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馬國川
本文首發於「財經雜誌」（ID：i-caijing）
謝宇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士裡唯一的華人
美國科學的最大優勢不是錢，也不是人，而是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多元的、開放的、自由的、推崇個人創造力的，對科學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學發展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很難複製。
中國科學與美國的差距確實在縮小，但是原創性的、前沿性的科學創新太少了，中國現在有錢、有人才，但是缺乏創新的文化土壤。
“美國科學沒有衰退，”美國兩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謝宇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美國科學的最大財富和最大優勢不是錢，也不是人，而是美國文化。”
自21世紀以來，關於“美國科學正在走向衰落”的議論就在美國流行。隨著中國科技的快速進步，圍繞“美國科學衰落”的爭論更趨激烈。作為一個致力於實證研究的社會學家，謝宇和他的合作者一起撰寫了專著《美國科學在衰退嗎？》，對這場爭論進行了回應。
謝宇是高考恢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後來留學美國，並曾在美國大學任教。2009年，50歲的謝宇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赴美的百萬留學生中唯一一位在社會科學領域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華人。
著名科學家施一公在為《美國科學在衰退嗎？》中文版撰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直覺與謝宇的論證不謀而合”，“我看到書中大量的科學採集的數據佐證其觀點，常常感到既充分翔實又痛快淋漓”。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科學研究的發展，“美國科學衰落論”同樣在國內流行。有些人甚至樂觀地說，“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
作為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日常往返於中美兩國的謝宇也注意到了國內的議論。他提醒說，中國科學與美國的差距確實在縮小，但是原創性的、前沿性的科學創新太少了，“中國現在有錢、有人才，但是缺乏創新的文化土壤”。
謝宇說，“未來中國科學要有大發展，要在多中心的科學生態中佔有優勢地位，就要從改善文化、改善體制入手”。
美國科學的三大困境
《財經》： 近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很快，有一個說法越來越盛行，就是美國科學在衰落。在美國是否也有類似的議論？
謝宇：很久以來，許多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民眾就對美國科學的發展前景信心不足，各方面的言論不斷地為美國科學界敲響警鐘。
200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醫學研究所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說，美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失去科學研究領域的領導地位。
報告發布後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廣泛關注，一年裡國會就收到了幾十份議案。不過，這種“警鐘觀點”也受到了一些來自權威機構的挑戰：著名智庫蘭德公司發表報告認為，美國的科學現狀並沒有那麼令人擔憂。
在美國，有這些爭論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在2012年出版了《美國科學在衰退嗎？》一書，就是對這些爭論的回應。
《財經》：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你為什麼會關心科學發展問題呢？
謝宇：我本科讀的是冶金工程專業，畢業後到美國留學，讀的是科學史，後來又加了一個社會學專業。博士階段放棄了科學史，但是我一直對科學史感興趣。1989年我完成的博士論文《成為科學家的過程》，研究的就是什麼樣的人能夠成為科學家。
博士畢業後，我去密歇根大學教書，專注於社會學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在當年沒有出版，多年來一些好友經常問這篇論文的最新進展，於是我就邀請一個從前的學生、現在是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的亞麗珊德拉·齊沃德作為合作者，在我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了這本書。
《財經》：從題目上看，這本書與當初的博士論文有很大不同。
謝宇：是的，不僅僅更新了數據，幾乎是重寫。因為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的研究興趣有所轉移，主要圍繞關於美國科學發展現狀的爭論展開討論，最終是想要回答美國科學是不是在衰落。因為我們研究發現，美國科學確實存在現實困境。
《財經》： 主要是哪些困境？
謝宇：第一，從美國科學家的人口結構來看，科學家中移民的比例增長迅速：從1960年的7.2％增長到2007年的27.5%。與此同時，美國本土出生的科學家比例在下降。
《財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大批科學家移民美國。
謝宇：但差別在於，起初主要是歐洲移民，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亞洲人佔了大多數，種族有明顯的變化，數量上的變化也很大。亞洲移民在美國的融入性比歐洲移民差些，自我認識較強，與輸出國的聯繫較緊密，回國服務的可能性也要大些。
