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受阿婆羅精神的影響，西方人自古就將探索世界的奧秘與安身立命的準則聯繫起來,從而不僅有了超驗的學術動機,而且有了嚴謹的邏輯法則。
早在希臘時期，阿里斯塔克就通過對自然的研究提出了“日心說”；畢達哥拉斯認為地和宇宙都是球形的；亞里士多德對生物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表了多本有關生物學方面的著作，他對生命進行了定義，對生物進行了分類，詳細研究了動物的繁殖、發育以及不同種類動物的生理過程，他還對氣象學、地址學、礦物學、動物學進行了探索；阿基米德用邏輯方法證明了槓桿定律和浮力定律。
總之，西方早期的高深知識重視對圍繞著人的自然世界的法則的探討。
這種傾向同樣影響了文藝復興及近代西方知識的走向。隨著中世紀的結束，人的主體地位得以凸顯，在這種狀況下，自然作為與人相對應的客體成為人們探究的重點。傳統的理論科學與實驗科學相結合之後,西方人便開始在理論假說基礎上進行系統的科學實驗,並將實驗得來的科學數據進行數學化的分析與處理。經典意義上的傳統科學便發生了現代意義上的轉換,畢達哥拉斯、歐幾里得、亞里士多德們的科學思想便在伽利略、牛頓、笛卡爾的手中得以昇華。
當然，這種對自然的探究更多的體現為對自然的利用。知識價值觀發生了轉變，對知識價值的認識由原來純粹的、精神的知識價值觀轉變為功利的、實用的知識價值觀，即知識的價值主要在於提高人改造自然的能力。
與西方日神崇拜一樣,儒家同樣強調一種更高的精神寄託，然而這種寄託卻更多的保持一種“存在不論”的態度，這種“存而不論”的面對自然的態度,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在自然探究方面的“實用理性精神”。
正像李澤厚所指出的那樣,“所謂‘實用理性’就是它關注於現實生活,不作純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讓非理性的情慾橫行,事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行’，滿足於解決問題經驗論的思維水平，主張以理節情的行為模式，對人生世事採取一種既冷靜又理智的生活態度”。
雖然我們承認古代和中古時期默默無聞的中國工匠對世界的貢獻要遠比亞歷山大的力學家和能言善辯的理論家多得多”。
儘管中國古代存在著墨子那樣充滿科學智慧的思想家，但卻為數不多；儘管中國古代存在著公孫龍子那樣愛好邏輯思辨的哲學家,但卻不佔主流；儘管中國古代存在著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理論體系，但卻不夠嚴謹。從總體上講，中國古代的科學確乎“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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