國勞動模範”“中國優秀企業家”等榮譽。
他從一家化肥廠機修車間工人幹起，數十年打拼，一步步晉升，最終升任年營業額300多億元的國有大型磷化工企業的一把手。2013年底，他66歲退休。本該享受天倫之樂的年紀，卻在2年後面臨漫長的鐵窗生涯。
這樣的人生經歷讓人扼腕嘆息。在接受組織審查期間，他說：“雖然我這輩子的時間不多了……我真誠地希望，我們這些在黨的十八大後全面從嚴治黨過程中滌盪的‘沉船’‘病樹’，能夠對世人、親人、後人產生警示作用。”
到底是怎樣的錯誤，讓他光鮮的人生驟然黯淡？
從化肥廠工人幹起，當上肥企總經理
50多次收受“靠譜朋友”賄賂
何浩明1968年12月參加工作，從安順市平壩化肥廠機修車間工人幹起，在組織的培養下，加之自己實幹苦學，33年後，他當上了貴州化肥工業公司總經理。
2001年，何浩明調到宏福實業開發總公司（甕福集團的前身）擔任副董事長、總經理。自此，他攀上了職業生涯的頂峰，也被權力和慾望推到了危險的境地。
2002年，何浩明收到第一筆賄賂款1萬元。“不能收、不應收，這是典型的權錢交易，危險大。”這個時候的何浩明還懂得潔身自好、警惕危險，把收到的錢上交給了紀檢監察機關。但一些所謂“朋友”的包圍和一個“危險的想法”，很快讓何浩明走上了邪路。
何浩明認為圍在他身邊的朋友做人做事靠得住，收受他們的錢財沒有危險。於是，他把收到的錢財分為兩類，認為“靠譜朋友”送的錢財自己收下，其他認為有危險的錢財上交紀檢監察機關。何浩明認為自己這個招數很高明，用上交的錢財掩蓋留下的錢財，既“規避”了危險，又掩蓋了自己違紀違法的行為。在這種錯誤想法和僥倖心理驅使下，何浩明膽子大了起來。
2003年至2014年，何浩明在累計上交給紀檢監察機關550萬元的“掩護”下，利用職務便利，為韋某等10人謀取利益，共50多次收受他們賄賂款物420多萬元人民幣、24.5萬元美金、10萬歐元及價值150多萬元的房屋一套。
在接受審查期間，何浩明方才悔悟：“他們這些所謂的朋友，都是打著幌子，本質是看中我在甕福的職位和我手中的權力，玩弄的所謂‘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已，本質還是權錢交易。錯誤的想法、做法，把我推向了危險的邊緣，我卻尚未察覺，仍自心安理得。”
磷礦石質量不達標也能收貨款？
在崗為親屬謀利
和眾多落馬貪官一樣，何浩明換來的鐵窗生涯，也有其親戚家人的“一份力”。
雲南某公司想把著色劑、包裹劑銷售給甕福集團，為搞定何浩明，便找到他的弟弟、妹妹。胞兄妹的請託，何浩明自然不怠慢，便利用手中職權，安排了該公司的採購事項。哥哥出力了，弟弟妹妹自然好處多多。2011年8月至2014年7月，兩人收受該公司好處費共計127萬餘元。
2005年7月，何浩明的侄兒何某想承接宏福公司關聯企業的兩項裝飾工程，便請求已擔任宏福公司董事長的何浩明幫助。侄兒的請託，何浩明也不怠慢。於是他利用手中職權，遂了侄兒的願。伯父出力了，侄子自然好處多多。何某承接該兩項工程獲利15萬元。2013年2月，何某銷售磷礦石給甕福集團相對控股的甘肅子公司，由於磷礦石質量不達標，該公司不予結算貨款。何某再次請伯父何浩明出馬，何浩明打招呼後，何某順利收到貨款，在該批磷礦石銷售中何某獲利近4萬元。
在接受組織審查期間，何浩明深刻反省了自己從對黨和國家有貢獻的領導幹部、專家變質成腐敗分子的三大原因，其二就是“在權力的使用上沒有過‘親情關’。”他說，明知一些單位和個人大肆向自己的親屬發動“糖衣炮彈”進攻，自己知道了但視而不見。
過不了“退休關”
退休後違規任職
何浩明2013年11月退休後，或許不甘心於“門庭冷落車馬稀”，或許還想趁餘熱“再撈一把”，於是在2014年7月，他違規到與甕福集團有業務關係的某公司擔任顧問。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明確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離職或者退休後三年內，不得在與原任職企業有業務關係的私營企業擔任職務。調查發現，截至被組織調查前，何浩明擔任該公司顧問8個月，違規領取“工資”近22萬元。
當然，何浩明是知道這些規定的，但他卻不以為然，不當一回事。就像他在懺悔書中說的那樣，“認為企業只要把生產、安全、經營、效益搞上去，就能‘一俊遮百醜’，因此對黨和國家的一些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學習都是應付而已，對別人的要求是‘馬列主義’，對自己的要求是‘自由主義’，學習是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沒有花精力去認真學。”
來源 | 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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