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中國離城市化顯然更遠，然而決策者和社會精英，主要集中在城市，以至於規則和社會主流，都由城市來規定。城市又通過各種強勢的傳媒來影響著人們，即使鄉村沒有或生疏，也感到羨慕和被影響
董彥斌
法學學者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此李叔同先生《憶兒時》之詞也。想來所有成人，皆有此憶，而為李先生所描摹也。李先生開篇寫到：“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由此更知，往往越是遊子，越有此追憶。
在李叔同之前，古典之中國，離鄉的人並不多。經商、從軍可能構成主體，尋找生計、躲避災荒的遷徙次之，但大規模流動的幾率不算太大。正因此，重土安遷成為常態，遊子的數量並沒那麼多，一旦“遊”出去，基於交通的原因，回鄉次數也少，遊子情結實在濃厚。
回鄉時近鄉情怯，百感交集，蘇東坡說：“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他沒有解釋為何畏友朋，或在於心太複雜，但是懷歸前用“豈不”二字，見其思鄉之切。
李叔同身處近代，近代工商業大興，遊子離鄉已近常態，然而，這時的遊子們，又因人群的規模，而讓思鄉的話題變得具有普遍性。
思鄉含義有三，一是見故人，二是印證記憶。蘇東坡的思鄉句之友朋，是為故人，李叔同講“家居嬉戲”“樹底迷藏捉”，是為對遊戲的記憶。三是見親人。這裡列為第三，當然表示為最重要。
民國初年的嶺南汪兆鏞先生，詩句風格本來是沉痛莊重的，可是回憶起十歲左右，母親考他知識，答對則吃糖的情景，卻是溫情滿滿。他寫到，後來人生之樂，都不及此十歲時，而光陰如昨。汪兆鏞算是補充了李叔同對親人的回憶，然而汪講到與母親的問答與吃糖，其實也算童年遊戲之一種。
杏花村遊戲之於我，亦是光陰如昨。
記憶當中，遊戲可分六類：
第一類是動具類。此類遊戲，有一個玩具，強調跳躍，強調大幅度運動，是為健身之首席遊戲。活動中的道具，起個穿針引線的作用，似乎用到最多的是沙包，有踢沙包、跳沙包、丟沙包等，這個沙包，就像籃球足球，而花樣比籃球足球更多。
踢、丟、跳，其對場地的需求不同。踢沙包最省地方，最靈活。丟沙包和跳沙包就更像一場群組的比賽。沙包的優點是男童女童皆宜，打成一片。似我之輩，動作不敏，顯然只能做沙包遊戲當中的配角。
踢沙包類似於踢毽子，但是沙包比毽子的成本低了不少。女童踢沙包，尤見遊戲與運動之美。尤其是其中的高手，其動作之輕盈靈動，實不亞於當時人們感到神秘無比的電視當中的正式運動項目。沙包在女童之腳下，就像籃球在籃球明星的手裡，寶劍在劍俠手裡，物品像有了靈性，像活了一樣。
若我寫武俠小說，當以此沙包為女俠之暗器也。正因為女童善踢，以至於個別男童產生一種山頭心理，認為這種遊戲乃是女性的山頭，男童則可另立山頭，去玩耍別的遊戲。
跳沙包，強調單腿的跳躍。地上以粉筆或樹枝畫格子，參與者要通過跳躍和踢推沙包，穿過格子來取勝。這格子，倒是明顯的界限，其實有點界限意識培訓的味道。界限即權限。又來自一種傳統而生的命令，又來自約定。這其實可視為模糊的權利觀念培養。
丟沙包，我記得我小學似寫過這樣一篇作文。參與遊戲的人，一方在用力投擲，另一方在拼命躲閃。被砸中時，只覺得有種痠麻的微痛感，身上大約也有沙包上的塵土，好似水滸裡邊楊志與人校場比武，以白點論勝負。此遊戲活動量極大，運動量不小於足球。
杏花村當時只有汾酒廠有足球場，以職工和子弟使用為主，且因為學校無足球課，我就是進去也不知所措。足球於我極陌生，覺得是另一個世界的事物。
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指示：“足球要從娃娃抓起”，卻並沒有想到吾鄉就沒有足球場，我們也沒有被抓到足球中。當我到汾陽中學讀高中時，同學們奔跑在球場，在這球場，似乎有一道牆，城市在牆的一側，熟悉足球；鄉村在牆的另一側，熟悉沙包。
其實，那時的中國離城市化顯然更遠，然而決策者和社會精英，主要集中在城市，以至於規則和社會主流，都由城市來規定。城市又通過各種強勢的傳媒來影響著人們，即使鄉村沒有或生疏，也感到羨慕和被影響。鄉村的，便剩下了快樂的自娛自樂和不免邊緣的自生自滅。老實說，杏花村的孩童們現在還是不是在玩耍沙包，我並不知道了。
至少，沙包應該成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吧。不知沙包起於何時何地，但是在當時的杏花村，堪為主流少兒遊戲兼運動。而且，我證明，與沙包同在的歲月是美好的，其快樂，其運動量，大勝於李叔同所講的“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從女童善於踢沙包來說，即便這個遊戲起於明清時，也可看出，一是遊戲之心於兒童實屬天性，而中國傳統中並未過多限制。這樣來看，到了後期相對固化的道學並沒有太過異化和格式化人們的心靈。
二是此種遊戲成本不高，只要孩童不至於太捱餓，則貧富皆可參與，於鄉村而言，要想形成一個士紳階層的圈子，不大能湊夠那麼多人，於是，貧富貴賤的孩童都能參與，這就讓階層感不那麼明顯。
人們常說貴族精神和騎士精神，那自然是一種重要的精神，但是，過於強調貴族和騎士作為一個圈子和階層，則不免把孩子從一開始就隔離開來。於孩童而言，四海之內皆兄弟般的共同參與才更重要。
三是女童與男童共同玩耍，且女童還有優勢，這就對傳統中的男權主義形成一種自小而言的制衡與矯正。“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此處之青梅竹馬，強調女童折花，男童騎竹馬，仍在強調女童的溫婉一面，而女童在杏花村之踢沙包，女權、女強、男女平等，融洽之狀已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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