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2015年9期
作者｜李菁/文 李定安/口述
李鴻將軍
命運變幻難料，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內戰硝煙又起。孫立人的新1軍作為國民黨的精銳部隊被派往東北戰場。不久，與杜聿明不和的孫立人被調離東北戰場。外界曾以為他最信任的李鴻會接任新1軍軍長，但是，結果卻出人意料：作為新1軍最核心的部隊的新38師被抽調走，與另兩個雜牌部隊組成新7軍。李鴻雖然被任命為新7軍軍長，但被整編之後，他所帶領的已是一個二流軍隊。長春被圍，生了重病的李鴻成了戰俘。厭倦內戰的李鴻被釋放之後，一度想解甲歸田，過一個普通人的寧靜生活。但最終聽從孫立人的召喚，輾轉到了臺灣。不料被蔣介石當作共產黨“匪諜”，一關就是25年。他投奔而去的孫立人在幾年後也被解除兵權，遭軟禁33年。如今，“李鴻案”也被公認為“孫立人案”的“序曲”。
李鴻的兒子李定安如今安安靜靜地在臺北享受他的退休生活，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因為“過去的經歷是一種太大的傷害”。李定安的姐姐出生在哈爾濱解放軍的戰俘營，取名“哈生”;而他則出生在國民黨監獄裡，當年取名“獄生”。想起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和悲劇。回憶往事時，他的語調平靜，細細品味，卻經常有一種難以掩飾的深深的哀痛，為父輩，為自己，為這個民族曾經經歷的一切傷痛。
縱觀父親一生的興衰榮辱，可以說都與孫立人將軍密切相關。他們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結識的。父親李鴻1903年出生於湖南湘陰，幼時讀私塾。1925年，經表叔楊覺庵先生引薦，考入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後，又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編入工兵科，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陸軍教導師學兵營任中尉教育班長。而此時，孫立人正任排長，兩人由此結識。
孫立人的出身與我父親不一樣，他在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國普渡大學學土木工程。本來已拿到工程師資格的孫立人卻要從軍，又考入弗吉尼亞軍校。1928年，孫立人畢業回國後不久，先是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待了一年，後來也到了陸軍教導師工作。1932年，孫立人調任宋子文的稅警總團特種兵團（後改為第四團）團長，他上任後，把父親調來任稅警總團第四團一營機槍連連長。
不過，在那個時候，孫立人與父親之間，也只是簡單的上下級關係。說起來，父親早期的軍事生涯並不順利，從黃埔畢業之後，他在連長位置上待了10年之久。與那個時期的大部分軍人一樣，無論是北伐還是“剿匪”，抗戰前，他們的主要精力都在內戰戰場上。父親是工兵科出身，對各種技術都很嫻熟，所以他對士兵訓練得很好，但又不願意讓士兵在戰鬥中無辜傷亡，而且他對內戰中被殃及的平民一直滿懷同情，平時流露於言語中，加上他本人又是沉默訥言的性格，於是有一些人說他“貪生怕死”。這種說法多了，必然影響上級對他的看法，這也是父親長期得不到提拔的原因。
孫立人真正對父親有所認識是在抗戰時期。淞滬會戰爆發後不久，稅警總團奉命由海州開赴上海前線作戰，配屬張治中第九集團軍，先後參加蘊藻濱和大場兩場戰役。孫立人任團長的第4團的位置與日軍隔一小河，陣地在二三十米遠，手榴彈一擲就到對方陣地。
由於機槍連陣地處於全團防線的突出部，位置十分險要，堅守數日後，全連傷亡過半。孫立人下令讓死守三天，不準退卻。父親向他舉手敬禮，向他保證“有我李鴻在，就有陣地在”。不久，孫立人來巡視防禦陣地，看到機槍連的掩體沒有留下通路，就問父親為什麼不留退路出口，父親說，他要與陣地共存亡，所以不留退路——到了臺灣後，身邊的人經常聽孫將軍講起這個細節。他說，以前覺得李鴻是個窩窩囊囊的人，但是這一幕讓他覺得自己之前一直對李鴻有誤解。
臨行前，孫立人緊握著父親的手，讓他堅守陣地。後來日軍久留米師團對機槍連陣地發起最猛烈進攻，雙方展開了肉搏戰。父親腿部受傷，血流如注，他讓一個排長解開他的綁帶，用勁綁著傷口，繼續戰鬥。孫立人聽到機槍連陣地危急，親率敢死隊100名官兵前往支援。他急忙跑向槍聲激烈的地方，只見父親單膝跪在機槍射手旁邊，指揮數挺機槍交叉火力射向敵兵。這讓孫立人非常感動。等這一輪戰鬥過去，孫立人對父親說：“你連損失太大，堅守三天的任務已經完成，可以組織剩餘官兵撤退。”父親說：“這時不能動，一動整個防線就潰了，先把敵人的氣焰壓一壓再說。”孫立人對父親的表現很是讚賞，他當即提升他為少校營長。
也是因為這次戰役，孫立人建立起了對父親的信任。孫立人本人在淞滬戰役中遭受重傷，宋子文當時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救他。孫立人傷愈之後，重新整理稅警總團的舊部，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又成立了“緝私總隊”。孫立人又把父親、唐守治、陳鳴人、劉放吾等這些舊部相繼召回。父親被任命為緝私總隊教育長。到了1940年，稅警總團又恢復建制。第二年，被改編為新38師。孫立人任師長，下轄三個團，原學兵團和特務團之一部合編為114團，父親擔任團長。1942年2月，中國政府決定出兵緬甸，新38師奉命於3月27日入緬。
1944 年春，史迪威將軍（右）與新38 師114 團團長李鴻上校（左）在緬甸叢林前線一起研究作戰方案.
1945 年3 月8 日，新38 師團長陳鳴人上校、李鴻、印緬戰區總指揮索爾登中將、孫立人將軍、埃倫中校及列維勒上校、唐守治一行查看老臘戍—曼德勒鐵路線上的車場（人物左至右）.
