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新聞熱點事件，常常發生“輿論反轉”現象。事件公佈的最後真相，往往與此前引發熱議的說法大相徑庭。
真相還在穿鞋，謠言已行千里。的確，在輿情的流變過程中，有關部門應急措施不當、輿情反饋不力，是導致輿論不斷激化的關鍵原因。若能及時發佈權威信息、有針對性地開展輿情引導，一些傳言、謠言就很難有市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各種輿論熱點事件形成、發酵和傳播過程中，“標籤化思維”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種標籤化思維，是人們習慣以“貼標籤”的方式，用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某個群體、某類事物的刻板印象，評判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在一系列輿論熱點中，許多人在對事實不甚了了的情況下，就草草做出評判，原因在於受非白即黑、以偏概全的標籤化思維所累。
標籤不是輿論的原罪，它是輿論自帶的基因。在日常交往中，人們習慣藉助各種標籤，瞭解和評估某個對象或某種事態。這些標籤包含特定價值和行為判斷，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人際交往成本。人們不用為了某個對方不太熟悉的事物多費口舌，只需要用一個彼此熟知的標籤，就能讓對方茅塞頓開。周恩來總理當年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把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介紹成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下子就讓外國友人心領神會。這就是巧用標籤的典型事例。
標籤能夠輔助認知，但這並不意味著，凡事都應該進行標籤化認知、標籤化思考，甚至養成一種標籤化思維習慣。同時還應當看到，由於輿論的推波助瀾，標籤化思維正愈益展現出非理性、情緒化的特徵，反過來又惡化了輿論生態。
標籤化思維的形成，分為編碼和解碼兩個過程。不難看出，標籤化基本遵循以下編碼路徑：把個案泛化為普遍現象，把偶發總結為必然結果，把特殊描述為一般情況，把細節論定為事物全貌。比如，官員都是腐敗的，城管都是暴力的，路人都是冷漠的，老人都是訛人的……
標籤化思維發揮作用，則是人們對標籤化進行解碼的過程。當一個標籤形成甚至根深蒂固之後，人們就會用這個代表總體印象的標籤，對群體中某個具體個體進行評判。比如，一起普通醫患糾紛，如果當事者是官員身份，輿論關於官員的所有負面印象，就會立刻被調動起來，壓向當事人。事情的本來面貌，反倒鮮有追問。
事實是第一性的，輿論是第二性的。客觀地說，標籤化思維的形成，確有現實基礎。比如輿論場上存在的仇官仇富情結，的確是這個群體中的少數人行為不端、引起公憤形成的。問題在於，個別官員、個別富人的為非作歹，最終卻要所有官員和富人一起買單。無論從認識論角度，還是從社會效果看，都是有害的。
回顧若干起輿論熱點的輿情演變，輿論訴諸慣性思維，在事實尚未調查清楚之前，就匆忙評判的現象並不鮮見。各種謠言之所以能夠滿天飛，恰恰也是因為它們“印證”了標籤化思維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輿論效力越來越大的今天，作為輿論參與者，我們每個人恐怕都得冷靜思考一下，該如何克服標籤化思維，該如何保持冷靜、客觀、理性。（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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