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幸運，在於關鍵時分，總有務實、開闊、擔當的領路人。因此，於關鍵時分，總能艱難地走上正確的路。
鄧小平就是這樣的人。紀念史詩般的改革開放，便應該紀念這樣了不起的人。因為他以難得的眼界、意志與威望，改變了無數創業者、青年學生與普羅大眾的命運，甚至使其從地下到天上，獲得不曾設想、不可思議的成功與幸福。
黃怒波正是這樣“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從黃河邊到中南海，再到赤足下海，從貧賤不堪的窮孩子、苦孩子到企業家“新人”，從“偶然成為的人”到“可能成為的人”，黃怒波一路攀登的不止是物理的巔峰，也是一個個體精神與理想的頂點。
改革40年，中國企業家正在走向身份自覺與精神自立。為何出發？為何奮鬥？去往何方？在新一輪改革遠征之際，企業家正宜歸零自思，再出發。我們希望更多卓越企業家回看來路，感恩時代，啟迪未來。
作 者：黃怒波 中坤集團董事長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正和島
1990年的4月，中南海里的迎春花開得燦爛如潮。一天的傍晚，我坐在湖邊，湖裡的魚兒三三兩兩的蹦跳著。幾隻烏龜在岸邊伸出頭來打量著我。看著它們，我在想，它們是幸福的、安逸的。因為，不會有人來拿誘餌引誘它上鉤，然後帶回家去紅燒油炸。
但是，它們的世界只是這一池春水，它們的自由也只是侷限於這一片湖岸之中。我呢？要走了，要從這紅牆深宮中走出去。走向哪裡呢？走向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了不起的鄧公，正在艱難而又堅定的推動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道上前行。
這樣的時代是讓人心潮澎湃的時代。人的心動了，屁股就坐不住了。曾經日夜夢想的京城紅牆的生活突然變成了索然無味的日子。“下海”這個詞在腦海裡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
坐在中南海的湖邊，我心中在猶豫，七上八下。要從中南海走出去，下到市場經濟的大海里，是一次天上地下的命運抉擇。
但是，我已經看到了，一個偉大的時代不可阻擋的到來。正因為，在中央部門工作了十年，我堅信中國共產黨的決心絕不會改變。那就是，改革開放，推動民族復興、國家富強。
這是一個讓人激動的年代，也是一個萬眾一心的年代。我下決心，走出這個紅牆大院。把自己拋向了當時不知未來的命運中。
今天，在改革開放的40週年之際。回顧這些年的打拼，感慨萬分。從個人的角度，我有三個方面的收穫：
從“體制人”變成了“新人”
美國的社會學家丹尼爾在討論資本主義的崛起時，把企業家劃到了“新人”的行列。他這麼說：
“現代主義精神像一根主線，從16世紀開始貫穿了整個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義在於：社會的基本單位不再是群體、行會、部落或城邦，它們都是逐漸讓位給個人。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獨立個人，他擁有自決權力，並將獲得完全自由。”
隨著這類“新人”的崛起，開始了對社會機構的批判（這是宗教改革的顯著後果之一，它首次把個人良知遵奉為判斷的源泉），對地理和社會新邊疆的開拓，對慾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對自然和自我進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過去變得無關緊要了，未來才是一切。
“新人”的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經濟領域出現了資產階級企業家。他一旦從傳統世界的歸屬紐帶中解脫出來，便擁有自己固定的地位和攝取財富的能力。他通過改造世界來發財。貨物與金錢的自由交換，個人的經濟與社會流動性是他的理想。
企業家和藝術家雙方有著共同的衝動力，這就是那種要尋覓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識的騷動激情。
資本主義是靠“新人”企業家進入了現代社會發展進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呼喚著自己的“新人”企業家出現。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競爭，培養一代具有競爭能力和價值觀的商人或者是企業家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新鮮事。這是一個民族的補課工程。從體制出來，就有了“重新做人”的機會。下了海，在商場打拼，是一個民族全新的實驗。
我是一個從黃河邊帶著夢想來到京城的人。作為一個幸運兒從大學一畢業就在體制的頂層部門工作。這是千百萬青年不敢夢想的人生機會。