緬甸戰役初時不利時，孫立人帶著新38師到了印度，在藍姆伽受訓。在反攻緬北的戰役中，新38師嶄露頭角，其中父親作為114團團長，幫助孫立人屢建奇功。1944年6月15日，父親帶領114團正在全力進攻孟拱重鎮時，突然接到孫立人命令，讓他分兵救援在孟拱城東南被日軍包圍的英軍第77旅。父親率團迅速強渡南高江，以一部兵力解救英軍出圍，並接替英軍防務，讓英軍後撤。然後主力沿孟拱東側南下攻擊，經過連續幾日的進攻，終於在25日傍晚，攻佔孟拱城。英印軍第三師藍敦師長獲此捷報後，立即致電，向孫立人師長和李鴻團長表示謝意。為此，父親獲得英國女皇頒發的金十字勳章。
1944年8月，新38師在盟軍配合下攻佔密支那，中國駐印軍第一期反攻緬北戰役宣告結束。孫立人升任新1軍軍長，他把自己一手帶出來的新38師交給了父親。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父親當年曾先後兩次收到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任狀。第一次是擢升為新30師師長，父親正準備履任，即被孫立人制止。原來，孫立人早就在為他一手創建的新38師物色自己的繼任者。經長期考察，他看中了父親，因而說服蔣介石收回成命，第二次才下達了任命父親為新38師師長的委任狀。父親是由團長直接升任新38師師長的，未經參謀長或副師長之職。
自此之後，父親率新38師攻克八莫，遠征軍在芒友會師。八莫之役為整個緬甸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英國政府和印緬戰區盟軍最高指揮部，為紀念這一戰役之偉績，特令頒佈將八莫至莫馬克的一段公路命名為“孫立人路”，將八莫市區中心馬路命名為“李鴻路”。
就在激戰中的11月30日，父親還接受了美國政府授予的銀星勳章。當時新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兼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索爾登將軍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向父親頒發了勳章，以表揚他在胡康河谷戰役中的表現。索爾登還宣讀羅斯福總統的嘉獎詞和授勳祝詞。1945年1月27日，自滇西向緬北反攻的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會師於畹町附近的芒友。2月，在南坎舉行隆重的會師典禮，父親還擔任慶典的指揮官。
史迪威特別欣賞我父親，可以說我父親從團長升到師長，史迪威還有孫立人講的話都很有幫助。要不然我父親的資歷是趕不上其他幾位的。比如潘裕昆是黃埔四期，跟林彪是同一期，還包括同是五期的唐守治。其實他們的級別或資歷都在我父親前面，但是我父親最終升到38師師長，跟史迪威和孫立人的堅持有很大的關係。遺憾的是，大力提拔他的史迪威和孫立人都不為蔣介石所喜歡，我父親來臺後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李定安 和 伊斯特布魯克 (史迪威外孫)合影。(2013 年)
前兩年，我在臺北見到史迪威將軍的外孫約翰·伊斯特布魯克。他告訴我，史迪威在日記裡罵了很多中國將領，極少數沒有罵過的，就包括李鴻將軍。他很稱讚我爸爸，有一次，史迪威穿著便裝到前線視察。沿路也沒看到太多幕僚，後來他看見一隊人在那裡挖壕溝，他就問這些人：“你們誰是這裡面的頭兒？”有一個人舉手，給他敬了一個禮。他自我介紹是史迪威，而對方跟他介紹說自己是李鴻。當時史迪威很驚訝，一個團長怎麼會自己下來挖壕溝。他之前也沒有通知別人要來這裡視察，所以也不是事先安排的。可是史迪威還是狐疑，他就伸過手去，我父親自然也伸手跟他握了下。史迪威順勢拿起他的手一看，上面都是繭。父親當年在黃埔是工兵科的。這一幕給史迪威印象很深。史迪威日記裡多次表揚李鴻，對父親深為信任和尊重。史迪威後來因與蔣介石不和被召回國，臨行前他來不及話別，還特地給父親留了一封充滿感情的告別信。我父親也寫了一封信給他，史迪威的外孫約翰最近剛剛把這封信傳給我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按照軍部命令，父親帶領新38師連夜起程，沿著廣西南寧至廣州灣的梧州公路，向廣州急行軍，於8月25日進入廣州。“李氏接收廣州，功不可沒，欲發接收財，俯拾即是，然其清廉剛正，一塵不染，凡敵偽財產，均派員一一清點查封入庫，等候上繳長官部，李氏此舉，廣州市民皆為之傾倒。”這是當時廣州媒體的報道。9月7日，第二方面軍在廣州舉行受降儀式，張發奎作為中國方面代表，接受日軍“南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田中久一的投降。受降儀式不久，父親奉孫立人將軍之命，在廣州白雲山修建“新1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父親原本並不喜歡戰爭，尤其厭惡內戰。他大概以為這一切終於結束，可是沒想到，更大的劫難遠遠沒有到來。
1947 年，在東北戰場的孫立人（前左二）巡視長春防禦工事.