現在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科學家來自外國。美國擔心，如果過度依賴移民科學家，一旦移民科學家供給下降，美國科學將會陷入困境。
第二，從20世紀60年代起，相對於同等教育水平的其他職業來說，美國科學家的收入是相對下降的。
特別是基礎科學，工資比從事社會科學、經濟學、醫生和法律工作都低，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也會隨之降低。另外，美國大學教育沒有繼續擴大，所以教職有限，造成了一些專業人才拿不到教職，例如生命科學就是這樣。
第三，美國的科學研究經費也有所下降，不像以前那樣寬裕。中國的研究經費的增長是很可怕的，每年增長20%多，所以現在有很多年輕的科學家願意回來，因為他們回來有比較可觀的工資。
《財經》：中國科學家的工資比美國還要高嗎？
謝宇：和美國的工資差距並不大，但是在中國獲得的研究經費會比在美國高很多，而且國內的設備也很好，所以很多人願意從海外回國工作，這種選擇也是出於理性考慮的。
《財經》：美國科學麵臨這三大困境，未來發展前景似乎確實不樂觀。
謝宇：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得出“美國科學正在衰退”的結論。
美國科學沒有衰退
《財經》：從哪些方面可以看出美國科學仍然保持優勢？
謝宇：美國科學本身還是很好的，比如美國科學勞動力的規模在增長，美國公眾對科學的興趣和支持度依然很高，美國高中生選修的數學和科學課程更多且成績在提高，美國科學專業畢業生人數在持續增加，獲得科學學位的大多數畢業生都找到了相關工作……這些方面的數據否定了悲觀主義者的看法。
《財經》：不過，其他國家的科學在發展，包括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科學的發展迅速，你怎麼看這些國家對美國的科學地位的影響？
謝宇：這是一個好問題。科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全球化行業。近百年來，許多前沿的科學成果是美國最先發現的，但國際化的教育使得這些基礎知識變成了世界的共同產品。
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有機會接觸和學習美國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基礎科學領域。同時美國人也能夠從國外研究者的成果中持續受益。
來自國外的激烈競爭並不意味著美國科學的衰退，它可能僅僅說明了當今的美國科學在不斷地全球化。在一個其他國家都在努力趕超美國的時代，即使與自身的不同時期相比，美國科學也沒有衰退，當然，它也必然不會長期居於統治地位。不同國家的科學家聯繫越來越緊密，合作也越來越多。
在新的世界秩序下，美國科學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無可挑戰的地位無疑會面臨巨大困難，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科學就會因此而退步。
《財經》：不是美國的科學衰落了，而是整個國際環境變了，其他國家的科學在崛起。
謝宇：是的。相對來講，美國科學的領導地位不像以前那樣完全是起決定作用的。在過去90年裡，美國是世界科學的唯一中心，現在這個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從科學發展史看，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路線很清晰：最早的科學中心是意大利，然後轉移到英國，再從法國到德國，最後在20世紀20年代轉移到美國。
《財經》：依照科學中心不斷轉移的歷史發展模式，很容易得出“在不久的將來，世界科學中心將從美國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結論。
謝宇：得出這樣的結論為時尚早。和其他國家不同，美國成功改變了科學，使科學實現了完全的職業化。
只有在美國，科學才做到了真正和教學相結合、和實用相結合。在此之前的幾個科學中心都沒做到這一點。現在各國都仿照美國模式來發展科學，以國家力量來支持科學發展（比如通過資金投入和發展教育）。
隨著科學的普及，我認為，未來的世界科學可能不像以前那樣只有一箇中心，而是會形成一個多中心的生態局面。不同的國家以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科學的某些方面，從而對科學做出不同的貢獻。鑑於網絡交流的便捷性和低價航空的大範圍普及，與一流科學中心的地理距離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財經》：這種科學的世界性分工和經濟的分工很相像。
謝宇：這種生態雛形已經出現。例如，現在美國人有一些想法，但是不一定能夠做很多事情，他們把這些想法帶到中國來做，中國人出錢出力，在實際上把美國人的想法做進一步擴展。換句話說，中國有些科學研究就是跟風、驗證，是一種勞動密集度比較高的工作。
美國科學為什麼會繼續保持優勢
《財經》：在未來的多中心的科學生態中，美國科學還會保持優勢嗎？
謝宇：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美國科學的最大優勢不是錢，也不是人，而是美國社會的大環境，也就是文化。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制度，有三個特徵：普遍主義、重視創新、致力於增進公眾福利。美國文化與科學的三個特徵相契合。
普遍主義是美國一直堅守的原則，它是“人人機會平等”觀念的基石。與曾經有長久的貴族階級特權統治歷史的歐洲不同，美國推崇“個人主義”文化，非常重視個人的獨立思考，而非一味尊重權威。
不斷接受新移民就是美國個人主義的一個體現。一個美國人的成就大小或貢獻多少隻取決於他做了什麼，這就是普遍主義的原則，也是科學一直強調的文化規範。
《財經》：問題在於，普遍主義的原則雖然被推崇，但並沒有被完全踐行。不斷有人批評說，美國社會階層流動不再像以前那樣暢通。
謝宇：儘管沒有完全被遵守，但它在美國社會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它的存在會鼓勵美國人去追求科學。這種普遍的社會信念會影響那些面臨多種職業選擇的年輕人的觀念，進而影響他們最終的職業選擇。
