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由合作轉向了抑制。不過，美國對華戰略轉向只是一種表象，真正推動這種轉向的背後因素，是美國政治生態的鉅變。隨著草根階層在全球化中受損，美國政治精英中的自由派飽受質疑，而保守派逐漸成為國內外政治的主導。不僅美國如此，加拿大政壇亦向著同樣的方向滑行。
在近百年的中國語境中，“左”和“右”、“保守”和“自由”是最為關鍵的兩對概念。這兩對概念的出現，都與西方文化的傳入關係密切。當今西方媒體中，仍然隨處可見這樣的表達。但是，西方表達的具體內涵，與中國語境裡的“左”和“右”、“保守”和“自由”概念差異甚大。因此，在介紹北美政治生態鉅變之前，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其在西方語境中的內涵。
撇開傳統不談，在當代西方語境中，“左翼”是自由派的代名詞，“右翼”是保守派的代名詞。一般來說，自由派理想色彩更為濃厚，在內政方面主張政府幹預、控制經濟，構建福利保障制度，堅持保護少數人權利，如同性戀權利、墮胎權、自由移民權等；在外交上則反對戰爭，反對打貿易戰，支持全球化。保守派則相反，在內政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削減福利，限制工會，禁止墮胎，反對同性戀和大麻合法化，打擊非法移民；對外則突出美國價值，強化美國地位，支持打擊“異見”國家。一般來說，美國民主黨、大學、主流媒體以及娛樂界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營，共和黨則是保守派文化的捍衛者。
在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自由派倡導的人權保護、社會福利等理念，幫助歐美渡過了政治危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經過多年的世事變遷，這些曾經在人類思想史上燁燁生輝的價值，卻導致了美國內部的新一輪政治分化。在人權保護、全球化中受損的一方奮起反擊，促成了保守派文化甚至極端右翼文化的崛起。
半個世紀以前的平權法案，本來是保護非裔美國人等少數族裔的，但是經過幾十年演變，很多美國白人發現，自己竟成了“弱勢群體”——他們需要比非裔子女更加優秀，才有可能被名牌大學錄取。不在“少數族裔”範圍之內的美國華裔，更是對這個法案憤憤不平。他們的子女即使比少數族裔優秀很多，也不一定能進入名牌大學就讀。特朗普競選期間，不少美國華裔為其站臺，就是出於反對平權法案的考慮。
自由派認為人人擁有天生的自由權利，不能被他人侵犯。因此，他們主張不能因為宗教、種族、言論、性別等，對申請移民美國的弱勢群體抱有歧視。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令人尊重的人類思想和價值。但是，大量平等接納非白人移民的結果，就是傳統的白人社會結構遭到衝擊，非白人族裔人口和文化急劇膨脹。歐洲國家甚至出現了“穆斯林化”傾向。更為重要的是，墨西哥、南美、中東、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窮人或難民，紛紛偷渡進入美國尋找夢想，使得非法就業市場欣欣向榮，而美國中下層居民則不是失業，就是工資十幾年不見增長，日益捉襟見肘。
美國右翼人士以此為由，嚴厲指責左派文化氾濫，認為美國的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左派陣營不加節制的權利觀念。他們認為自由派不是自由主義的旗手，而是自由主義的掘墓人，應該為當前美國社會的非法移民、民眾失業和社會混亂負全責。
由少數人權利保護衍生的反向問題，在美國日常生活中體現得更為直接和明顯。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傑拉德·壓力山大曾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自由派盲目自信、不能容忍他人，間接推動了特朗普的上臺。他提到了自由派人士經常譴責的“微侵犯”，比如誰要是對跨性別女性使用女廁所一事持有絲毫懷疑，就會被扣上“微侵犯”的帽子。加州大學甚至將“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這樣的話語，列入了不建議使用的“微侵犯”用語清單。
在“微侵犯”意識盛行的社會，自由給每個人帶來的不是安全和放鬆，而是變成了小心翼翼、謹小慎微。一個人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說一句什麼樣的話，或做一個什麼樣的動作，就會侵犯他人權利，受到輿論或法律懲罰。
美國自由派精英往往更關注“普世價值”，而忽視草根階層的具體訴求。他們對草根文化，多少帶有一種排斥。傑拉德·亞歷山大說，2008年奧巴馬競選期間時曾經私下表示，“鐵鏽地帶”(Rust Belt)選民“充滿憤怒和仇恨，他們執著於槍支、宗教或對非同類的厭惡”。亞歷山大認為奧巴馬這句話代表了美國自由派的真實想法。若果真如此，就意味著美國自由派與鐵鏽地帶選民之間，隔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當鐵鏽地帶選民數量有限或日子還能過的時候，這種鴻溝對民主黨還不會造成致命威脅。但是，隨著美國製造業外流，鐵鏽地帶選民的人口不斷擴大，怨氣不斷增加，代表自由派文化的民主黨就失去了市場。
2016年，當特朗普登臺一呼時，不僅民主派發現自己被拋棄，即使共和黨建制派都發現，自己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美國中下層選民要求的不再是崇高的價值觀念，而是敢於打破這些觀念、不再滿口“政治正確”的狂人。天生不喜受拘束的特朗普，滿足了他們的心願。
其實，不僅美國政治生態發生改變，加拿大也已經走在改變的路上。2015年聯邦大選時，已連任十年的保守黨總理哈珀，執政時間實在太長，最終被選民厭倦和拋棄，換上了自由黨總理特魯多。可是，自由黨執政三年來，加拿大人的思想不是向“左”轉，而是變得越來越偏“右”。
特魯多就任總理以後，接納了兩三萬中東難民，通過了大麻合法化議案，提高了居民福利補貼，並推動實行碳稅計劃。這些措施理論上沒有問題，但是落實到現實中，則出現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比如，接收難民增加了當地居民對安全的擔憂；大麻合法化讓思想正統的加拿大居民，尤其是重視子女教育的華裔怨氣滿天；提高居民福利和徵收碳稅，讓企業主苦不堪言。更重要的是，自由黨政府上臺後，並沒有在強化北美自由貿易、開拓亞洲市場上取得實質性突破，相反還雙雙遭遇了瓶頸。對華和對美貿易不順，拖累加拿大經濟持續低迷，加元匯率不斷下跌。
雖然主流媒體對特魯多，不像美國媒體對待特朗普那樣口誅筆伐，但是華人媒體吐槽總理特魯多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綜合各方面反應，自由黨在下屆選舉中恐怕很難連任。保守派強勢迴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事實上，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最近的大選結果，已經預示了加拿大未來政治的走向。在安大略省大選中，執政黨自由黨一敗塗地，僅獲得7個議會席位，酷似特朗普的道格·福特則率領保守黨逆勢突起，贏得76個議會席位，取得組閣權力。福特上臺後，應該也會像特朗普一樣，兌現保守主義的競選綱領，比如減稅、改革國有電力公司、取消碳稅、降低電費、增加可負擔性住房、改善交通等。
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對美和對華貿易遭遇阻礙，必定會影響加拿大經濟發展和中下層就業機會，而中下層就業機會喪失或收入降低，就會促使選民選擇更務實、更注重國家利益和經濟效益的政治精英。從這個角度來說，保守黨在安大略省的翻盤，或許只是加拿大政壇重新洗牌的開始。
（界面新聞特約撰稿人胡樂發自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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