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翻身靠動遷。”
對於成長於中國的這一代人來說，“拆遷”是一個兼顧暴力和金錢的都市傳說。每一個和一大家子人盤踞在城市中央小房子的人，誰沒幻想過城市規劃一下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被划進去，從此郊區城中各一套新房，走上人生巔峰呢？
ELLEMEN Digital這次採訪了三位在20出頭的年紀就完成了各位幻想的年輕人，想知道這件意料之外的金錢變更，對他們的人生造成了怎樣的變化。
—
阿華是不願意和生人提起自己拆遷戶的身份。甚至,他都不太想告訴外人自己住在哪裡。
“跟人家說住新天地附近，精明的小姑娘基本都懂的，要麼你就是有錢人富二代，那邊地價10萬多一平；要麼你就是等拆遷的，住在老式石庫門裡面。”
上海有句俚語：“窮人翻身靠動遷。”然而2015年的新政出來之後，這句話至少對一大半人失了效：“以前按人頭算的嘛，你這套房子裡面有幾個戶口就給你幾套房。現在改革了，按磚頭（建築面積）算，找個評估公司過來給你算個評估價，然後統共就給你這筆錢，你拿房麼就是從這筆錢里扣。”而給到的動遷房基本都位於上海的近郊了：松江、閔行、浦江鎮……對於從小到大長在盧灣的阿華來說，心理上還是有點難以接受的。
剛搬出來那陣，有時下了班時間還早，他會揹著父母條件反射般地晃回以前的弄堂裡，“那時候西塊還沒拆完，雖然周圍也不剩什麼了，就我們那幾幢，豎在那裡也蠻刺眼的，但有時候就是想看看吧。”
“都想早點拿到房子呀，裝修裝修就住進去了呀。以前的人屏，一屏好幾年，那一塊動不了，後面人都跟著拖下來了。”阿華家以前所在的地方被切分成了三部分實施動遷：東塊、西塊一期和西塊二期，第一批2010年就開始了，但當時有不少“釘子戶”，談不攏價錢就耗在裡面，那時政策也沒健全，不能強拆，像是一場拉鋸戰。
後面的人急也沒用，總得一塊塊來，“輪到我們的時候都2015年了，正好趕上新政出臺。”
像阿華這樣的下崗家庭，在房價日益攀升的上海，是越來越買不起房了，“都指著拆遷呢，倒沒想過‘暴富’什麼的，就想分套房子拿點錢，改善下生活嘛好賴。我們家還算好，沒什麼親戚過來爭，所以拆遷分了房子就是我們的。”
跟房子一起拖下來的，還有他的婚姻大事。“上海小姑娘難搞的很，沒房子都不願意跟你結婚的，就算本人無所謂家裡也不可能答應的。”去年11月，阿華不堪“房子”的壓力跟前女友分了手，“兩個人感情倒是沒什麼問題，但她家一定要看到房子才同意辦事，我想反正這房子也跑不了，拖著也不算個事，就提議先把證領了，酒席那些推後點也無所謂。”但對方家裡非但沒有退後一步，還提出了更緊逼的要求：“後來她爸說，不僅要看到房子，還要按他們喜歡的風格裝修……這感覺就變味了，像是衝著這房子來的。”
實際上，這已經是他三年來第四次主動提分手了，“之前有的一聽說我們家還沒拿到房子直接就不願意了。也交往過家境好一點的女生，知道我們家這情況想讓我直接住去她們家的，那我不成‘上門女婿’了？”
阿華一家現在擠在市中心一套不算太新的小區的出租房裡，離以前拆遷的地方隔著兩條街，用他自己的話說：“新房子沒拿到之前，不想離以前住的地方太遠。習慣了嘛，住了三十多年，知道早晚要走的。”
—
第一次經歷拆遷，是2002年的時候，Andy 17歲，那時他還在讀大專，家裡的事都是父母一手操持。
是黃浦區那種石庫門房子，幾戶人家“混住”在一起，樓上樓下熟得很，家家戶戶大門都不怎麼關的，“一方面是有的門框變形了，插銷不好插，另一方面也是方便走動。”這種房子裡的樓梯又陡又窄，踩上去還嘎吱作響，樓道里又只有昏暗的燈光，年紀大的人上上下下蠻危險的，所以家裡有老人的話其實鄰里間都會幫忙“看著點”。幾家共用廚房、馬桶、洗手池的情況也很常見，總之就是“家與家之間的界限沒那麼分明”。
“當時有印象的就是回家看到樓下鄰居在打包東西，一個大包一個大包的，我還想這是要去哪，不住了麼？”他自己家裡倒是一直沒動靜，“吾父母可能覺得吾還小，就簡單跟我講那邊可能住不了多久了，要搬。”
而這一住，竟然就有四年。“他們當時跟拆遷辦的人談條件的吧，沒談下來我們就沒走，一直屏著呀。”但周邊倒是越來越冷清了，以前那種左鄰右舍的感覺沒了，他回家進了弄堂之後再也沒人叫他的小名了。“有段時間可能也想過勸勸父母，差不多行了，我同學家拆遷的早就住上新房子了，問起來我都不知道怎麼答。”
屏到2006年，談妥價錢後，Andy一家搬離了哪條街。“他們當時沒要房子，要的錢。我本來以為嘛，拿了錢肯定去買新房大房了，住的舒服點，結果還是買的老房子，當時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但他的這個疑慮，沒過幾年就“迎刃而解”了，那是因為：父母倒的市區的房子，又要拆遷了。
