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解讀《激盪三十年》之一

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今年是偉大的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財經作家吳曉波恰好有一本書叫《激盪三十年》,講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

之後,他又寫了《激盪十年,水大魚大》。

可以想見,今年一定會有很多文章紀念這一盛事。

江雨趕個早,讓我們率先跟隨吳老師這本《激盪三十年》,穿越回那個波瀾壯闊、充滿活力的年代。

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首先,我們先簡短回顧一下1979年的世界。不誇張地說,那是一個不太平的年份。

4月,巴基斯坦總統布托被處死;烏干達統治者阿明被推翻並流亡國外。5月,美國發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難。

8月,霍梅尼統治伊朗,為了報復美國支持伊朗舊國王,霍梅尼宣佈石油禁運,油價從每桶15美元上漲至35美元,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機。

9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因腐敗和散佈謠言罪被逮捕。

10月,韓國總統朴正熙被射殺。

11月,波利維亞發生政變。

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聯合國宣佈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

這些事件讓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一年充滿了神經質般的緊張。

跟這些動盪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業領域,全世界的話題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的崛起。

在整個70年代,日本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1979年7月,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改革開放了。

一、青澀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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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傳志

1、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先到傳達室拎了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他的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

20多年後,他回憶說,記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2、在南方小鎮深圳,27歲的文學青年王石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裡。

3、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因為“出身成分”不好沒有被錄取,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

4、宗慶後為了回到城裡,懇請在區校辦工廠上班的母親提前退休,接班。他騎著三輪車到各個學校的門口賣練習簿和鉛筆,籌足了一點錢後他創辦了娃哈哈兒童保健品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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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慶後

5、高考恢復,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湧向剛剛打開大門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便招進了幾十個年齡相差超過20歲以上的學生,其中三位是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後,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

6、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2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

7、杭州出生的張徵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後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

8、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後更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研究生,六年後參與創辦了四通公司,成為中關村的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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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生

9、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裡,據說僅值50元錢。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後開始一共養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

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乾眼淚,接過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後,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製品廠”當刷瓶工,在那裡他一干就是16年,然後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後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10、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輟學,成了一個補鞋匠,6年後,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裡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20年後,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

二、草莽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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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

1978年前後,從湖南和四川的監獄裡先後走出兩個當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一個叫楊曦光,一個叫牟其中。

之所以入獄,是因為他們分別寫了一個同題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

楊曦光出獄後就參加了全國高考並一舉登榜,三年後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再兩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後來改名楊小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

他用模型、數據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層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問年輕時提出過的那個問題。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離開人世。

牟其中的經歷更為驚心動魄。

出獄後,他借300元創辦了一家貿易公司,之後通過“罐頭換飛機”等手法迅速暴富,成為最早的“中國首富”之一,但是在年過50之際再度入獄,至今還在武漢的監獄中日日讀報,有時還寫出一兩封讓人感慨萬千的信件來。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魯冠球。

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魯冠球

他自小流浪鄉里,先學打鐵,後修自行車,25歲東借西湊4000元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自任廠長。

到1978年,工廠年產值300餘萬元,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的牌子。

吳曉波評論說: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

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面,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採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

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在很大程度上,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

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的時候,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了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麼的弱小,卻又是那麼的肆意,它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為流,轟然成勢…

它是建設和破壞的集大成者,當一切舊秩序被潰然推倒的時候,新的天地卻也呈現出混亂無度的面貌。

二十多年來,中國公司一直是在非規範化的市場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徵,決定了中國企業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三,精英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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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

1、在這一年的國慶典禮上,出現李嘉誠的身影。他身穿藍色中山裝,不無侷促地站在一大堆中央幹部身邊。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回鄉,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再過20年,他將在距離這裡一公里遠的地方蓋起一個龐大的、超現代的東方廣場。

2、松下幸之助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國際級企業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協作第一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通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設備。

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湧而至,。其後十年間,日本公司成為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3、榮毅仁盤算良久,記得當年父親在香港開辦了數家紡織廠,其中的股息和分紅30多年一直未動,榮智健在父親的授意下一一結算,竟得一筆不菲的資金,這成了他闖蕩香江的資本。

4、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訪問了中國,在接受《讀賣新聞》採訪時他認為,任何面向中國的產品都應該要“簡單、實用、便宜”。這是日本企業家第一次對他們的中國市場策略提出意見。

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霍英東

5、霍英東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需要的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都需要進口,內地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

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霍英東想出了一個絕招,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定死了,然後拿著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程進度大大加快。

後來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6、法國人皮爾·卡丹3月來到了中國,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一場服裝表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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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卡丹來中國

服裝表演會入場券嚴格控制,只限於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與技術人員“內部觀摩”。

在後臺更衣處,細心的中國人扯了一塊大篷布,把房間一分為二,男女分開。但皮爾·卡丹固執地要把篷布撤掉,“我們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個房間裡換衣服,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要像外科醫生一樣,瞭解我的模特的形體。對不起,請把篷布拿掉,這是工作。”

中方的接待人員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聽從了大師的意見,但這個細節作為“紀律”絕對不能走漏風聲。

7、第一個來中國考察的汽車公司董事長是通用的湯姆斯·墨菲,他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但沒有得到董事會支持,通用進入中國的步伐戛然而止。

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在將近20年後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樁。彼時,德國大眾已經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了。

四、學者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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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人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

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投寄該報,半年沒有收到回覆,已經對此不存幻想。

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

兩人通過信件討論了好幾個來回,文章終於在5月11日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文章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

5月19日,鄧小平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後來他又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的。

直到30年後、40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對中國的影響。

五、領袖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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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作出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

客觀地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裡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

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1978年年底,美國《時代週刊》將鄧小平評為“年度人物”。

回望改革開放大時代,那讓人難以忘懷的五張面孔

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週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Visions of a New China)。

中國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

作者引用了食指的《熱愛生命》:

我流浪兒般地赤著雙腳走來,

深感到途程上頑石稜角的堅硬,

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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