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學是最近幾年來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熱點話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以一種“生命政治”的視角對現代社會進行了新的闡釋，並且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論範式，從不同維度呈現出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徵和運行機制。然而，在生命政治學研究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們從馬克思關於“人口”理論的論述中仍能看出基於資本邏輯的生命政治學的侷限，進而可以從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對其展開批判。
生命政治學的理論內涵及其界限
無論是福柯還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都將現代社會的興起看作是一個生命政治事件，他們將始於17世紀、成熟於18世紀的生命政治學看作是現代性規劃的另一種理論表達。就此而言，生命政治就與現代性處在同一歷史進程中，而這是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來審視生命政治學的前提和基礎。
按照福柯的理解，生命政治意指生命開始進入權力和知識的歷史，後兩者共同開啟了對生命的治理進程。因此，藉助於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學得以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和概念來描述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而作為生命政治學核心概念，“生命權力”首先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治理類型的出現。就一般的理解而言，生命政治學首先直接體現為一種治理技藝和治理類型的轉變。不同於傳統社會的“生殺大權”，生命權力就是國家承擔對待生命的責任，生命政治學認為現代社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對生命負責，即如何“讓”人存活。
那麼，生命政治如何承擔起對生命的責任？這便涉及生命政治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人口。在生命政治學看來，無論是生命進入權力和知識的歷史，還是國家承擔起生命的責任，都不再是針對單個人的具體生命，而是作為生命整體形象的人口。對人口的治理成為生命政治邏輯展開的具體載體。在對人口治理的基礎上，生命政治學在整個社會領域發展出了一整套關於國家治理的類型學。
藉助於生命權力、人口、治理等新的分析概念所開啟的有效論域，生命政治學為理解現代社會提供了新的理論範式和理論框架，從而有效地拓展了現代社會研究的領域。但就具體的論述而言，作為一門分析型的理論範式，雖然在概念和論域上有了新的突破，但生命政治學仍然存在著自身的理論界限。
馬克思對生命政治學的批判
人口蘊含著巨大生產力的論斷，並不是生命政治學所獨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統治所帶來的巨大生產力的描述中就有“大量的人口”的論述。但對人口的生命政治學敘事卻是馬克思要批判的。正是因為具有巨大的生產性，人口才成為生命政治學治理類型的重要對象。生命政治學對人口的治理的核心觀點就是按照人口的內在規律進行治理，換言之，就是在認識人口內在規律的基礎上進行干預、調整，從而保證人口的總體平衡，以實現社會的安全。因此，生命政治學論域中的人口只是一個整體形象，不關乎人口的具體組成成分與結構，其目的也不在於個體生命的安全，而在於整體人口的安全及其社會效應。
可見，生命政治學論域中的人口概念首先是一個抽象概念，它從來都不分析人口的具體構成。馬克思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此有過專門論述，馬克思認為：“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拋開人口的階級分析，人口就是一個抽象。”正是立足於作為抽象的人口，生命政治學對人口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由其所創立的 “統計學”和“公共管理學”視域中，而缺乏具體的分析方法，比如階級分析方法。因此，生命政治學的人口分析方法，非但不能完整而具體地描述人口的基本存在狀況，而且還掩蓋了人口內部的階級因素，從而消解了社會內部的不公平。
當一種社會分析方法不能做到具體的分析時，藉助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說法，它將只能去探求某些社會科學和社會規律的幫助，而這是無內容的“思辨”。因此，在對人口缺乏具體分析的條件下，生命政治學對待人口的治理問題就顯示出跟馬克思的判斷驚人相似的路徑。這個路徑就是尋求政治經濟學來實現對人口的治理，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在生命政治學看來，那就是以功利主義為原則建構一種社會自然性，儘可能多地發揮其“自然性”的效應，而較少地進行直接的干預，而整個人口的調整就以此為依據。與此相對，馬克思認為，正是政治經濟學所建構起來的諸多社會自然性再生產著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使得任何對社會要素的思考都缺乏一種批判和反思的維度。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開始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原則和構成要素進行前提性的批判，從而廓清其理論界限。而在正確認識生命政治學的問題上，我們首先仍然要堅守這一基本原則。
生命政治學本質上是服務於資本主義的
雖然生命政治學為分析社會存在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並開啟了有效的新論域，但全面地界定其理論效應，不能僅從生命政治學自身的內容中分析，還應回溯到其歷史和理論背景中，從而揭示其原初視域和基本旨趣，還原生命政治學的真實圖景。縱觀生命政治學的歷史，福柯將其誕生框架鎖定為自由主義，阿甘本將其誕生框架鎖定為民族國家，雖然二者視角不同，但本質上都將生命政治的誕生定義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這就不難理解，生命政治學首先是與現代性的基本規劃相一致的，同時是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如果迴避這個背景，生命政治學所倚重的那些主題和原則在本質上就難以得到揭示。
當然，上述分析同時也為我們重新審視甚至批判生命政治學提供了一個關鍵的視角。無論是生命權力、人口、社會自然性還是治理，雖然在概念上是分析現代社會的工具，但其所產生的理論和現實效應卻服務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這意味著我們在面對生命政治學時，要旗幟鮮明地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的立場上。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澄清生命政治學的理論前提和界限；通過意識形態批判，揭示生命政治學的理論基點和旨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全面客觀地把握生命政治學理論。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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