受困長春
從緬甸戰場回來僅僅幾個月，父親就接到副軍長賈幼慧電話，說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來電，要新38師儘快做好移防東北的準備。父親本計劃回湖南老家探親，可是軍令難違，1946年2月下旬，新38師奉令由九龍登上美軍第七艦隊的登陸艇，開往葫蘆島，接著便開始經瀋陽北進。
抵禦外寇侵略的硝煙剛熄，父親厭惡的內戰又重新開始燃起戰火。5月，孫立人指揮新1軍先後佔領四平、長春、吉林、德惠等，和林彪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隔松花江相望。6月，在馬歇爾調解下，東北全線停戰。兩個月後，新1軍奉令調防長春。
1947年4月，因為與蔣介石寵信的杜聿明不和，孫立人被調離東北。蔣介石對孫立人的新1軍還是心存忌憚的。到了年底，陳誠借整編之名把新1軍分割為兩個軍：新1軍下轄新30師、50師及東北保安部隊;新7軍下轄新38師、暫56師、暫61師。值得玩味的是，孫立人離開新1軍之後，外界都認為會由他最信任的李鴻接任，沒想到卻由50師師長潘裕昆接任，而潘裕昆是陳誠信任的人。另一方面，新38師本來是新1軍最核心的部隊，也是孫立人的“發家”之地，卻被抽調走，與另兩個新組建沒怎麼經過戰鬥的雜牌部隊組成新7軍。
父親被任命為新7軍軍長。雖然是給了他一個軍長的頭銜，但其實只有他一個“光桿司令”。本來是新38師生長出來的新1軍，最後被拆分掉，而新7軍當時的處境也非常尷尬。被整編之後，他已變成了一個二流軍隊，其實力根本就沒法和新1軍、新6軍當年一起在緬甸形成的“拳頭”來比。所以雖然說起來新7軍也是中央軍，屬於嫡系，但是新7軍上下又會覺得自己在中央軍裡明顯遭到歧視。據說已經到臺灣練兵的孫立人聽說這個消息後，還專門致函陳誠，希望他不要分割新1軍，以保留新1軍的戰鬥力——但這也正是蔣介石所忌憚的。所以孫立人的建議也無濟於事。
60軍是由滇軍整編而成的，是龍雲最早投入到內地參加抗戰的部隊。當年他們在越南完成受降儀式之後就被派到東北戰場。蔣介石此舉也是一箭雙鵰：一是滇軍是有名的能征善戰，正好可以用他們來對付中共的部隊;二來也藉機把滇軍分化掉。
中共方面也深知滇軍與蔣介石的矛盾，所以他們也非常重視對滇軍的策反。很多戰役中，他們主動放滇軍一馬，滇軍攻哪個村，他們就退出。另外，因為龍雲當年在西南實行開明政策，使得昆明成為左派知識分子云集之地，滇軍的很多將領也深受影響，容易接受中共地下黨的宣傳，所以中共在東北戰場對滇軍的統戰相當有效。
到了1948年夏天，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處於劣勢，被共產黨部隊圍困在瀋陽、長春和錦州三個孤立據點。守長春的，主要是父親的新7軍和曾澤生的第60軍，一共約10萬餘人，隸屬於鄭洞國的第一兵團，父親李鴻兼任長春警備司令。
當時長春市以中山馬路劃為兩個防區，新7軍守市區西半部，60軍守東半部。早在當年5月，長春西郊機場被中共部隊佔領。長春對外陸、空交通斷絕而成孤城。長春守軍兵員、武器彈藥無法補充，就連口糧、燃料也逐漸斷絕。士兵士氣低落。到了10月，長春已經山窮水盡，每天連病帶餓，死很多人。10月初，蔣介石下令突圍，手令是派空軍投下來的。這時，長春守軍已經餓得沒力氣走路，突圍根本行不通。即便是走出去，走不多遠，也將不是被餓死、凍死、病死，就是被共產黨的部隊抓走或打死。
在長春還沒有被圍之前，我父親見過蔣介石，他當時提出，長春繼續守下去已很困難，不如把美式裝備部隊移到關內去——這裡面還有些閒話出來，抗戰勝利後，美式裝備、以廣東和湖南南方人為主的新1軍，被蔣介石發到冰天雪地的東北去了。有人說蔣介石和陳誠兩個是要“借刀殺人”，斷送這個部隊。南方的部隊跑到東北去打，這也確實是件很奇怪的事。為什麼不派浙江的老鄉直接去東北？
然後蔣介石把他們幾個有實力的部隊東一塊、西一塊，像剝餅一樣分掉。然後三大據點各自被圍住，成為一座座孤城。我父親跟蔣介石說守不住，蔣介石說：你放心去，到時被圍的話，我會派飛機去解救。他後來的確也派飛機了，但是聽說還沒有靠近的時候，就被高射炮打下來，所以他們就亂丟補給，亂作一團。
10月15日，錦州的範漢傑兵團被全殲，解放軍攻克錦州，國民黨軍在東北的退路完全被切斷。第60軍本來就不屬於嫡系部隊，在東北也沒有一心一意地打下去。60軍官兵經過密謀，決定於10月16日向中共投降，並要求新7軍一致行動。而新7軍官兵認為“起義”對不起孫將軍，還是準備突圍出去。
當時，我父親病倒了。我外婆後來告訴我說，我父親去巡視前線的據點，跟著下屬一起吃伴米糠的窩窩頭，吃了以後就得了傷寒。他把兵權交給副軍長史說，下面的人也在病榻前向他報告。曾澤生在他病倒之前也跟他講說：大勢不行了。而曾澤生的第60軍宣佈起義後，即把槍口對準新7軍，要求新7軍與共產黨軍隊和談。史說派副師長彭克立等5位代表與共產黨談判。鄭洞國17日晚赴新7軍軍部探望父親，相對黯然。當時鄭洞國的武器已經被部下收走，防止他自殺。父親躺在病床上，動彈不得。鄭洞國見大勢已去，遂召集營長以上軍官當眾含淚宣佈：由本長官負起歷史罪名，即日起解散部隊;任官兵依各人志願，自擇出路。新7軍放下武器，士兵被共產黨部隊收編，軍官成為戰俘。鄭洞國與父親一起，由解放軍護送去俘虜營集中。
決意赴臺
10月19日上午，解放軍主力開入長春。當時父親由擔架抬著和救護車護送著，被送到了哈爾濱。解放軍方面派了專門醫生和護理人員為他治病。鄭洞國被俘後，留在了大陸。他後期寫回憶錄裡提及這一段，意思是李鴻是在裝病。不過我媽媽和我外婆後來都說，父親當時的確病得蠻嚴重的。我外婆說，長春被圍時，城裡面沒有抗生素那一類藥，如果不是解放軍相救，父親的一條命就沒有了。
