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精英啊？意思就是一幫不甘於人下的傢伙啊。他們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沒有機會去做全國性的大事，他們就要去做地方性的大事。這是什麼意思啊，就是把地方性的大事辦成他們的“全國大事”，說白了，就是鬧分裂、鬧獨立。
結果就是一旦某個地方出現了精英，利用當地的方言創造出了偉大的作品，這種方言，就很難再消失了，操這種方言的人，隱隱然就會出現要獨立，要成立主權國家的傾向。而這種方言，就會成為未來這個主權國家的官方語言。
語音不能統一，怎麼辦？
策劃人：李子暘 轉自羅輯思維
和你一起終身學習，這裡是羅輯思維。
今天我們繼續給你介紹蘇力老師的著作《大國憲制》。昨天我們講的是文字統一對於建構一個大國的意義，這個問題，咱們祖先解決得不錯。但是緊接著麻煩了，來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語音問題。
書同文，通過努力，可以做到。但是語同音，就是說話的音調一樣，互相聽得懂，別說古代，就是今天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今天北方人聽廣東人說話，還是和外語差不多。
但是，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語言不通，中國這個超大型國家組織是根本建構不起來的。為什麼？
我們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
從正的方面來說，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雖然通過閱讀儒家經典，繼承了天下觀念和聖賢人格。比如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你聽聽，這是多大的格局和氣象。
但是，如果在現實中，讀書人因為方言問題，沒辦法和本地以外的人說話，那在精神上，他們怎麼可能成為“橫渠四句”裡標榜的那種意義上的儒家士大夫呢？在實務上，怎麼可能成為真正有全國視野的官僚呢？所以，語同音，是打造士大夫階層的必要條件。
再看反的那一面，這就非常危險了。如果一個精英，不能成為全國性的精英，他就必然成為地方上的精英。
啥叫精英啊？意思就是一幫不甘於人下的傢伙啊。他們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沒有機會去做全國性的大事，他們就要去做地方性的大事。這是什麼意思啊，就是把地方性的大事辦成他們的“全國大事”，說白了，就是鬧分裂、鬧獨立。
你別覺得這是聳人聽聞，你看看歐洲的歷史就明白了。
歐洲中世紀的時候，書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這和中國古代的書同文是差不多的。但是說話呢？沒辦法統一，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很正常吧？跟中國也差不多吧？結果呢？
結果就是一旦某個地方出現了精英，利用當地的方言創造出了偉大的作品，這種方言，就很難再消失了，操這種方言的人，隱隱然就會出現要獨立，要成立主權國家的傾向。而這種方言，就會成為未來這個主權國家的官方語言。
這樣的例子還少嗎？莎士比亞對英語，普希金對俄語的貢獻就在於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馬丁路德。德語原本只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歐地區的方言。馬丁路德用這種方言翻譯了聖經，統一甚至可以說就此創造了標準化的德語和德文。
這件事的後果可不會侷限在語言領域，他一定會往政治領域發展，德國這個國家就從此輪廓清晰、逐漸成型的。
聽明白這個道理，再回來看我們古代中國，就會倒抽一口涼氣啊。如果全國精英之間的語言溝通問題始終解決不了，這個國家可能在歷史的中途也就解體了。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難題還是存在啊。語音統一，今天都做不到，何況那個時候。那怎麼辦？退而求其次，全民做不到，能不能在精英當中做到？精英不能全體做到，能不能在進入官僚階層的精英中做到？