但是，當我在紅牆內規規矩矩的工作上班的時候，改革開放的大潮在中華民族的大地上席捲而來。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中國將會遇到什麼。但是，人們的心都動了，因為那是這個民族前所未有的大變革。
“新人”的聲音在召喚著，吸引著我加入新人的隊伍。因為是新人，遇到的都是作為一個體制人所無法想象的挑戰和困難。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新人”幾乎人手一本《胡雪巖》。
為什麼呢？因為，首先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社會上的尋租行為是普遍的。大量的行政權力在政府部門的手裡。那些“批文”、“指標”就是發財的機會。
所以，大家都在和權力糾纏。在這個方面，胡雪巖就成了一個非常晦澀的榜樣。其次，從體制內出來的人一窮二白，赤手空拳的打天下。自然，就羨慕起胡雪巖從一個學徒做到紅頂商人的奇特經歷。
總體上來說，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前期，“新人”們還沒有機會建立起正確的商業價值觀。這也是在改革開放的後期直到現在黨和國家政府大力反腐倡廉的重要起因。
慶幸的是我在中宣部工作十年，受到了老同事、老領導的深刻影響。那時候的中宣部是個典型的清水衙門，是改革開放中意識形態鬥爭和糾結的中心。人們都在為一個黨和民族的走向而操心，都有很強的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這種作風和教育影響了我。
所以，當我成為無依無靠的“新人”後，沒有熱衷於“官商勾結”，而是老老實實的從一個學徒的身份開始商業活動。那時候，用僅有的幾百塊錢開始印製名片、販賣玩具娃娃、倒賣茶葉，在中關村折騰複印機、辦公用品。
那是一個人人經商的年代，也是一個人人夜不能寐的年代。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賺到錢，也不知道如何養老，天天是夜半驚夢。那些日子裡，我焦慮的胸背疼痛，頭皮疼的揪一根頭髮都如針扎。
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沒有再想著回到紅牆後面。每當我騎著自行車路過中南海時，我都想沿著中南海繞一圈，再看看我熟悉的大門。但每當產生這個念頭，我都罵自己，你這個“笨蛋”，退縮了？
現在想起來，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成就了我這樣的一代“新人”們。因為，堅持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上，商機就太多了。只要你堅持，出來的人都有機會成長起來。
所以，像我這樣的毫無概念的“新人”就幸運的走了過來。當我拿到第一塊地時，我就變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第一桶金就開始閃閃發光。當我進到第一個古村落的時候，我又成了旅遊行業的“新人”。
於是就有了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當我第一次走出國門，在冰島投資的時候，就有了轟動性的中國人在海外投資的故事。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恩於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輝煌的四十年。這也是我必須向這個輝煌的四十年致敬的個人原因。
從艱苦奮鬥的一代人到國富民強的一代人
我跟這個民族一樣，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在五十年代的初期，我的家庭也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我的父親，因為現行反革命罪在監獄自殺了。我的母親，靠著一輛板車拉土賣錢，養活我們四個孩子。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我每天餓得從炕上掉到地上就爬不上去了。後來，我的母親在工地值夜班，煤氣中毒去世了。我成了一個流浪兒，偷雞摸狗，在街頭打架。生命低賤的、骯髒的，螻蟻般生存。
我至今不能忘，每個禮拜我的“生活大事”，是在街頭等待一個鄰居傍晚歸來。他是一個飯館的廚師，每次都揹回來一個小布袋的剩骨頭。這些骨頭上沒有肉了，但我們一些孩子，還是要搶。為什麼呢？因為那個骨頭裡的骨髓是“人間美味”。
但是，骨髓被石頭砸開後，裡面都有很多蛆，我們把蛆用草棍剝去後，吸吮甘露一般的把骨髓一吸而光。那時候的命賤，所以也從來不鬧肚子。我現在想起來，也是一種進化吧。
有一次，我的哥哥帶我去一個大車店裡偷豆餅。牆很高，我的哥哥和小朋友把我托起來進了馬棚，我個子雖然很小，但還是因為餓，衝到馬頭下面，從馬嘴裡搶豆餅。