到了長春，父親認識了我媽媽。我媽媽馬真一畢業於長白師範學院（現吉林大學）音樂系。她是滿族人，正宗的鑲黃旗，說起來還是格格呢。她在父親擔任長春警備司令的時候與父親相識，後來經兵團司令鄭洞國當證婚人舉辦了婚禮。父親被俘時，母親已懷有身孕，後來在哈爾濱的戰俘營裡，母親生了我姐姐，父親為她取名“哈生”。
長春被解放以後，聽說林彪是希望我父親能加入到解放軍裡面，像60軍軍長曾澤生一樣——曾澤生後來打韓戰，打得虎虎生風。幾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去看望過他，其中有第一兵團司令蕭勁光，同是湖南籍的肖華、何長工都來看他，想說服其為共產黨政權工作，在軍隊或地方任他選擇，享受解放軍高級將領待遇。但父親說：“絕不與國民黨兵戎相見，這是我做人的起碼原則。”他唯一希望的，是想解甲歸田，回老家種地，做一個普通老百姓——父親不願意中國人打中國人，不喜歡內戰，這是他一貫的想法。
1949年1月底，父親與鄭洞國等諸多在長春被俘的將領，從哈爾濱轉到撫順。幾個月後，他們各自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史說、龍國鈞還有一個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等，被分配到解放軍的軍事院校去任高級教官;父親與彭克立、陳鳴人等人回原籍。當時鄭洞國也沒有接受安排，直到1952年才去北京。
父親回湖南途中路經北京，領導方面再次善意相勸，陳以利害，要他參加工作，無奈他去意已決。在北京停留數日之後，他乘車南下，回到長沙，與親人團聚。當時長沙還屬於國民黨控制，守城的是黃埔一期的陳明仁。當年陳明仁率71軍守四平街，曾與父親率新1軍新38師並肩作戰。此時此地相見，別有一番感慨。陳明仁邀父親協助守長沙，被父親謝絕。事實上陳明仁後來也在長沙起義。在長沙期間，父親閉門謝客，平時讀書、練字、整理戰史。到了1949年7月，長沙局勢急轉直下。解放軍已進駐東郊。父親帶著大哥李定一回到老家湘陰縣鄉間的李家大屋。
作為父親的老上級，孫立人一直牽掛著他以及部隊的情況。父親被困長春時，孫立人曾要求蔣介石用飛機送他去長春，親帶李鴻的部隊解圍，但被蔣介石拒絕。這時，孫立人在臺灣任陸軍副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他派人多方打聽新1軍將領的下落。聽到父親與彭克立、陳鳴人、曾長雲這些他過去的舊部被釋放後，他派曾在新38師任諜報隊隊長的舊屬葛士珩尋訪李鴻。葛士珩由基隆上船偷渡至香港，再轉赴上海，奔長沙打聽李鴻下落。聽說父親已回湘陰老家，葛士珩又到湘陰李家老宅找到了父親。
另一方面，孫立人面見蔣介石，請求准許李鴻等人來臺“戴罪立功”。蔣介石起初默然不語，後來問孫立人：李鴻丟了長春，又在共產黨那裡受訓多日，如果他是“匪諜”怎麼辦？孫立人回答說，他對李鴻知之甚深，願以身家性命擔保。
葛士珩找到父親後，給他看了孫立人的親筆信，上面只有寥寥數語：“立人已面呈蔣總統，並蒙總統明示，聯繫來臺，共赴時艱。”這封信讓剛剛心情寧靜的父親又不再平靜。他聽說蔣介石對喪師失地但又迴歸蔣身邊的黃埔同學不予追究。北平守將李文、石覺是李鴻前期的黃埔學長，李、石都曾列名傅作義的和平通電，並向中共交出本兵團的兵馬武器，隻身南返。但蔣介石並未處罰，反而召見慰問，並迅速發表李文任第五兵團司令官，石覺出任上海防守司令併兼湯恩伯京滬杭警備總部的副總司令官，重掌兵權，再掛帥印。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老長官孫立人在臺灣正如日中天。他思考了很長時間，終於還是下決心去臺灣追隨孫立人。
1950年2月3日，父親化裝成商人，帶著母親、我外婆還有剛剛1歲多的姐姐，到了香港。當時很多國民黨將領寓居香港，包括衛立煌在內，知道父親的選擇之後，都勸他留在香港，不要去臺灣，他們說：你知道校長的脾氣，不要去做“張學良第二”！可是父親心意已決。
父親很快給陳誠寫了一封信，詳細講述丟掉長春以及自己後來的經歷。但他一直沒有收到陳誠的回信，心裡不免不安。不久，孫立人帶我父親去看蔣介石，蔣介石告訴他們說過去已過去，不必再提，今後要好好做事。當時蔣介石當面告訴父親，給他兩個選擇：一是擔任新成立的成功軍軍長;二是擔任陸軍軍校校長。父親回到屏東家裡，聽母親說，那幾天可是賀客盈門，十分熱鬧。
誰知話說完不到一週，父親就被抓了起來。
身陷囹圄
1950年5月初，“國防部”派人從臺北來到屏東，告訴父親“上面召見”。母親也被要求同去，除了他們，還有陳鳴人夫婦以及彭克立等人——當時除了父親以外，葛士珩還找到在湖南的彭克立。當時，彭克立的妻子住院即將生產，彭克立留了一點錢給妻子，隻身取道香港搭船來臺灣。他打算在臺灣把生活安頓好之後，再接妻女來臺。彭克立於4月底來臺，抵臺不久得知妻子在家鄉生下第二個女兒。可是6月，他即被捕。
接到通知時，父親已預感到這一去就會凶多吉少。果然，到了臺北之後，他們立即被押送到保密局。不久，曾長雲也被收押進來。最初被捕的是4個人，後來增加到8人、16人，都是孫立人在新38師和新1軍的將校級軍官，可知立案的最終目的還在於對付孫立人。
