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整個貿易戰期間，這種表裡不一、陽奉陰違是特朗普最為慣用的手法。早在4月初，當特朗普多次宣佈升級對中國加增關稅的額度時，也曾同步在其推特上向中國示好，“無論貿易爭端如何，我和習近平主席都將永遠是好朋友。中國會取消關稅壁壘，因為這是正確的事情。稅收將是互惠的，雙方將就知識產權達成協議。兩國都會有美好的未來”。
據統計，近兩個月來，特朗普在推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正面評價中國、評價與習近平總書記的個人友誼等達十餘次，其中不乏各類高度溢美之詞，與同期中美經貿關係斷崖式下跌形成鮮明對比。對於特朗普本人的虛偽表態，國內國際關係學界普遍持不信任態度，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阮宗澤曾提出質疑，“特朗普發佈推文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對中國究竟是敵是友？如果他真想做好朋友，那他在貿易問題上的一系列令人失望的言行又該如何解讀？”在阮宗澤看來，特朗普很可能在玩“雙面遊戲”，一方面高調指出中美貿易問題，一方面又釋放出想要講和的信號，他認為這是特朗普的談判策略之一。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中心主任時殷弘教授認為，“中國方面如果現在還非常相信特朗普的這種話，是不大可能的。特朗普對中國多次翻臉，他的老戰術、老習慣就是空前施壓之後再給一個小甜棗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抨擊黨內存在的言行不一、表裡不一、心口不一的“兩面人”現象，指出這類人對黨和人民事業危害很大，必須及時把他們辨別出來、清除出去。在中美經貿關係中，特朗普一直在著力扮演這樣的“兩面人”角色，我們無法將這類言論清除，但我們需要對其此類表態的動機、意涵和影響增強辨識能力，結合特朗普個人特質及執政理念準確把握其“貿易觀”和“友誼觀”，避免在當下緊要的貿易戰節點出現信息的誤讀。
為什麼說特朗普的貿易戰是一場純粹的貿易戰？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美之間在克林頓政府、小布什政府時期多次集中、高頻出現貿易爭端，選民壓力、兩黨政治、外交必需、戰略遏制等因素均構成美國總統對華經貿施壓的客觀原因。然而特朗普競選時正趕上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就業形勢不斷向好、戰略自信空前高漲的時期，奧巴馬在離任前最後一次國情諮文中驕傲地聲稱：“美國就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是真實的描述，美國衰落的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我們就是最強大的國家，沒有人能夠與我們匹敵”。儘管缺乏貿易戰的政治氛圍和戰略必須，但特朗普自競選時起就開始肆意炒作中國的經濟威脅，幾乎憑一己之力為對華貿易戰設定了日程。皮尤中心2016年的調查顯示，受特朗普的影響，共和黨及偏共和黨的中間選民對於自由貿易的認同度在大選期間出現了一個大跌，從2015年的56％跌至選舉投票前的29％。選舉結束後，高達85％的共和黨選民堅定地認為是自由貿易毀掉了美國的工作崗位。
然而特朗普的貿易理念並非源於美國當下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大戰略考量，而是有其獨有的根源。早在1987年，特朗普的貿易戰理念就已經非常成型，當年他剛剛在紐約進軍房地產界，手頭的資金流動性並不充裕，然而彼時日本、西歐生產的各類產品大舉傾軋美國市場，這使特朗普的內心產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人們對於其他國家的蹂躪已經逆來順受了，他們在背後嘲笑我們，他們因為我們的愚蠢而嘲笑我們”。
1990年，當特朗普尋求作為老布什的副手參加總統競選之時，他就已經將貿易戰作為自己的競選標籤，他在那一年將自己的炮火對準日本——“我們為日本提供庇護，他們卻給自己的汽車企業提供補貼，從我們的消費者手裡大把大把地賺錢，然後買下了整個曼哈頓，我們輸了”。他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花重金買下大幅版面，呼籲讓日本為美國的庇護買單，“我們保護了不屬於我們的船隻，運載了很多我們不需要的原油，為我們的盟友擔負了一切，然而他們從不會幫助我們，他們為自己打造了生機勃勃的經濟，是時候付些賬單了！”
2000年，特朗普再一次作為改革黨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他在演講中承諾如果自己贏了，會親自兼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好好和日本聊聊搶劫美國的事、好好打擊一下德國的經濟帝國野心，好好教訓教訓法國人如何尊重別人”。他告訴《華盛頓郵報》，“我每天都和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最難對付的人打交道，如果他們覺得特朗普能夠被隨意碾壓，如果他們覺得特朗普是個小角色，像普通人那樣的小角色，我的訴訟案就會翻上十倍。要永遠呈現出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非常重要，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無法坐在這把椅子上”。
