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韓浩月
2006年電視劇《喬家大院》人盡皆知，2018年延續《喬家大院》故事的《誠忠堂》登陸央視八套。兩部劇相隔12年，時間確實有點長，但這或正符合好劇需要沉澱的製作規律。《誠忠堂》的播出，必然再次將觀眾的視線引向喬家大院，引向那個風雲激盪、波瀾起伏的年代。
秉承傳統，精耕細作打造紮實年代大劇
《誠忠堂》甫一亮相，就給人以熟悉、踏實的觀感，尤其是在當下熒屏充滿趕工之作的狀況下，這類秉承電視劇生產傳統工藝的作品，給人以一種久違之感。在電視劇創作“網劇化”的今天，一些老電視劇人不為潮流所動，堅持自己藝術標準的做法，有逆水行舟的勇敢與堅定。
胡玫版的《喬家大院》，已成年代劇、商戰劇的代表作，也成為山西祁縣最有名的文化名片，繼續講述喬家大院的故事，不能脫離早期故事奠定的厚重氛圍與故事節奏，這意味著，當年《喬家大院》的忠實觀眾，現在又有了重返喬家大院、再入歷史圖卷的機會。
導演路奇和總製作人孟凡耀
《誠忠堂》的幕後團隊，與《喬家大院》是一致的。總製片人孟凡耀，編劇朱秀海，在項目把控方面，並沒有否認“自我致敬”。當年《喬家大院》的故事，本身就意猶未盡，繼續講述晉商風采，帶領觀眾回望一個地方的文化與精神，到了這部《誠忠堂》的時候，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作為《喬家大院》與《誠忠堂》的編劇，朱秀海的原著作品，為兩部劇的完美銜接提供了文本保障。朱秀海當年的原著作品，為2000年代熱門的“宅門故事”創作帶來了清新氣息，他以充滿文化積澱的文筆，以及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合理想象，讓晉商文化藉助電視劇載體強勢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一直在今天，談論晉商概念都脫離不了朱秀海為之賦予的詮釋。
有了編劇與製片的再度聯手，《誠忠堂》在風格上的恢弘大氣，在故事上的精耕細作，都為電視劇提供了良好的觀賞性。年代劇的熱度這兩年的確有降溫趨勢，但優質的年代大戲不會過時，好的年代劇故事，可以映襯當下時代的缺失，而《誠忠堂》也恰如其分地提供了兩相對比的載體功能。
注入更多現代意識，這一次《誠忠堂》更貼近年輕人
演員張博在《誠忠堂》飾演男一號喬家第五代傳人喬映霽，童瑤則飾演女一號革命軍隊伍中的女軍官蓮花隊長。前面的《喬家大院》有陳建斌、蔣勤勤珠玉在前，後邊的這兩位年輕演員自然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但通過前面幾集的表現看，張博與童瑤還是很好地完成了角色演繹任務。喬映霽表面的公子哥兒作風，沒能掩飾他內心的沉穩淡定、胸有成竹，蓮花隊長的鐵面無私、革命至上，也沒有遮掩她年輕懵懂、春心易動的可愛一面。
導演路奇曾拍攝過《媽祖》、《東方戰場》等有影響力的電視劇，在談及為何選擇張博與童瑤為男女一號時，他表示“合適第一”。張博出色的臺詞功底，以及對人物精神的領會，很快使喬映霽的形象穩住了。童瑤在前面的戲中，表演時有一點生硬，但因為蓮花隊長這個角色的外在性格，也有生硬的成分存在，所以並不違和，隨著戲份的進展，童瑤漸入佳境，也讓蓮花成為《誠忠堂》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角色。
路奇在保證《誠忠堂》“底盤”不變、基調穩固的基礎上，為《誠忠堂》注入了更多現代意識。同以往年代劇觀眾群年齡偏大不一樣，這一次《誠忠堂》更適合年輕人觀看。具體到喬映霽、蓮花這兩個角色身上，觀眾會發現與他們並無思維隔閡，用2018年的思維方式，去衡量自1911年展開的《誠忠堂》故事，依然會覺得喬映霽、蓮花他們那代年輕人的熱血，已經基本脫離了封建社會的陳腐與愚昧，他們身上的熱忱與純真，在今天看來尤為珍貴，亦能引發共鳴。
和陳建斌飾演的喬致庸對比，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霽最大的不同是，身上洋溢著個人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色彩：他帶領革命軍從後門進入自家票號“盜”走10萬兩銀子，親自上陣與清軍戰鬥並充當最危險的扛旗手角色，與蓮花配合欺騙票號經理騙取200萬兩“贖金”等等，有著紈絝子弟的任性，但更多是“藝高人膽大”、“錢多人大膽”的瀟灑，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觀眾對於英雄改變時局的理想化想象。
蓮花的做法與喬映霽的行為是匹配的。作為喬映霽童年的“娃娃親”對象，蓮花隊長為革命捨棄與喬映霽的成親機會，在喬映霽喪偶終於嫁給意中人，但在度過新婚之夜後為了革命又踏上去蘇聯的火車……
這名女性角色身上，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悲劇感，在這方面，倒是與《喬家大院》中的陸玉函、江雪瑛這兩個女性角色一脈相承。但蓮花的行為動機與其女性長輩最大的不同是，她不是為了一個家族、一個家庭的幸福去奮鬥，而是為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去戰鬥，對於當下年輕人來說，他們或許對蓮花的故事不理解，但歷史上絕不缺少類似這樣人物的存在，《誠忠堂》為現在的年輕觀眾，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可供致敬的人物樣本。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談論家國情懷永不落伍
在《誠忠堂》中，數度出現過“打仗就是打錢”這樣的臺詞。以錢財支持革命，用財富影響時局，對於過去時代的大家族而言，這是很正常的事。一方面，靠近政治會給大家族帶來風險，另一方面，為革命輸血也會給大家族帶來機遇。如同每一個普通人都無法避免遭遇時代洪流一樣，大家族在瞬息萬變的歷史關頭，註定遭遇更多撲頭蓋臉打來的風雨。
現在回頭看來，無論是《大宅門》，還是《喬家大院》，無論是《大祠堂》、《白銀谷》還是《那年花開月正圓》，中國的宅門戲，都避免不了要落腳到“家國情懷”這個點上來。
拋開這些宅門戲主角們的歷史侷限性，會發覺他們都有同樣的恐慌：在新時代到來之前，如何度過漫長前夜。而將自己的利益考量、生存本能，融入家國情懷當中，毫無疑問是最有效的解決之道。《誠忠堂》沒有片面地抬升故事的主基調，而是讓“家國情懷”有了具體的落地之處，比如喬映霽恢復廢棄的茶山之路，為沿途幾十萬百姓提供生計，成立晉商銀行完成中國金融業首次現代化改造，入駐包頭幫助包頭城市重建等等，這些做法並沒有形而上的訴求，是腳踏實地“能救一個算一個”的士文化體現。《誠忠堂》之所以打動人心，在於口號式的臺詞基本絕跡，而是從一個大家族的時代責任開始談起，讓電視劇擁有了經得起推敲的主旋律。
家國情懷談不好，很容易掉入某種陷阱，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無論時代如何變遷，談論家國情懷永不落伍。小人物也好，大家族也好，都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一部宅門戲、年代劇，如果找到了講述家國情懷的入口，就擁有了自己不俗的品格，《誠忠堂》無疑做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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