保密局指控他們是共產黨派遣來臺灣、策反孫立人的“匪諜”。在保密局，他們4人被隔離審問，受到殘酷的刑罰，包括坐老虎凳、用針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親坐“老虎凳”後，雙腳幾乎廢掉。後來靠獄中難友扶助才能進行簡單的康復，慢慢恢復步行。毆打、疲勞審問，最終目的都是逼迫他們承認和“共黨”有聯絡，是奉“匪”命潛臺工作。
在保密局關了一年多後，他們又被移到桃園南坎的保密局監獄，囚禁了3年之後又被移送到龍潭保密局監獄。這是保密局新建的牢房，卻起了一個文雅的名字——臥龍山莊。包括父母在內一共16人都被關在這裡。
1950 年，臺灣“吳石案”涉案人（由左至右）陳寶倉、朱諶之（朱楓）、吳石、聶曦在判決現場。獲知死刑判決後，吳石留下遺書
我媽媽被抓走的時候，已經懷了我。我是1950年10月20日在監獄裡出生的。那裡並不是一般的監獄，是關所謂“自己人”，就是情報局自己施“家法”的地方，裡面關的都是一些大人物，比如蔡孝乾（注：也叫蔡乾，中共潛伏特工，1950年1月被國民黨逮捕後供出了在臺灣的所有地下成員名單資料，包括朱楓以及職務最高的國民黨“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等）、吳石等所謂的大匪諜關在一起。不過在我出生之前，吳石已經被槍斃了。
同案者不關在一個房間裡，但可以見到。白天他們被允許走出囚室，在庭院裡走動，但不能走出大門。他們可以在經過彼此的牢房門口時匆匆打個照面。同監的還有幾個軍統人員，像黃埔六期的喬家才、王功鎏，還有因寫《殺陳誠以謝國人》而得罪陳誠被關在這裡的龔德柏。裡面有真正的中共地下黨，也有被誣為“匪諜”的。時常有人被拉出去槍斃，有的臨死前高喊共產黨口號，有的則大聲喊冤……
被關在這裡的成員複雜。軍統高幹喬家才也被關在這裡。喬伯伯在軍統當中資歷很老，他出身山西大戶人家，當年是熱血青年，不從事家族生意非要從軍。後來做到保密局北平站站長，和毛人鳳資歷相當。喬伯伯個性耿直，得罪了毛人鳳。戴笠死後，毛人鳳怕喬伯伯搶他的大位，誣告他貪汙。他在北平被逮捕入獄，隨後五花大綁押送到臺灣。本來毛人鳳還要把他槍斃的，據說是蔣介石下手令留了他一命。喬伯伯跟我們關在一起，獄卒們對他十分客氣。出獄後，他寫了很多文章，也出版了自傳《關山煙塵記》，後以90高齡在睡眠中離世。
媽媽後來也多次談起，保密局的人其實查得非常清楚，知道她對政治、軍事一竅不通，壓根兒不是什麼“匪諜”。媽媽雖然沒有遭受酷刑，但是被打耳光。審訊她的人說：“你知道我們為何只抓你而不抓其他人的老婆？因為你受過高等教育！你識字，她們不識字！”
我就是在監獄裡長大的。原本他們是想把我們一直關在這裡的。關到第7年的時候，母親抗議說，孩子該讀書了。這樣才開了一個庭，把我們放了。我被關了7年2個月。
過去的很多事情我都不願意提。所謂的“白色恐怖”對我來說不是陰影，是深深的傷害。我能記事的時候，偶爾會在某一天一大清早，進來幾個大漢，把牢房裡的難友像抓雞一樣抓出來——我們的牢房都是一小間一小間，牢房的門低矮，進去是要俯身鑽過去的，就是要羞辱你——我記得有一箇中年女子，身穿旗袍——我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一見獄卒就知道大事不妙，雙腿頹軟，幾個人三兩下就把她架走。接著大門砰然關閉，過了一會兒，就聽外面“砰”的一聲槍響，一個好好的人就這樣永遠不會再見到了。這是我親眼見到的，這樣的經歷一再出現，怎麼會對我的一生沒有影響呢？！曾經有很多媒體想要採訪我，我都不願意重提往事。雖然過去也讓我很憤憤不平，但是現在好不容易有種走過亂世劫後餘生的感覺，就好好活著吧。
蒙冤
後來“中央研究院”的朱浤源博士給我看了一整份1950年蔣介石對父親案件的批示，上面寫：“此案未呈閱，待閱後再定。”蔣的手下把李鴻抓走，關了好一陣子了。用現在的說法，“羈押期滿”，再關下去總得要給個說法，起碼下面軍法單位的人沒有辦法，只能寫個簽呈上去，意思是問老蔣該怎麼處理，如果是“匪諜”就得槍斃。老蔣這個批文是在裝傻，好像在：“你們這些人是在幹什麼，我說過等我瞭解以後再說，你們搞不懂嗎？怎麼翫忽如此。”下面的人才知道原來蔣介石根本是殺不下手，想把這個抗日有功但剿“匪”無力的學生打入大牢不要處理，讓他就此人間蒸發。
我後來想，在長春被圍的時候，蔣介石大抵是希望李鴻能像邱清泉、黃伯韜這一類的黃埔門生，兵敗就“自裁”在沙場上，然後給他樹立一個“烈士”的貞節牌坊，當個好樣板。老蔣當然會這麼想：李鴻、廖耀湘、鄭洞國，你們幾個戍守東北的將軍，兵敗而沒有“殉國”，實在太令我失望了！我原來這麼重用你們，你們又是我學生，現在要你們殉國的時候，一個個都貪生怕死——“貪生怕死”這4個字，是後來明明白白地寫在對李鴻的起訴書上的。你們沒有死，現在來臺灣了，我又實在黑不下心把你們殺掉，因為我知道你們不是“匪諜”——如果李鴻真的是“匪諜”的話，像吳石、朱諶之（注：即朱楓）那樣，很快就沒命了。諷刺的是，敗走臺灣的人心裡都明白，丟掉大陸的責任，哪裡是幾個將軍扛得起來的？後來在我父親的葬禮上，有幾副對聯是這樣寫的：
“統帥有權丟大陸，自可復職;將軍無力保孤城，當然坐牢。”
“誰敢講，統帥無能，整個江山丟棄盡;人皆說，將軍有罪，剩餘生命未拼光。”
父親一直不承認是受中共指派來臺策反的，漫長的歲月裡，除了在軍法處曾開過一次草率的庭訊外，他們這幾個人從來沒有收到起訴書、沒有開庭審理。所以父親他們是“不殺不審不判不放”，一直被關在黑牢裡度過漫漫歲月。那個黑牢，即便是臺灣當地人也沒幾個人知道。地處偏鄉，四周都是田，它像一個戒備森嚴的城堡，高牆纏繞刺鐵絲，持槍衛兵把守鐵門，外邊人只知道是一個公家機關，大門打開吉普車進去之後裡面就是另一個陰森森的世界。可能蔣介石到老了自己都忘了還有那些被他犧牲的棋子關在裡面。蹲進黑牢16年後，1966年，軍法局方以“棄守長春”為罪名起訴，判處李鴻無期徒刑。
