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生： 隨筆集》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做夢，人類進步的開始！”
摘錄書中一段，頁242：
面試結束後，我沿著蘇州河邊上石板夾著磚塊的小道走了好幾圈，看著老師家以及其他各幢小洋房的外牆上爬滿了蔓藤，心想，這些建築置身於上海這座喧鬧的大城市之中，顯得那麼寧靜，那麼高貴典雅，以前都是在小說電影裡才能看得到的場景，離自己從小一直生活的農村環境是那麼遙遠，而現在卻是這麼近，就在眼前，自己再往前跨上一小步，就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員，這是夢境還是現實呢？
“做夢，人類進步的開始！”他的《法律人生：隨筆集》以這樣一句話開始了。
他於1955年出生於上海市川沙縣王港鄉何家宅。他說：“我的少年時代，也是一個做夢的時代。……夢幻儘管夢幻，現實終究是現實。我的少年時代，實際上是在窮困、平淡和瘋玩中度過的。”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在唐鎮中心小學讀小學四年級，當時造反派問他外公外婆家是否藏有金銀財寶，單純的他坦承外公家裡的確有十幾塊銀元，導致外公外婆遭批鬥。外公胸前被掛上一塊黑板，上面寫著“嚴順奎必須老實交待”，這件事給年幼的他良心上造成很大的刺激，也讓他在學校備受歧視。那時就連學校邊上的教堂也變成了批鬥老師和幹部們的場所，批鬥會上所見到的悲慘場景讓他認識到人性中惡的一面。“文革”不僅破壞了正常的社會和生活秩序，摧毀了原有的制度和價值理念，而且扭曲了人們的心靈。
何勤華老師與母親、女兒的合影
1971年中學畢業後，他回到生產隊裡務農，身體羸弱的他不得不從事苦役般的體力勞動，那是一種超出體力極限的勞動，每年冬天的挖河更是到了令人恐懼的地步。很多年後，當他向女兒講起這段經歷時，女兒問他為什麼必須要去挖河，他回答道，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是人民公社這個集體組織中的一員，其人身是不自由的，如果你不服從安排，被開除出生產隊，那生活的一切就沒了依託。而這種情況是現在的孩子們無論如何所不能真切體會的了。
他不到二十歲就擔任了大隊政宣委員和治保主任，負責處理基層的一些糾紛和案件。“法律是關於善良與公正的藝術”，儘管當時的他還不知道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的這句名言，但他已憑著本能去依據這個準則來處理問題，凡事以當事人的利益和前途為重。
從初中畢業失學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他在農村勞動了六年半，在這段時間裡，他牢記一位恩師的囑咐，哪怕勞動再苦再累，也堅持自學。他把讀書當作生活中最大的樂趣，讀所能接觸到的一切書籍，既有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也有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書籍，還有中學教材和《青春之歌》等小說。在讀書中，他忘卻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帶給他的艱辛和痛苦，忘卻了人際關係的複雜，還有生活中各種各樣的煩惱，讀書也讓他看到在狹小的農村勞動生活之外還有更廣闊的天地。
（左起）
姜明安老師、何勤華老師、武樹臣老師
農村的這段經歷對一個人來說在當時肯定是苦不堪言的，但從另一方面也為未來的人生道路準備了豐厚的滋養。“機會只垂青有準備的人。”1977年在國家恢復高考時，持之以恆的自學顯出了效果，他順利考上了北大，雖然這並不是他當初所能預料到的收穫。所以，當學生們如今請他寫些勉勵之語時，他總是會寫下“天道酬勤”等。
1978年2月28日，他坐了28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京大學，與來自四面八方的同學一起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後來他撰文深情回憶“北大法律系77級——我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在這裡，他遇到了那麼多令他感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恩師，他把自己日後在專業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歸功於他們的提攜和鼓勵，比如鼓勵他堅持自己論文立場、但也批評他文章段落之間邏輯不夠緊密的李志敏老師，講課時激情澎湃、才華橫溢的孫國華老師，深入淺出、論證嚴謹、說話平和的蒲堅老師，儒雅清高、專注於學問而又耐心釋疑解惑的沈宗靈老師；在這裡，他遇到了日後成為終生摯友的同學，他們和他一樣珍惜得來不易的求學機會，刻苦學習，以此彌補被時代耽誤了的光陰。他們在生活中彼此照顧，在學問上相互砥礪，同學直言不諱地指出他文章中的缺陷，他聽到批評意見後，並未感到沮喪，而是予以虛心接受。
本科畢業後他回到上海，跟隨徐軼民老師讀研，徐老師在專業訓練和外語上嚴格要求，為的是讓學生們在以後的教學和科研方面走在同齡人前面。徐老師在閒談中希望他做一個有心人，記錄下所參加的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的點點滴滴，於是，就有了他在“法史三十年記憶”這一部分對法律史學科前輩和同輩學者為人為學的介紹，清晰地展現出一個學科薪火相傳的發展史。
他說，隨筆其實也是一種講故事的方式，是作者將自己認為比較有趣的人和事以及想法說出來。小說的故事可以虛構，而隨筆必須是真實的。他在敘說童年夢想時寫道：“用夢想和幻想編織一個個美麗的場景，比如……在做功課看小人書時，倏地旁邊冷不丁飄來一個聰明伶俐、美麗溫柔的小女孩啦。”他在“倔脾氣的弟弟”一文中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弟弟堅決反抗他人不公待遇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正在閱讀的瑪雅•安吉洛的《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它們存在一些共同點：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激發了作者內心天然的正義感。作品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孩子與外部世界最初相遇時的夢想、懵懂和挫折，它們之所以打動人，不在於文字華美，而在於真實的力量。
何勤華老師與母親、弟弟在北大門前的合影
不久前，我在新浪微博看到一名華政的學生髮布了其在地鐵九號線上偷偷拍下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正是他，他正在認真讀著一本書。少年時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死”之後，內心產生的恐懼感讓他督促自己始終不敢懈怠，一直保持勤奮學習的勁頭，希望在死之前，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件做完。
他就是我的導師何勤華教授。我是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若非老師不斷督促、耳提面命，工作的繁瑣讓我差一點想放棄論文的寫作。等我將初稿交給何老師後，過了幾天，他交還給我，在上面一一批註了錯別字和不合乎寫作規範之處，我既感動又羞愧。此刻讀《法律人生：隨筆集》，我明白了他這樣做的緣由，因為他的老師正是這樣對待他的。也許我這一生都沒有機會專門從事學術研究了，但老師的言傳身教一樣讓我受用無窮，無論在為人處事上，還是在日常工作上，一個人都應該努力盡到自己的本分，善良地對待他人，做更好的自己。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不同的際遇和掙扎，他用樸實的文字寫下奮鬥和求索的歷程，以及他生命中的“這些人，那些事”，讓我們得以瞭解一位法學家和教育家的“法律人生”，讓我們回憶起我們曾經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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