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之亂”已經成為整個世界不穩定的一個主要根源。西方國家各種政壇惡鬥、社會分裂、民粹主義思潮迅速蔓延，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和金融危機等問題也不斷惡化，甚至連其集團內部也陷入了混亂和相互對立之中。6月8日，作為西方精英的G7峰會在加拿大魁北克揭幕，但很快就呈劍拔弩張之勢，除美國之外的英、法、德、意、加、日等六國，集體一致聲討美國，強硬表達六國對美國強行徵收高額關稅的失望和譴責，美國則針鋒相對，甚至連決議都沒有簽署，整個峰會不歡而散，將“西方之亂”推到了頂巔。
- 不合理經濟制度造成西方國家發展不均衡
馬克思主義認為，同一社會制度下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可以存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並隨生產力發展狀況、社會歷史條件、政治文化等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如果採用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不僅不會促進生產力發展，相反會產生較大的阻礙，導致各種不利後果。
在經濟制度安排方面，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推行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其主要特徵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極力反對國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預，以資本追逐最大限度利潤為動力，併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服務。隨著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產業集群化、企業大集團發展趨勢，財富越來越集中，在西方國家經濟壟斷髮展過程中，資本邏輯的逐利性已經導致了國家之間的封閉和自利，從而使有限的社會資源不能共享，出現產業空洞化、去工業化、就業形勢嚴峻等問題，進而陷入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甚至在不少領域內再現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產生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並存、資本與勞動對立的現象，導致貧富分化，極大弱化了起穩定作用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最終西方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潮流。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霸權，美國近年來對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持很大牴觸情緒，將其巨大的貿易逆差歸咎為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新國際秩序。特朗普政府認為，新自由主義削弱了美國的相對優勢，衝擊了其一超獨霸的地位，使得美國在面臨製造業外移帶來就業壓力的同時，還要應對因其它國家移民湧入、商品輸入帶來的“飯碗”之爭，嚴重損害了美國的本土利益，因此不願再為全球自由貿易提供公共產品，這是導致此次G7峰會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預測，如果特朗普始終抱持這種理念不改變，由G7峰會帶來的西方對立還將在未來持續下去。
- 民主制度異化凸現西方國家社會治理能力薄弱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治理思想要以國家、社會和人民為治理主體，在遵循人民主權、社會公僕、議行合一等原則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政策的制定、社會治理的監督、利益關係的協調、公共服務的提供，來有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社會的自我管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但是，在西方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民主制度的異化導致了政府缺乏責任擔當，成為西方之亂的重要制度根源。例如，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人民主權已經被西方異化為濫用公投，在選票壓力下，西方政治家罔顧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極力迎合部分選民的短期需求，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無法得到有效制衡，在很大程度上侵蝕了西方國家的治理能力。而且，這種公投在形式上藉口遵從民意，事實上成為一些國家政府逃避治理責任的一種方式，使得這些國家的政治力量也不具備整合社會的能力與改革創新的能力。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條件下，西方社會多元利益相對趨於平衡，社會運行基本穩定。但隨著經濟走衰，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各國之間的矛盾深化乃至激化，使得西方政府在層出不窮的危機面前捉襟見肘、舉步維艱。
此次G7峰會無功而返，從根本上來說也是其成員國內社會治理能力不足在國際社會治理上的鮮明體現。G7成員國都是西方國家，採取的均是異化民主制度，治理機制缺乏彈性，很難針對複雜多變的全球性問題給出快速的處理辦法，更無法適應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美國為了實現自身利益，以貿易保護為由宣佈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等國家的鋼鋁產品加徵關稅，而加拿大在美國宣佈加徵關稅之後也在第一時間公佈了報復措施。作為同盟，最重要的功能和目標應當是集體安全，但相互之間卻揮舞制裁大棒，凸現其國際社會治理體系的混亂，產生“西方之亂”現象自然不足為奇。
- 過度強調自身利益難以實現有效國際合作
馬克思主義認為，合作是人在社會實踐中的普遍行為，也是人類社會之所以延續和發展的秘密。國家間合作往往與人類歷史發展的較高級社會形態相聯繫，標誌著治理觀念的轉變、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
G7集團由世界最發達的工業國家組成，在意識形態、發展水平、政治制度等方面可謂“同宗同源”。但是，隨著國家間發展越來越不均衡，西方內部矛盾重重，利益衝突不斷凸顯，已無法實現“自給自足”。為了保障本國自身利益，各國置共同面臨的議題於不顧，甚至動輒以相互報復相威脅，大幅降低了國際合作的效率。例如，特朗普上臺後，就一直奉行“本國優先”原則，主張和推銷對自己有利的全球經濟政策和價值觀，根本不考慮他國利益，所採取的損害他國利益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決策和政策，不僅對盟友揮舞“大棒”，而且在氣候、伊核等問題上主動站在盟友的對立面，相繼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嚴重影響盟友之間的信任，成為G7內部紛爭的最根本原因。
- “中國之治”是解決全球治理難題最佳方案
“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治理亂象是偶然現象的集中爆發，但實質則是現象背後隱藏的制度根源，也是資本主義本性的再次暴露。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不是局部、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一種制度性、系統性的危機，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為許多全球性治理的消極力量。
面對治理亂象，西方國家也在千方百計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事實是即便開出一個又一個的治理藥方，也因無法撼動制度根源難以有效施治。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的，世界需要一位“現代馬克思”來提供治理良方，實現對全球秩序和格局的重新塑造。
與之相反，短短數十年中國以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迅速發展，整個國家政治定力牢固，經濟、科技、國防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不斷邁上新臺階，給西方和整個世界帶來了震撼。為了積極推動世界各國相互尊重、互聯互通、交流互鑑、合作共贏，中國創造性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給國際社會擺脫西方中心主義轄制、走出或避免複製“西方之亂”、實現多元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也為人類建設更加美好社會提供了有益經驗和寶貴智慧。
與此次G7峰會不歡而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中國主持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青島順利召開，團結融洽，主動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也成為展現“中國之治”的一個重要典範。在解決全球治理難題的過程中，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貢獻著一個又一個凝聚著中國力量和中國精神的方案，這些方案都將成為“中國之治”的強大生命力及魅力所在。
（作者為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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