喬家才在那裡關了10年才被放出來。他後來親口告訴我，他出來以後，想去找能講上話的人，跟老蔣求個情，關了李鴻十幾年，應該放了。可是思來想去又都不敢輕易動作。喬叔叔說他們怕提起這事，那個老糊塗的反應是：“什麼，李鴻還活著？”然後紅筆一揮：“槍斃！”那樣的話救都救不了。我看過蔣介石紅筆簽過的字：“留之何用，槍斃！”明明下面人呈上的公文是判了幾年，他用紅筆畫一個大叉，“槍斃！”簽下去這個人就完了，明明下面人想救他，結果適得其反。
父親是1950年被抓的，孫立人當時還沒有被軟禁，至少從表面上看，他還正處於如日中天之時。後來很多人也問：孫立人為什麼不出面力保李鴻？
1998年3月5日，臺灣“立法院”為“孫案”舉辦了一個公聽會，主持人是“立法委員”謝長廷和謝聰敏，當時谷正文、李敖和孫家子女都在。谷正文在臺灣被稱為“活閻王”，當時是很會抓“匪諜”的保密局地下局長，剛好他的兒子谷驛和我是大學同學，在一次華航空難中不幸殉職。谷正文當時起立發言說：我以前在主管“肅諜”，李鴻這個案子我是知道的，我相信他不是“匪諜”。李鴻將軍自上海保衛戰之後，就一路跟隨孫將軍，前後20多年。李將軍既然被誣為“匪諜”，那時候孫將軍還當陸軍總司令，孫將軍為何沒有辭職以力保李將軍？當時孫家子女，還有孫立人的侄孫孫善治都在場，會場鴉雀無聲，場面有點尷尬。
散會以後，孫善治過來跟我說，情治人員當時恐嚇孫將軍，如有任何救援行動，他們將會先下手立即斃了李鴻等人。所以孫將軍也不敢有所動作。另外，當時孫將軍已經逐漸被削弱，其實也沒有多少實權。
父親的屬下袁子琳來看我們的時候，我也問這個問題。他有不同的見證。他說，1950年，李鴻即將被捕的消息傳出，孫立人也在場，他非常憤怒。席中甚至有部屬說大家要和蔣家拼了。但是，反而是父親很冷靜地制止，並交代了後事。袁子琳分析說：孫將軍、李將軍都是標準的軍人，不搞政治，卻因此而得罪了某些人，甚至某些當道，所以才有這個下場。他還告訴我，宋美齡曾經推薦某個親戚進入陸軍總部服兵役，以免被派往危險的金馬前線。這名親戚本人更親自來到鳳山，但是被袁子琳代替孫立人拒絕了。後來宋美齡更親自引薦，但是袁子琳說，“還是被我們拒絕了”。孫系人馬如此“不識時務”，乃至於被當局排擠，由此可想而知。孫將軍在1955年被罷官軟禁，直到1988年才恢復自由。現在看來，“李鴻案”正是“孫案”的前奏。當年，父親與陳鳴人、彭克立等稅警4團和新38師的能征善戰的軍人來臺，在那些要把孫立人搞掉的人看來，這是為虎添翼，一定要剪除掉。炮製李鴻等人“匪諜案”，既可剪除孫立人的羽翼，又為整肅孫立人制造口實，可謂一箭雙鵰。
當年孫立人下面還有另一位得力干將——唐守治。唐守治屬於孫立人這一系列裡比較高階的，很早就被蔣經國“吸收”去了，所以他扶搖直上，一直做到“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到了臺灣以後，新1軍的主要干將大多集中於屏東和鳳山。比如我們住的屏東這個眷村裡面幾乎全都是孫立人以前的部下。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裡面有一些被蔣經國“吸收”了——我們叫“細胞”，作為眼線替蔣家收集情報並監視其他人。
唐守治後來是怎麼從高位跌下來的呢？聽那些父執輩說，有一次他未經核可就把派駐臺灣南部的嫡系部隊調到北部，讓蔣家起了疑心：你想幹什麼？大概骨子裡還是不太相信他，因為他畢竟跟隨了孫立人很長一段時間。另一方面，孫將軍其他的部下都跟他斷絕來往，根本瞧不起他。他自己必定也相當難過。雖然不能說是“背叛”或“出賣”孫將軍，但他當時所作所為起碼是不合做人的義理的。臺灣有句形容這種情形的俗話，“切西瓜偎大邊”，有幾分趨炎附勢的意思。唐守治的兒子不學好，與另外一對兄弟拿槍去搶一個名歌星，跑到人家家裡，把人綁起來，問銀行的賬戶，搶到一筆鉅款。這個案子很快就破了。因為那時臺灣是戒嚴時期，施行軍法，結夥搶劫是唯一死刑。有人向蔣經國求情，說這是唐守治的兒子;蔣經國聞之大怒，說這種東西留他幹什麼。就這樣三個年輕人都被槍斃了。唐守治的太太據說好賭，加上兒子又出大事，他可能感到人生無望，先是拿槍把他老婆打死，然後飲彈自盡。那一天正好是蔣介石去世。各大報紙頭版頭條，連篇累牘地說蔣“崩殂”;而唐守治的死，只縮在小小的一角，不到50個字。
彭孟緝和唐守治一樣，同是父親黃埔五期的同學。當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是“二二八”事件的所謂劊子手之一，因為濫殺了一些臺灣士紳而被稱作“臺灣屠夫”。我爸爸出事的時候，正是他在小蔣面前最得意的時候。我父親出事的時候，包括我父親後半生的落魄，包括他出獄後的生活，這些人沒有一句話的關懷、一個電話的問候，什麼都沒有，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傳言說，黃埔一期的學長黃傑曾向老蔣建議槍斃李鴻。不過回想起來，在那個時候風雨飄搖、兵荒馬亂的時代，那些蔣家近臣不對我父親落井下石就已經很不錯了。蔣經國是1988年1月去世，父親是8月去世的。他去世的時候，這些黃埔時期的學長與同學，像是黃埔四期，曾同在一個連隊，跟他借過錢的“國防部長”高魁元等等，沒有一個出面致悼的。
艱難時日
