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彥成（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日本的一檔綜藝節目中，在將被試家屋中全部“中國製造”的產品清空後，發現只有男主人身上所穿內褲為日本土貨。與之相仿的是，曾經使日本製造引以為傲的電子產品在近幾年的國際市場中遭遇了滑鐵盧，有關輿論對於“日本製造”一片唱衰，其實早在與“德國製造”的作比之中，“日本製造”的產品往往被描述為“隨著保質期結束而結束”，而“德國製造”的產品則長命百歲、歷久彌新。
即便如此，不得不承認的是“日本製造”依舊是製造業諸多領域中的領頭雁。事實上，對於“日本製造”國人始終有一種複雜的情感，一方面有感於其精良品美，另一方面在某些時刻又難免會將從歷史中繼承的情感延續到日本產品。
在上世紀90年代經歷了泡沫經濟之後，日本製造在國內外市場中的榮光不再，以及受限於日本製造業體系本身的特徵，即重視從1到N的創新，而忽略了從0到1的創新，使其錯失了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的最好機遇期。
“日本製造”依舊是製造業諸多領域中的領頭雁
那麼，在此背景之下，“日本製造”怎麼辦？日本的科技創新體系究竟如何？以及作為與曾經的日本同樣是製造業大國並且面臨貨幣升值的中國該怎麼辦？
1、“日本製造”怎麼了？
如前文所述，正是由於資金、勞動力、技術、制度環境、資源、市場等因素，以及“重化工業化政策”使得日本在戰後30年經濟得到高速增長，企業規模化並且實現了製造業強國。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製造的產品所向披靡，如此經年的貿易順差，與隨之而來的日元升值以及日本央行推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都使得大量國內外資金流向股市和樓市，泡沫越來越大，進入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日本經濟由此陷入低迷。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日本人口少子老齡化加劇，到1990年65歲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為12.1％，此外伴隨著環境汙染以及能源短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對於經濟低迷的日本而言，無疑帶來了更多的發展難題。
但是，即便在日本經濟整體受創的背景下，日本製造無論是電器、汽車還是其他在技術領域頂尖的產品依然保有國際競爭力，比如那些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在泡沫經濟之後很快重振旗鼓，甚至一種觀點認為日元升值有助於日本資本和日資企業的出海。
然而，在進入新世紀以後，國際市場風起雲湧，日本製造的大眾化電子產品，比如生產手機、相機、電視等產品的日企面臨的競爭不斷，連連遭遇美國、韓國以及中國等同類企業的競爭，而且與作為全球最大的中國市場衝突不斷，比如“日貨”往往是兩國意識形態分歧的犧牲品，甚至是技術迭代也使得一些日本企業淘汰。
除此以外，近年來日本製造業技術人才短缺，據日本總務省的調查結果，2013年日本製造業從業人員從1993年的1530萬人減少到1039萬人，佔就業人數的比重也從23.7％降至16.5％，20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
人才是建設製造強國的根本
誠然，一方面這是由於製造業自身的技術革新，如隨著自動化和信息化的深入，日本的製造業實現轉型升級，呈現出集群化、信息化、服務化的典型特徵，另一方面日本一些企業的多線作戰策略使其在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尤其是缺乏宏觀戰略，比如在信息技術產業等領域的裹足不前。
在我們看來，日本經濟在戰後的崛起其“得”在引進技術繼而在此基礎之上進行自主創新，然而其“失”也在於此，即日本企業的創新多專注於從1到N的過程，而忽視了從0到1進行顛覆性創新，這也是其在互聯網時代表現平平的原因所在，無論是商業模式還是技術少有可圈可點之處。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泡沫經濟造成的舊傷未愈，使得日本無望再繼續通過要素驅動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日本製造業的話語權逐漸被稀釋，不但有美國與德國這樣的老牌製造業強國虎視眈眈，還新添了中國這樣的勁敵。
但是，即便如此，2016年世界品牌實驗室評出的全球創新500強企業中，日本佔37席，其中製造業佔29席，而中國製造業僅7席。可見，僅從企業創新能力來說，日本總量遙遙領先，但其往往為人所詬病的是“有創新而無市場”。那麼，對於日本製造來說，當其在一些領域逐漸失去自己的市場，是聽之任之還是捲土重來？
2、科技創新為“失落”的日本帶來了什麼？
誠然，日本在進入90年代以後經濟呈現低迷之勢，即便在新世紀日本經濟稍微有所迴轉，卻顯然風光不再並且問題重重。縱然如此，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企業對於技術創新的投入仍在不斷增加，政府的投入總額上升幅度遠高於國民收入總額增長速度，而且不斷強調知識產權戰略意義。
於日本而言，在經過的多年的技術引進之後，對技術自主或自主創新的訴求與日俱增，而且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於低迷的經濟症狀來說無疑是一劑良方，這就需要一系列的新措施來推動科技體制的改革。其實，早在1995年11月，以日本議會通過的《科學技術基本法》為轉折點，日本就制定了“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發展戰略，不僅繼續加強科學技術的應用研究，而且更為注重基礎研究。
在進入新世紀以後，通過對制度、人才引進與培養、科研資金以及科技評價體系等領域的改革，使得日本科學技術的基礎研究得到夯實，並且在高新技術領域頗有收穫，比如生命科學、納米技術與材料、信息技術、環境及其複合學科等，這其實也是日本在吸收歐美等發達國家先進經驗之後的成效。
但是，不可遮蔽的是日本人口少子老齡化的問題在進入新世紀後並未得到解決，這事實上也是日本製造業即便自動化程度較高卻依然保有高就業率的原因所在，這意味著在日本隨著製造業的高度自動化與信息化，將使得留在生產線上的勞動力越來越少，相繼而來的是製造業的服務化容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
除此以外，當前的日本製造面臨“有創新無市場”的發展困境，雖然其以本土為研發中心和生產中心，但卻面對狹小的國內市場無能為力，而且本土的同類企業之間競爭激烈，至於國外市場則更不容樂觀，比如一種觀點認為由於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使得日本對於中國市場缺乏信任。
當前日本製造面臨“有創新無市場”的發展困境
在我們看來，日本製造之所以面臨“有創新無市場”的發展難題，其根本原因還在於製造業體系本身的創新思維，即熱衷於從1到N的創新，比如在電子產品領域數碼相機市場的衰落便是企業宏觀戰略判斷的失誤，只埋頭注重技術創新而未能洞悉消費市場的變革。