以上不難看出，從日本、西歐到中國，近幾個月來特朗普不分敵友、大殺四方的貿易戰並非源於當下結構性、戰略性的複雜考量，而是其數十年貿易理念的深刻結晶和親身實踐。按照《紐約時報》的評論，“這場戰爭不容退縮，他已經塑造了總統光輝無比的強硬形象，這是一場他所最為擅長的偉大交易，否定了這個交易就等於否定了特朗普人生的合法性，包括擔任總統之前商人時代的全部意義”。在這種意志的驅使下，特朗普的貿易戰已經明顯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的狀態，從500億、2000億到4000億美元，特朗普對中國的戰爭砝碼一升再升，這一過程帶給其一種步步緊逼、不斷成功、實現夢想的快感，已經徹底淪為一場屬於特朗普個人的任性的戰爭。
然而必須同時認識到，儘管這場戰爭正在釋放巨大的摧毀效應，但也呈現出高度的單質性。特朗普本人與兩黨保守派長期以來強調的對華遏制戰略始終保持距離，對於在學界、軍界和國會大肆炒作的“中國2025”威脅並未過多提及。特朗普執政的基礎理念仍然是將國家看作一個公司，天性般地關注美國霸權的資產負債表和投資回報率，希望能夠放棄那些不應有的負債項目、調整那些不對稱的貿易流向、驅除那些不公平的搭便車行為，重塑美國在各項制度安排中的權利義務關係。總體來說，特朗普的貿易戰仍舊是一名商人而非政治家的貿易戰，只是在近乎偏執地要求美國在任何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中絕對不能吃虧，相較於以往夾雜了各種戰略考量的中美經貿爭端，這是一場相對純粹的貿易戰。
特朗普如何界定自身的對華友誼？
來看特朗普“兩面人”的另外一面。
對於特朗普積極向中國示好，竭力展現與習近平總書記良好個人友誼的一面，國內學界、媒體界普遍將之界定為一種虛假、偽善，認為是白宮對於強勢經貿政策的一種軟化和補救，慣於忽視其言辭背後指代的真實含義。對於特朗普本人而言，他感謝中國最多的議題是朝鮮問題，而他標榜自己回報中國的行動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興事件。自中美之間就貿易戰開展協商談判以來，特朗普始終在中興問題上持寬鬆立場，授意商務部長羅斯、財政部長姆努欽等人就解除制裁方案進行溝通協商，並深入國會積極斡旋，最終中興與美國商務部得以在6月初達成替代和解協議，特朗普本人多次在這一問題上公開表態，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二是臺灣問題。特朗普當選以來，美國國會的臺灣連線勢力明顯開始活躍，親臺議員希望利用特朗普外交事務缺乏經驗的機會，進一步推動美臺關係發展。在特朗普就任前的過渡期，親臺勢力成功通過白宮幕僚長普里巴斯等人搭線促成“電話門”事件，嚴重破壞中美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共識。然而自特朗普與習近平總書記幾次會面以來，已經非常明確臺灣問題的重大性和敏感性，去年7月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他明確指出中國在經貿問題、朝鮮問題上足夠真誠，自己不會就臺灣問題讓中國為難。
中美貿易戰期間，國會親臺勢力多次攛掇白宮向臺灣出售軍機，並希望安排高級別官員出席美國在臺協會的啟動儀式，特朗普均未予理會。新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常年持明確的親臺立場，並在就職前提出美國應該將臺灣作為中美關係的交易砝碼，美國政界、媒體界普遍預測其就職後美國會在臺灣問題上有實質性動作。然而截至目前，特朗普成功遏制了博爾頓在涉臺議題上發聲，臺灣問題並未出現與經貿戰問題綁定的跡象。不僅如此，在增收鋼鐵和鋁製品關稅時，美國從未考慮對臺灣地區予以盟友豁免，在相關問題的處理上充分考量了中國方面的態度和立場。
客觀上講，自今年3月中美貿易爭端頻發以來，特朗普的貿易戰總體保持了戰爭的單質性和純粹性，較好阻遏了由經貿領域向政治、外交和安全領域的蔓延。特朗普的貿易戰團隊除納瓦羅帶有較強的戰略遏制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以外，其餘成員均能夠做到就貿易談貿易，這是美國當前對華貿易政策中少見的值得肯定的地方，特朗普本人的“貿易觀”和“友誼觀”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這場繁複而冗長的戰爭面前，我們一方面要拿起政策武器堅定捍衛國家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也應該充分把握白宮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複雜性，積極捕捉並準確理解特朗普本人傳遞出的正面信息，避免信號的漏判和誤讀。只有把特朗普的“兩面人”本質看得更清楚，才能夠更好地把握互動節奏，在一場非理性的戰爭中逐步樹立起中美經貿關係的應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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