孫立人將軍當初在陸軍總司令任內時的官邸是在屏東，所以我父親從香港來臺灣的時候，就直接到了屏東市的勝利新村住下。在這個佔地甚廣、綠樹成蔭的日式眷舍裡，住的大多是所謂孫立人系的高級軍官，鄰居們甚少往來，也絕口不談政治，生怕惹禍上身。在全臺為數眾多的軍人眷舍中，這個安靜無聲的勝利新村可以說是十分特殊的一個。遠征軍的葛南杉、劉放吾將軍，陸軍副總司令董嘉瑞將軍，清華畢業留俄的李法寰將軍……都是認識而不相往來的鄰居。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被眷村裡同齡的孩子視為“匪諜之子”。
父親和母親被召往臺北拘禁之後，我外婆帶著我只有一歲多的姐姐也被趕出大宅院，帶著一小包細軟寄人籬下於一個姓田的中級軍官。在他家右側一間約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裡生活了7年，直到我和母親被放出來。當時外婆靠變賣從大陸隨身帶來的一點碎金子過活。那時孫立人還沒有被軟禁，他偶爾也會送來一點生活費。那個時代裡，眷村內外，本省外省，同樣“均貧”，大家就這樣活了下來，走了過來。
我7歲的時候我們母子被放出來，父親的屬下買了張火車票讓我們坐回屏東。外婆很“奢侈”地叫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接我們母子回了家。那個屋子太小了，4年後，我媽媽跟孫將軍的另一個部下借了一筆錢，在他們家隔壁頂下來一間房，同樣是日本式的眷舍，隔成三戶，我們就住在其中最小那一小間。15年後，老蔣死了，爸爸出獄，這蝸居仍舊是一家人的棲身之所。
母親畢業於長白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修鋼琴和聲樂，出獄後教些小朋友彈琴。她當教員也是經過一番很辛苦的掙扎。因為入獄之後，她之前所有的學歷證件都沒有了。其實她有很多同學到了臺灣，他們都知道她的背景，卻不敢出面為她作保。後來曾經擔任長白師範學院院長的方永蒸敢於出面替她作保，她才能參加一關關的考試。記得母親剛開始擔任教員的時候，每天清早5點多出門，搭乘軍用大卡車，一路顛簸到位於窮鄉僻壤的學校，傍晚7點左右才能回到家。
對於我來說，幸運的是，小時候雖然因為坐過牢而被戲稱為“小匪諜”，卻沒有被同齡的孩子排斥。基本上，臺灣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像是一個逃難社會，或者說，是一個巨大的難民營，人心是浮動的。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都聚集在這個破茅草屋裡混口飯吃，有幾分相濡以沫、苟求性命於亂世的味道。
不過，我要說句良心話，就是蔣介石還沒有“誅九族”，沒有讓“匪諜”或政治犯的子女吃不上飯，或者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黑五類”。我求學謀職，參加大學聯考、畢業後通過特考及高等考試，都沒受到什麼影響。在戒嚴時期，我可以去國外實習。蔣經國當政的時候，我去中華航空公司報考空勤人員——那時候我們要離開臺灣是很困難的，我知道他們做了很多身世背景調查，最後居然讓我考進去了。之後回到公務體系服務，職場生涯算是十分平順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父親的情況對我也還會有一些影響。我年輕時交女朋友，交往一段時間之後，對方父母一聽到我父親是“政治犯”就嚇得不行，之前交往的好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承受不住家裡壓力而分手。後來我認識我現在的太太時，我先跟她說了家庭狀況，讓她回家徵求父母意見，如果他們有所顧忌的話，就不要再談下去。我不想瞞著他們，因為以前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我的太太姓陽，是醴陵人，她的父親陽雲鋼早年是空軍官校22期畢業生，抗戰末期還到美國受過訓練。我太太——當時的女朋友回去跟家裡說了，身為飛行部隊上校大隊長的她父親並沒有反對，反而說：如果我的長官對這件事有意見的話，我就退伍不幹了。她把這話轉述給我，我蠻感動的。後來跟她交往了一陣子我們就結婚了。我岳父的仕途顯然沒有受到親家是“匪諜”的影響，他後來還曾升任聯隊長和空軍官校的校長。我想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老蔣和小蔣對於父親蒙受的不白之冤，既是一手炮製，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們是1976年結婚的，一年前，蔣介石已經去世。老蔣去世不久，蔣經國就把我父親從監獄釋放出來。我父親後來也見過我的岳父母，同為湖南老鄉，結為親戚大家都挺開心的。
我的岳父有一位官校22期的同學叫黃鐵駿，1954年2月和劉銘三在新竹空軍基地把一架B-25轟炸機飛到了大陸，出海前叫不知情的劉銘三跳傘逃生。黃鐵駿原本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可能後來覺得形勢不太好，快要暴露身份，他就駕機“起義”。