因此，雖然人們對於日本在泡沫經濟後科技創新的成就鮮有異議，不過依舊要思考的是，在科技創新領域看似如此矚目的日本緣何經濟增長仍然在低處徘徊？除了像所有發達國家一樣在經濟狂飆突進後很難再有指數級增長外，或其原因在於日本循環經濟戰略使其在短期內經濟勢能尚未全部釋放出來。
考慮到環境承載力或環境人口容量的問題，日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除了在上世紀70-80年代先後制定了《大氣汙染防治法》《噪音規制法》《汽車尾氣排放規制法》《水質汙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外，還塑造了細緻入微到垃圾分類的社會規範，並且大力發展清潔技術產業以及再生資源產業等，明確生態的重要性，這或許比單純的經濟增長更能打動人心。
這並非是在否定發展經濟的意義，而是將其納入到可持續發展的脈絡中來，未來日本經濟的增長也必然需要系統性地思考本國的科技創新體系以及對國內外市場的洞察與研判，並且除了專注於從1到N的創新，更應注重從0到1的創新。當然，科技創新最終應立足於基礎研究，從這一點來看，日本無疑具備先見之明，謀定而後動。
3、日本科技創新對我國的啟示和意義
如同曾經的日本一樣，作為最重要的產品輸出國，當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第一，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中國的產品出口也受到挑戰。但是，與日本國情不同的是，同樣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顯然更具備話語權。
可以說中國之有今日的經濟地位離不開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三十餘年，而要素與科技顯然是驅動中國經濟騰飛的引擎。但值得注意的是，前30年中國的技術引進往往是引進成套設備，而不是技術引進之後消化、吸收、改進和再創新，這就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顯得過於急功近利，從而根基不穩。
相比而言，日本在利用外來技術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還在謀求技術自主和自主創新。當然也有歷史的問題，縱觀中日兩國的科技史，中國經歷了技術先進國家技術封鎖之下的自力更生階段，而日本卻通過不斷的國外技術引進較早實現了自主創新。所以，作為後進發展的中國在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的20世紀80年代才嶄露頭角，而彼時所有的訴求統統化為經濟建設，企業為了經濟效益關注的是技術改造後的生產能力，而不是技術的消化與再吸收，甚至整個社會氛圍對於自主創新還無暇顧及。
也正是因為如此，直到今天，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依然較高，在諸多核心技術領域和工業設備製造領域仍然缺乏自主權。顯而易見的是技術引進並非長遠之計，而應在此基礎之上實現技術自主或自主創新，著重發展知識產權戰略，夯實科學技術的基礎研究，這將決定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國際市場以及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但是，對於日本來說，雖然其在科技創新領域成就非凡，卻囿於從1到N的創新邏輯，使其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以後就一直未能掌握全球工業體系的話語權，最終成為日本實體經濟發展的分水嶺，當然這樣的好處在於規避了世紀之交的互聯網泡沫，卻也失去了接下來十餘年的發展機會，未能趕上新世紀互聯網巨頭們的狂歡盛宴。
顯然，在互聯網時代，甚至是在物聯網時代以及未來人工智能時代，很大程度上從0到1的創新邏輯才具備引領科技發展潮流以及帶動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能力。在全球範圍內都以迴歸製造業為共識的當下，注重實體經濟和所謂的虛擬經濟的融合發展越來越成為主流，不論是“日本製造”還是“中國製造”，其實都應走向高端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唯一拉開差距的是，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著手進入“科學技術創造立國”，對於科技的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先行一步，而我國在2006年才提出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決策。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中國對於科技創新的理解主要還是基於發展經濟的尺度，在科技創新的基礎研究領域雖然小有成就，但在新材料、新能源、醫療、高端設備製造等領域還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不過，今天的中國正在試圖趟出一條從0到1的科技創新之路，不但寄望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而且在互聯網經濟的強勢帶動下，新業態、新技術、新物種幾乎不落人後，無論是近來的蔚來電動汽車還是三大通信運營商和BAT等共同參與雄安新區智慧城市的設計都非常亮眼。
華夏幸福與華為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事實上，在公佈設立雄安新區的一個月後，作為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華為就與國內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達成戰略合作，在與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一水之隔的廊坊大廠設計打造智慧城市，根據雙方簽署的戰略協議，為了打造“智慧大廠”，華為前期將進行整體方案的頂層設計，著重在基礎網絡（光纖、無線）、數據中心（雲計算、大數據中心、數據共享平臺）佈局，提升智慧交通、安全、能源等方面的信息化水平。
的確不宜妄自菲薄，中國的科技創新正在走上正軌，接下來就是補足短板的時候，一方面在技術引進和自主研發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創新，轉變“製造大國”為“製造強國”以及“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唯有自主創新一途，全面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另一方面不斷加強科技創新的基礎研究，以謀將來。
參考文獻：
1、許豔華：《戰後日本科技政策的三次轉向及對中國的啟示》，載於《山東經濟》，2011年11月。
2、徐梅：《戰後70年日本經濟發展軌跡與思考》，《日本學刊》 2015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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