突然，馬車伕來了，我的哥哥和小夥伴蜂擁爬牆逃跑了。留下了我，在馬肚子下打抖。馬車伕本來舉起手來要打我，但看我大哭不止，又深深嘆了口氣，轉身從馬槽裡拿了幾塊豆餅塞在了我的手裡，把我領出了馬棚。
看到了我手裡的豆餅，小夥伴們一擁而上全部搶光了。現在想起來，這種不堪回憶的日子，已經沒有苦的味道了。但是，那種做人的恥辱，一直深深印刻在心靈深處。這也是，我在中宣部工作時常常獨自一人坐在中南海的湖邊默默無語的原因。
因為，我不敢相信，我已經安全了，不會再回到那個豬狗不如的日子。這也是我不甘心一輩子在體制內安逸度日的原因。我常想，我吃過那麼多的苦，受過那麼多的侮辱，我的命是撿來的，決不能就這樣圖舒服安逸地度過一生。
所以，改革開放的大潮，給了我新的人生機會。我想，既然那麼僥倖的活過來了，也說明，我必須再去打拼一場才是命有所值。打拼的結果，就是我有錢了。當我的第一個房地產項目掙到錢的時候，我無法衡量這種巨大的財務對我的生命意義。
雖然，我出差時候在機場寧願等著上飛機要水喝，也不願意花錢去買瓶水。但是，財富讓我從內心中感覺到了安全。現在的年輕人創業是為了證明自己，是為了與別人競爭，是為了比別人更有錢。但我們的財富的感受卻是來自於苦難、來自於貧窮。
一代人，就這樣從艱苦奮鬥的一代人成為國富民強的一代人，獲得了財富意義上的自由。你可以在全世界旅行，你也可以一次次的去登珠峰，還可以在夜裡睡得很安穩。這是一個窮人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傳奇故事。為此，一萬年也應該向這個偉大的四十年致敬。
從一個“偶然成為的人”到一個“可能成為的人”
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偉大的一條，不僅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也是整個社會秩序和法治的一個重建過程。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開始，人們都是一種“偶然成為的人”。他的意思是，這時候的人還沒有經過道德的馴化。但他一旦認識到自身基本本性後，具有了道德意識後，他就成了“可能成為的人”了。而這種人就是擁有最好生活方式的人。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們的商業活動，和我們作為“新人”的介入，有著某種意義上的“原罪”。
因為，市場經濟具有“原罪”要素，這需要一種倫理和道德的引領。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這一代在改革開放中走過來的企業人士都應該繼續努力，去成為一種“可能成為的人”。
現在社會的一個大的特點是道德的標準多元化。我們急需要除了法治之外，重建我們的傳統文化體系。
比如說，儒家學說、佛教倫理。我們需要一套共同的道德標準來解釋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誰是好人，誰是壞蛋。這也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面臨的新挑戰。
在這四十年中，企業的經營者把狼性發揮到了極致。企業經營中的困難和挫折，再也不能讓我們屈服和退讓了，這是這一代企業家的堅強性格。我現在，不會再夜半驚夢，為什麼？
因為再難的企業轉型、再大的商業格局的變化都不能讓我寢食不安，因為這四十年，我們就是從不確定的狀態中走過來的。
但是，在這四十年之際作為走過來的人，我們回首往事，誰的內心中能沒有遺憾呢？做房地產的，都要經歷那些不堪重負的項目發展過程。做旅遊的，都要面對與老百姓爭利或者博弈的場景。
企業的生存是殘酷的，所以，你不可能做天使，但是我們有責任從天性的、自然的、狼性的“偶然成為的人”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必須重建我們的商業規則，這就是從“狼性”的競爭中找到一條共同發展之路。
四十年致敬的話，我們不能簡單的把我們放在英雄的位置上，也不能把自己置身於了不起的企業家精神的平臺上，而是要勇於面對自己，要敢於說，我們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時代驕子，而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受惠者，是這個民族的幸運兒，是國家、社會的受益者。
所以，我們要在當下的新經濟時代來臨的時候，在一種歷史性的“清零”時刻，勇於面對未來。
首先，把自己的一切驕傲、自滿、經驗和經歷“清零”、“清空”。從財富的追求轉向精神的建構，探討一代企業家成為“可能成為的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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