當時我的岳父也因此事受到牽連，他既是黃的同期同學，又是同鄉、鄰居、好哥兒們，被停飛了一段時間。黃鐵駿走後，留了老母親和太太在臺灣。那時候我們在臺灣，軍隊也都是用糧票，實行供給制。他這一“起義”，家裡人幾乎等於斷炊。我的岳父還用他的糧票的薪水奉養黃奶奶，一直到給她送終。黃鐵駿的太太非常漂亮，聽父輩們講像電影明星一樣。不知道中間有什麼緣故，她向上面表示，要去大陸把她先生給押回來，所以投靠情報局，聽說還經過了一些訓練。可一到香港，她就被埋伏在香港的共產黨特工抓了起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臺灣到處都有中共地下黨員，她的行蹤，中共方面顯然都很清楚。黃太太被抓起來後，似乎還受了不少罪，她一腳被打殘，逐回臺灣，後來嫁給一個年紀很大的陸軍軍官。那個年代，臺灣兵荒馬亂，這一類悲歡離合、人間慘劇處處可聞。
葉落歸根
在沒有經過正式審訊的情況下，直到1971年5月，對父親、陳鳴人、彭克立與曾長雲這四人做出判決。罪名是將軍隊交共軍整編，與策反孫立人叛亂。四人各被處無期徒刑。1975年蔣介石去世，父親這四人被減為15年。可是至此他們已經坐了25年牢！沒有辦法，只好再發一紙裁定書將他們四人於1975年7月14日釋放。父親與陳鳴人的家人都在臺灣，所以獲釋後他們就回了家。曾長雲、彭克立的家屬都在大陸，他們離開龍潭保密局監獄之後，就一起以犯人身份住進了養老院，兩人互相照顧，度過殘生。
父親出獄後，我們家裡幾乎不談過去這些事情。我也很少跟他談以前的事。一則談起來大家心裡都很難過、傷感;二則他怕再講什麼惹來禍害。父親出獄的時候，電話在臺灣才開始普及開來。我們家的電話，一直有錄音中的沙沙聲。對方好像是明目張膽地告訴我們：我在監聽你！父親出來以後，每隔一段時間還要去派出所報到。那時候臺灣的氛圍你不必懷疑有沒有人在跟蹤你，因為這是公開的、必然的。而原本單純的母親經歷這樣長期的刺激，也變得緊張、多疑，杯弓蛇影，她常常認為某某人是來監視他的。
父親後來在獄中成為虔誠的基督徒，跟他關在一起的其他人似乎都沒有信教，唯獨他一個。他每天看《聖經》，那本《聖經》用紅鉛筆畫滿了圈點。出獄之後，他除了每天看《聖經》外，每週還要去教堂。中華教會離住家有段距離，每星期我媽媽都會騎車帶他做禮拜。
父親原本就是一個沉默寡語的人，多年的牢獄之災，也看不出他有什麼負面情緒。遭受如此冤屈，我也從沒有聽過他罵蔣介石，他曾對我說，蔣是一個蠻勇敢的人，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他曾在北伐戰役中身先士卒，率隊衝鋒。講到老蔣扶植小蔣繼位，他說：為了（蔣經國）一個人，他（蔣介石）犧牲了多少國家精英！這是我聽過唯一一句對蔣先生說得比較重的話。包括孫立人在內，別人罵蔣介石，他很不高興。我覺得這可能是他們那一輩人的一種修養。
現在提起父親，在我腦海裡浮現的就是一個蒼老沉默的老人的樣子。家裡沒有父親年輕時的照片，不要說軍服了，他獲得的中外勳章我也從沒見過。他出獄時，隨身帶了一張兩寸的大頭照，應該算是囚犯照吧。他以前在戰場上是什麼樣子我完全沒有概念。媽媽曾笑著說他：啥都不會，可打起仗來才狠呢。他的晚年，因為我媽媽當老師，白天不在家，我和姐姐在臺北工作，操持家務的就是這個老爸爸了。一個那麼低調，曾經為國家幹過大事的將軍，“除了打仗啥都不會的人”，到了晚年就是煮飯、買菜、上教堂……
孫立人的老部下受到牽連，即使沒有牢獄之災，過得也很悽慘。比如在仁安羌解救過英軍的劉放吾叔叔，在屏東靠賣煤球為生，當年虎虎生風的劉團長後來看起來就像個種田的。他用一些碎的煤渣壓成煤球，然後拉個車子挨家挨戶送，說起來真的很悽慘……希望海峽兩岸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我的母親還在世，但是經過了這一連串的恐嚇與刺激，即使事隔五六十年，聽到以前的事或回憶以往，她仍然會陷入到那種激動恐慌的情緒裡。因此，我們在母親面前，更是從來不提往事。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臺灣去世。之後，臺灣也掀起一股翻案風。父親住院時，當時的“國防部長”鄭為元受孫立人將軍請託，找一個副官來到屏東探望父親，送了10萬臺幣交給我，還要我當場籤立收據。
孫立人將軍帶兵當作自己骨肉。我看到這些叔叔伯伯，包括我爸爸，都對他一直非常尊敬。就在這一年的8月15日，父親去世。這個消息本來瞞著孫將軍，怕他不堪老懷悲愴。孫將軍問家人：“李健飛（父親的字是健飛）怎樣了？怎麼沒有他的信？”家人無法隱瞞，讓潘叔叔向他報告實情。孫將軍當時老淚縱橫，哀慟不已。他連續幾天一直唸叨著李鴻的名字，還要到屏東為父親主祭。家人和部屬一再勸阻，最後他親制輓聯由長子孫安平代為主祭。
蔣經國死後，對孫將軍的看管也開始有所鬆動。有一次，我跟我媽媽、姐姐一起去臺中市向上路的孫府去看他。曾經跟我們關在一起的潘德輝叔叔，那陣子在臺中服侍孫將軍。會面前，潘叔叔先跟我們說，孫將軍年紀大，你們儘量不要讓他傷心。那時候他身體還好。我們陪他吃飯，他平常最多吃一小碗，結果那天吃了兩碗，看起來挺開心的。我姐姐問他：“我們小孩子印象做將軍的應該是雄壯威武，可是我看我爸爸像個小老頭，也不多話，你怎麼可以讓他當將軍呢？”孫將軍笑了，回答說：“一個好將軍話不需要太多。”其實，孫將軍自己似乎也不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
1988年10月，父親的骨灰由母親護送到香港。再由在大陸的大哥定一、二哥定國迎回長沙，安葬在當地的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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