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1918年9月－2014年4月15日），四川苍溪人，被誉为“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他有着三过雪山草地的传奇经历，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从事地下活动，他是当年中央清查潘汉年历史问题的执行者，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人。1932年秘密参加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2014年4月15日，罗青长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办事牢记三句话
从1938年开始，罗青长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中尉书记员的身份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负责联络我党在西安的有关情报关系，为关键时刻我党掌握胡宗南部队动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央社会部的枣园训练班，罗青长第一次受到严格的情报保卫训练。4个月的学习给他的情报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的社会部副部长陈刚的三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不该知的即不求知，不该说的即不说，不该交往的即不交往。”
从枣园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被派往西安，从地上转入地下，公开身份是杨虎城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
在敌后工作充满惊险，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罗援听父亲跟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文件箱里，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后来，这个地下党员思想发生了动摇，说保密箱放在他们家里，将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催促罗青长尽快把保密箱取走。
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不但罗青长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险，也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罗青长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拿到保密箱之后，赶到预定的接头地点，等着和另一名地下党员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联络员也没有来。这时西安全城开始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
罗青长决定利用自己穿着的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强行闯关。于是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
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后来，这个保密箱作为历史见证，由罗青长捐赠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
情报部门显身手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一室工作。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随行，负责情报保障。毛泽东对我党的情报工作甚是赞许，说，“我们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以后要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这些无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员。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当时毛主席给自己化名叫李得胜，周恩来给自己化名叫胡必成。“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人，一个叫得胜，一个叫必成，寓意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罗援说，“这既是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也是对情报工作有着充分的信心。”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阴谋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罗青长见证了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
总理嘱托系半生
自从进入隐蔽战线，罗青长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他又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负责对台工作。
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让罗青长受益匪浅。在罗援看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世，父亲都受到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为了台湾问题，总理用颤巍巍的手连写四个‘托’字，一方面表明了总理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我父亲的高度信任。”罗援回忆说。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当工作人员请示到政治局时，“四人帮”还没起床，迟迟没有答复。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见谁，不用请示！”
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长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罗青长也成了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
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按照总理的遗愿，他和总理的两位卫士将总理的骨灰撒进江河湖海。
“对于总理的嘱托，父亲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罗援说。
终为潘汉年平反
上世纪90年代，罗青长开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经历。罗援说，父亲虽然已经是耄耋老人，但是对于往昔的人与事仍然记忆清晰。他在回忆时还会经常提起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情报“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以及谢士炎等“北平五烈士”。
“父亲非常清楚，他们为中共情报系统作出的贡献非同寻常，情报工作性质特殊，有些人不但遭到误解，甚至遭受冤屈，他在痛心之余，也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为他们奔走。”罗援说，“为了给潘汉年平反，父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抗战时期，潘汉年一直在华东做情报工作，成绩卓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迫不得已与南京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然而也就是这一发生在抗战之中的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1955年陷入了一场冤假错案之中。
按照周总理要求，由李克农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担任组长，与其他两名同志组成三人调查小组。他们花了3个月时间，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关于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 四是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然而，在当时“左”风越来越盛的历史条件下，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罗青长也就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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