對，這就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推廣“官話”的系統。民國政府推廣國語，今天我們推廣普通話，這是有幾千年傳統的。最早的的官話是西周的“雅言”。這種語言是什麼樣，現在已經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是可以到處遊說的，孫武、伍子胥、商鞅這些人也是可以換個國家做官的。可見，那個時代的精英，已經部分地做到了“語同音”，畢竟互相之間能聽得懂。
到了漢代，推廣官話多了一種手段，就是有了京城的太學。太學看起來就像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普通大學，它的一個重要職能，以往為人所忽視，那就是把全國各地的大量讀書人——人數從最初的幾十人，漸漸增加到幾百上千，到東漢時，已經發展到三萬多人，全部集中到京城，讓他們做面對面的交流，同時，集中誦讀、研習經典。
這是個啥過程？這在客觀上就是個校正各地方言，校正語音的標準化過程啊。
那你說，這樣推廣官話，能消滅方言嗎？當然不能。但是隻要讀書人受過這樣的訓練，滿足互相聽得懂、可以直接交流這個最低要求，還是可以的。就像今天四川人說普通話，叫川普，廣東人說普通話，廣普，雖然不標準，但是交流已經沒問題了。
不要小看這一點。正是因為官話的推廣，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重要措施才得以實行。那就是“異地當官”的制度。
精英在本地當官，很容易形成官民勾結、地方勢力固化的後果。所以，中國各朝各代一直堅持“異地當官”。就是你在這個地方出生，但你就不能在這個地方當官，一定要到其他地方。這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觀念之一。
但是你想啊，外地來了一個官員，跟當地人語言不通，平時的政務怎麼處理呢？打官司，老百姓說話你也聽不懂啊。所以，又有一個規定，就是官員的屬吏，都要用本地人。這兩項制度，再加上推行官話，這第三維的制度，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局面。
你看哈，第一，其他地方來的官員，處理政務，靠手下的屬吏。他們之間說話用官話。這樣，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調動官員，大家的適應成本都很低。第二，由於方言阻隔，官員很難和地方上的民眾直接交流。要交流就必須通過屬吏來進行。這樣，官員要想和地方豪強的勾結就多了一層障礙，不那麼好辦了。第三，屬吏雖然很熟悉當地的情況，也容易勾結豪強，生出各種弊端。但是他們手裡沒有權力。說到底，他們還是要聽官員的。
你看，這三條加起來是一個多麼精巧的互相制衡的結構。沒有官話這個中介，還真就不行。
聽到這兒，你可能又有一個疑問了。官話，只是在官方場合講的話，大家說起來一個人說起來最舒服的肯定還是老家方言，是母語。推廣官話，怎麼就能遏制一個精英不成為一個地方精英，不用當地的方言創造偉大的作品，從而出現獨立的傾向，不成為大國憲制的危害呢？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說相聲的非常愛模仿一些方言。春晚的小品中，也往往是用北方方言，像山東話、天津話、東北話來表演，好像演出效果就更逗樂一些。用普通話演小品說相聲，好像喜劇效果就是差點意思。普通話聽上去總是顯得很正式，很高大上。即使是發音和普通話區別不大的北京話，聽上去也會覺得更接地氣，更有喜劇效果。這是為啥？
對，這就是推廣官話的效應。
大家在各種正式場合，比如新聞聯播、重大活動上聽到的都是普通話，普通話經常用來唸國家法律法規、發佈官方消息。總之表達的都是權威、正式、官方的內容，是經常用來說“大詞”的。
相反，我們的母語，地方方言是不登這些大雅之堂的，只用來表達種種日常生活的瑣碎內容。時間一長，普通話在人們聽來，就等於高大上，而地方方言，也就日常化、鄙俗化了。普通話也就因此具備了一種“軟權威”。
古代的官話，也一樣。官話並不需要你說得標準，也不用替代你原來的方言，只需要你談論國家大事和正式問題的時候使用這種語言，就夠了。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說日常瑣事的時候，可以用老家方言，但是說正經事的時候，尤其是說“大詞”的時候，都不得不用普通話。
這樣就導致，莎士比亞在英語中、普希金在俄語中、馬丁路德在德語中起到的那些作用，在漢語中就不太可能出現。偉大的、正式的作品，只能在出現在官話、普通話這樣的通用語言中。
對，正是這種效應，讓官話成為中國精英共享的語言系統，而且還越來越鞏固，最終成了構建一個超大型國家組織，也就是“大國憲制”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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