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是健忘的。六年前的5月12日，我跟朋友說，早晚有一天，汶川地震只能是每十年出現在版面一次，三個十年之後就變成了教科書。
為了不許忘，我每年都要發本文，每年都有更新。
關於打牌這件事
當年我和電視臺的同事們5月13日飛入成都，當天下雨，很多餐廳都關門了，只有麥當勞金燦燦的M還亮著。到酒店安頓之後，我們就開始出門採訪。當時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在大橋下打牌的成都人，採訪居然有歡快的氣氛。
他們有些人看起來憂慮，但是出了一張小鬼之後，回過頭告訴我說：要想開一些，你看這樣休息一下也好，可以打打牌。他們還跟我們聊天，問記者從哪個國家來，住在成都怕不怕，推薦我們應該去吃兔臉肉等等。
關於生死這件事
我們進入了都江堰。越靠近都江堰，就越多的警車、救護車、消防車，還有志願者的車。當年我只是一個看了些好萊塢災難片的小屁孩兒，等自己真到了災難中間，腦子就傻了。當時我們在一堆瓦礫旁邊停了下來（我第一次學到rubble這個詞，就是看著這對瓦礫），開始問當地人。
一個老漢說：這一堆本來是五層樓的。
我說：那您的家人都逃出來了嗎？
他說：我家還好，可是還有人在裡面。
我說：那救出來了嗎？
他指指旁邊：早上挖出來兩個。
我看了看旁邊，兩具屍體。
這也是我生平第三次看見屍體（前兩次各是奶奶和姥姥的遺體告別儀式），忽然間不知所措了兩秒鐘，然後趕快告訴攝像這些信息，攝像會說中文，但是也只是遠遠的拍（美國的電視上一般不建議出現屍體、血腥、猙獰的畫面，如果有，就要提前警告觀眾，說下面會出現disturbing的畫面，所以一般攝像也不會拍。）
關於找人這件事
許多周邊的居民都避難在綿陽體育館裡，考慮到這個地區的處理災難的經驗以及物質條件，其實當時的組織已經很不錯。體育館外還源源不斷有人走來，有一處放著一長排白板，上面貼著各種名單，有的是尋人啟事，還有不斷更新的已收留人員名單。
我們在那裡拍了20多分鐘，有人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然後再從那一頭走回來，然後離開。還有人找到了自己親人的名字，速速前往指定的區域會合。還有剛剛到的一位老漢，說自己走了兩天的路到了綿陽，不知道村子裡還有誰出來了。
後來我才想明白這件事。5月12日下午北京有震感，5分鐘之後我就接到了紐約的電話，值班編輯說：中國發生了地震，北京辦公室趕快看一下傷亡人數。我記得很清楚，5月12日晚間統計人數是460人。後來才明白，因為交通不便，很多村子生還人數不明確，要等這些人走出來，才知道村子裡的情況。
關於哭
這一天我們去了一所小學，操場上停著孩子的遺體，救援人員也在瘋狂地奔跑來去，操場周圍坐滿了家長，救援人員每出來一次，就蜂擁而上，然後有些人馬上離開，有些人繼續圍觀。
有一位媽媽問救援人員說：她有耳洞嗎？
（時間久遠，具體措辭已經不那麼清晰，請各位見諒。）
救援人員看了一下耳朵，說：是，有三個。
媽媽又問：她的皮帶是班尼路的，對嗎？
救援人員把孩子翻了一下身，說：好像是。
媽媽再問：她耳朵裡的耳機是什麼樣子的，給我看一下。
救援人員試圖從孩子身上取下耳機，但是拿不下來了，媽媽湊過去看。然後直接癱軟在地上，堆成一團，周圍人忽然安靜下來，半分鐘之後，一聲嚎啕大哭。
我當天的晚上在翻譯這段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對話，對著電腦也在嚎啕大哭。
轉天我和攝像說這段，他告訴我：在中國做記者28年，那是第一次他邊哭邊拍。
我在四川哭過兩次，第二次是採訪當時。我們採訪了一位高三學生，她失去了右手，她說：我同班的一個男同學，替我頂著一根柱子，後來他再也沒出來，我到今天還一直想念他。
當時我只覺得兩道眼淚直接流下來，不知道下一個問題要問什麼。
這位姑娘開始學著用左手寫字，推遲了一年畢業，然後考到浙江念大學。
關於日本人
我們在周邊拍了一些stand-up（記者出鏡），然後也拍了一些b-roll（就是街景，周圍的日常生活，我們有兩條線的記者，一條在城區，一條在周邊。）
然後又到進入重災區的時候了，我們去了北川，拍日本的救援隊。
日本救援隊所在現場很安靜，那天太陽足，不時有一陣風來，就夾雜著有機體腐爛的味道。所有的媒體都在一條安全線之外拍攝，遺體搬出時，已經包裹得非常整齊，救援人員話不多，只是悶聲幹活。
我們的音響師是日本人，工作結束之後，他站在拍攝線外，向前來中國救援的其他日本人整齊了鞠了一個躬，對方也立定回敬鞠了一個躬，然後兩方都各自回到崗位上繼續工作。
關於慈善這件事
我們在四川認識了一位失去了雙腿的女孩，當時美國記者問她想要什麼，她聽說美國有很輕盈的假肢，不知道是怎麼樣的。記者回到北京之後，開始多方聯繫，假肢本身很貴，而且每年的護理費用也不便宜，這位姑娘的家庭收入微薄，這筆費用完全超出預算。有很多跟記者（女）貌似很熟的有錢太太們，當時都在說：你去四川的時候，如果需要捐款之類的，一定要告訴我們啊。
此時這群人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接著，記者希望能夠在本電視臺的網站上登出一個集資捐款的廣告，也被電視臺斃掉了，原因不詳。
最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一年之後，我回去看過這個女孩子，她獲得了一套政府安置的房子，打算在樓下開個小店，也開始籌劃開一家網店賣小裝飾品。前天，我和她又重新取得了聯繫，她的生活也在繼續，我也在暗暗想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幫她。
關於假肢這件事
我們之後又回到四川幾次，拍攝災後重建的新聞。有一位六年級的小同學，失去了左腿，我們要拍攝她的日常上課等等。在準備拍攝期間，我問她，生活現在還習慣嗎。她跟我說：已經很熟練了，你們要拍我穿脫假肢吧？電視臺來了都要拍這個。
當時我的生理反應：一股血流從後腦上直接衝上來。
關於春熙路
兩個月之後，我們再回到成都，一切已經恢復。所有的美國記者都覺得成都的姑娘身材好，敢穿，大白天也都穿著屬於美國土人dress up的級別，這是因為他們去了春熙路。有一位來自加州的攝像師，在春熙路拍了一個上午，評價是：the happiest day in Chengdu.
關於我自己，到今天我還忘不掉一個孩子躺在廢墟里的臉，灰白色的小臉已經沒有了生氣。那也是我決定放棄新聞的開始，以後有空慢慢說。
十年之間，我總忘不了那生命的脆弱，總要提醒自己：要幫助別人，做有用的人！
地震教會了我好多事情，從如何在沒有手機信號的情況下保持聯繫，到實地逃生演習，從如何面對壓力還要保持樂觀的心情，到坦然接受生命的無力感。四川告訴我，以後什麼事兒都不是事兒，Hold住就好。
此文獻給堅韌樂觀善良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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