“我後來知道了，他們就專倒拆遷房，有的還倒回去了，有一套倒去了吳江路，後來又拆了……”十年以前，上海的房價還沒起來，那個時候“倒拆遷房”的人也不多，那些拿著拆遷補償款的人，要麼給家人改善了住房條件，要麼就直接把錢投進了股市，“我有同學家里人拿錢去炒股的，一開始蠻開心的，看見賬面上數字漲了，但是錢不拿出來的，就還放在股市裡。後面嘛，炒一個虧一個，錢都虧差不多了，想買房也買不了。”
而像Andy父母那樣有“先見之明”的人，就真的富了：“我們家現在三套房，兩套市區的，一套閔行的，我跟我老婆住閔行那邊，市區兩套房加起來價值應該有一千多萬了，我父母住一套，另一套租出去收租，好像那套也快要拆了。”
似乎時間越久，Andy一家在過往的鄰居朋友面前就越能抬得起頭，他父母都是50後，倒房之前靠做做小生意過活：“我爸那時候在弄堂裡賣賣大米、粽子、鹹蛋什麼的，中午有時候做點爆米花、油登子，跟大家很熟的。”
拆遷也確實改變了這一家人的生活。Andy過去在自來水廠裡上班，三班倒的工作，現在則跟別人合資開了個打擊樂工作室，算是一直以來的愛好。“自來水廠那邊我也在做的，但是重心已經轉移到工作室這兒來了，等這邊賺得多了，就準備把那邊辭了。”
對於“拆二代”的身份，Andy顯得不那麼認同，現在政策越發收緊、補償款拿完不剩什麼的事情他也聽得多了，“這麼說，越早拆肯定是合算的，但有這運氣也得把握住，我認識的人裡拿錢之後敗空了的也不算少了，還是得頭腦活絡，會投資才行。”
—
10年前，冼村尚未拆遷時，小冼一家的生活是自給自足甚至算得上是有點“小富”的，他家房子97年重建，六層小樓，樓層面積約55平，除頂層自住外，其餘五層全部出租。
“那個時候哪怕不工作，光靠房租每個月都少則幾千多則幾萬的收入，生活挺寬裕的，不愁吃喝，加上地理位置好，去哪都方便。”小冼所在的冼村被譽為最接近廣州心臟的村落，距離CBD中軸線不到五百米，在他看來，那是一段可以躺著當包租公包租婆的日子，因為地理位置好，且周邊設施配套齊全，外地來廣州打工的人很多都願意考慮這片“城中村”。
但問題也是應運而生的，冼村的舊房多是間隔極近的“握手樓”、“親嘴樓”，樓與樓之間幾乎伸出手就能碰到，外來人口多了之後，大街上搶劫、入室盜竊案時有發生。“我們家窗戶上還安了防盜網，以為沒事，結果有小偷深更半夜拿著鐵鉗爬上來了，‘嘶拉嘶拉’的就準備剪，好在我媽沒睡沉，聽到響動他才沒得逞。”
那次之後，他們家似乎預感到這裡不宜久留，便開始留意近郊的房子，但更多的人則選擇“固守原地”，尤其是老一輩人，直到2009年底拆遷方案出來也不為所動，表面上說是安土重遷，但他們更多的是為了股份分紅，小冼的阿姨雖然在村裡算是“頂股”（股份較多），但是每股分紅十幾年都沒變，300元一股，一年到頭的分紅劃到每個月摺合成人民幣也就一千多，“這點錢別說養活一家人了，一個人都不夠。”
就這樣，冼村內部自成了一個封閉的小社會，各家情況不同，心裡打的算盤也不同，每家每戶都在暗暗計算自家的面積，權衡拆遷即將帶來的各種利弊，“親戚之間都不怎麼走動了，有時候不小心問到房子面積都會被認為是一種冒犯，你為他們著想也是好心辦壞事，我開始還勸過我阿姨這邊治安不好環境差什麼的，耗著沒意思，結果她反問我一句‘你家外面有房你懂什麼’，噎得我說不出話。”距離的區隔尚未形成，人心已經在這場外力所迫的遷徙中自行疏遠。
冼村之外，是珠江新城CBD房價的暴漲：十年前的地價只要八千／平，現在則已衝破十萬大關，外界流傳的拿到回遷房便能實現“一夜暴富”的說法對於大多數村民來說，只是一場與他們關係不大的數字遊戲。據小冼介紹：“很多人都把附近商品房的價格套到了回遷房上，老以為我們拿到回遷房倒賣一下就發了，但回遷房是拿不到個人房產證的，這意味著不能放在商品房市場上流通，所以不能等值商品房價格。指著回遷房賺錢除非你自己有另住的地方，靠收租金過，但那和以前收租也沒差，就算兩居室的房子一個月租金能有六千以上，那也就跟十多年前整體收的租金持平吧，這還沒算上通貨膨脹。”
另一方面，在大多數人心中，回遷房即使拿到了也是祖宗留下的家業，賣掉意味著向外人宣佈“我是敗家子”。
如今，剩下斷壁殘垣和回遷房交相輝映的冼村，更像是一座圍城，裡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
採訪人物皆為化名
採訪/撰文：Holly
閱讀更多 房天下上海特價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