再者，美國文化強調創新。歐洲文化也欣賞創新，美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普通民眾創造力的鼓勵。
用托克維爾的話說，美國人“掃除了擋道的特權，而為平等競爭敞開了大門”。科學因創新而發展，科學的繁榮反過來又會促進創新。美國曆史就是一部技術創新史。
除了普遍主義原則和強調創新的觀念，美國文化還認為，每個個體的成功都能改善整個社會，高水平的成就會增進社會福利。
因此美國社會少數取得輝煌成就的人能獲得大眾的賞識和認可，人們也對社會不平等有較高的容忍度。美國人對那一小部分擁有極高聲望和財富的群體很少表現出憤怒、不滿或嫉妒。
所以，普遍主義、重視創新、致力於增進公眾福利，這些科學所具備的特徵，也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從世界看，兩者的結合在美國是最好的，因此孕育了強大的科學創造力。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能夠保持世界科學中心的地位。
《財經》：文化是有持久力的，所以你對未來美國科學繼續保持優勢仍然有信心？
謝宇：美國文化是多元的、開放的、自由的、推崇個人創造力的，對科學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學發展的“軟實力”。換句話說，科學的軟實力就是一種支持個人創造、反權威的創造性工作。這種“軟實力”很難複製。
從長遠來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有利於科學發展的文化環境才是美國科學所擁有的最寶貴的財富。儘管美國科學麵臨一些困境，但是美國科學發展的軟實力沒有下降。
在競爭激烈卻又高度開放、人人能夠受益的社會環境中，美國科學會像過去一樣持續繁榮下去。如果某一天這樣的環境消失了，那才意味著美國科學的真正衰退。
要加強科學“軟實力”
《財經》：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科學的投入也越來越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科學研究的重要參與者。
謝宇：這是人們公認的事實。因為科學進步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所以世界各國都將科技投入作為一項國家戰略。
中國的研發經費增速驚人，高等教育也在普及，科技人員的規模迅速擴大。設備完善的科學實驗室越來越多，中美兩國科學家的收入差距在縮小。中國一流的研究機構和大學已經能提供總體上相當於美國較好的研究型大學的待遇和科研條件。此外，中國還積極爭取引進國外優秀人才，特別是海外華人科學家，尤其那些在美國的科學工作者。因此中國科學與美國的差距確實在縮小。
《財經》：很多人認為，中國科學趕超很明顯，將來是有可能超過美國的。有些人就預言，如果更多地砸錢，二三十年中國也可能出現諾貝爾獎井噴現象。
謝宇：這是可能的，得了諾貝爾獎並不能說明我們的科學趕上美國了。因為有些諾貝爾獎可能是機遇造成的，有些諾貝爾獎是通過實驗靠錢砸出來的。問題在於，來自中國的原創性的、前沿性的科學創新太少了。
科學的精髓在於創新。中國現在有錢、有人才，但缺乏創新的文化土壤。中國文化強調下級服從上級、晚輩聽從長輩、尊重權威。這樣的文化更傾向於做重複勞動或者是擴大規模性質的工作，你做十，我做一百、一千，這不是創新。
《財經》：經濟學家錢穎一說過，創新就是從零到一，中國則擅長複製，因為人口基數大。
謝宇：中國的技術性產品是很成功的，因為產品是標準化的、同質性的，是可以進行比較的。和技術性產品不同，科學的不可比性非常強。
一所大學有幾篇文章、幾個院士、多少個學生，都可以計算出來，但是科學成果不能夠用同樣的方法完全量化。一個好的想法可能比500個想法都要好，一篇有創見的文章可能比500篇文章都要好。科學家與科學家之間不是等價的。
《財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諺語“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其實是錯的，一千個普通科學家可能比不上一個有創新的科學家。
謝宇：科學家之間是不可比的。完全是創造性的、依靠個人想象力的原創性成果，是不能用數字來衡量的。
中國的問題是把科學家和科學研究成果以量化的方式來計量和評判。這就是在中國科學發展的困境。中國的管理模式對於產品的批量生產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測量、可以複製，第一個和第一千個、第一萬個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科學家不是這樣，科學產品也不是這樣。把商品生產的管理模式移植到科學產品的產出過程，把管理產業的模式放到管理科學家上，就大錯特錯了。
《財經》：因為中國文化不鼓勵創新，所以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也受到了質疑。
謝宇：到美國留學、就業的中國人也很有創造力，所以中國人不是沒有創造力，而是文化環境壓抑了創造力。
年輕人從讀書考試一路走來，一直在強調尊重權威，壓抑個人創造力，壓抑反權威的不同聲音。即使讀到了研究生，也是跟著導師做“跟班”。這種文化對科學發展是很不利的。
《財經》：也就是說，科學發展的“軟實力”是中國的一大短板？
謝宇：中國在科學發展的“軟實力”方面還有很大差距。這種“軟實力”不是金錢能夠買來的，也不是人多就可以堆積出來的。
中國如果不改變文化土壤和社會環境，原創性的基礎科學是很難有大突破的。未來中國科學要有大發展，要在多中心的科學生態中佔有優勢地位，就要從改善文化、改善體制入手。
中國太強調客觀指標了，喜歡GDP，喜歡SCI，因為這樣使考核和排名更加簡單和易於操作。但是，科學成就不是簡單的行政認可，而是要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認可。
假如有一天，最有名最活躍的科學家都認為，中國是世界的科學中心，是源源不斷的科學原創思想的誕生地，那麼中國科學就在多中心的科學生態中真正佔據了令人景仰的優勢地位。
作者為《財經》記者，原載2018年4月30日《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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