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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人在你的通訊錄裡，
冷不丁跟你說話你都要問一句“您哪位”，
你都沒有刪；
只有那個人，你知道他永遠會沉默，
可是就算不言不語都很礙眼，
你只能主動把他推出去。
太多不歡而散的情侶都會說“相忘於江湖”這種狠話，但一個人真的能忍住一輩子不提前任嗎，幾乎不可能。
“前任”這個話題某種意義上有社交潤滑劑的作用，兩個人一起罵過各自前任，就算是莫逆之交。有次聚會我們邊喝酒邊玩狼人殺，一個女生上頭了，發言時候顛三倒四的，眾人鬨笑，然後有個男生揶揄說，快，給前男友打個電話，酒立刻就醒了。
成年後指名道姓攻擊前任的其實不多，比較流行的價值觀是要感激前任，要跟前任做朋友才是“放得下想得開”。我被這個理論蠱惑過一陣子，後來發現它漏洞百出——
什麼叫做朋友，哪種朋友？親暱到一日三餐定時彙報的朋友，還是時不時能促膝談心散步吃飯的朋友？事實上真正那麼親密的朋友一個人一共也有不了幾個，如果跟前任真的能愉快地做到這些，那很難不讓人好奇為什麼分手。而如果要做那種——靜靜地躺在通訊錄裡只在你人生重大節點的朋友圈裡點贊出現的朋友，那就純屬擺設，只為了證明彼此大氣成熟，情商在線。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尊重前任的方式，就是把他刪了而不是留下來過渡成假惺惺的朋友。那麼多人在你的通訊錄裡，冷不丁跟你說話你都得問一句“您哪位”，你都沒有刪；只有那個人，你知道他永遠會沉默，可是就算不言不語都很礙眼，只能主動把他推出去。
國內電視劇缺乏都市感，這個跟拍攝場景或者主人公開什麼車住什麼房沒關係，而是，國產都市劇都太吵了，人跟人之間缺乏基本的分寸感，女生會替閨蜜揍小三，男生會為了朋友失戀陪著喝一整夜的酒，大家捫心自問，大學畢業後，或者至少工作兩三年後，誰會真的關心朋友的感情動態？看對方分手了發個紅包已經算過命交情，這不是冷漠，而是人真的沒必要全方位參與另一個人的生命。
（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
說一個薄情的忠告——
成年後不要跟朋友說過多戀愛的細節，也不要主動打聽朋友的戀愛細節，前者叫給自己留一手，將來跟朋友鬧翻了，也不要親手遞給對方說你是非的素材；後者叫做避嫌，知道越多的人那個人總是越容易被忌憚，人家結婚了不會邀請你做儐相，因為怕你發言時候不慎揭了老底，人家分手了更是會提防你，怕你不小心跟她的下一任說——哦這個餐廳她跟她前任從前常去，咦，你不知道麼？我是說錯話了麼？
比起在好友圈裡的小範圍討論更讓人覺得扎心的方式，是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喜歡把前任寫進小說裡。
元稹算是其中特別過分的一個。他寫的《會真記》是王實甫後來的《西廂記》的原型。《會真記》很短，元稹把自己化名為張生，在普救寺的時候跟表妹崔鶯鶯談了一段地下戀，然後張生進京趕考，跟很多古代文本里的書生那樣滯京不歸。“始亂終棄”這樣的詞或許太重了，就是一對原本也沒名沒分的小情侶失散的經過，崔鶯鶯給張生寄去長信和信物，而張生跟大多數直男一樣選擇冷暴力分手……
但元稹把它寫下來了。
不僅寫下來了，他還讓張生給朋友堂而皇之地解釋說：“大凡天之所命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是用忍情。”
這是古代很流行的禍水論了，他說我怕我的德行不足以戰勝這個“尤物”，所以忍痛割愛。我國直男是很喜歡用對漂亮女人殘忍的方式來證明自己“能成大事”的，所以西施要被沉塘，還有“姜子牙蒙面斬妲己”的故事——妲己太漂亮了，劊子手下不了手，姜太公把她的臉蒙上親自動手殺她。這事顯然是杜撰的，但能流傳這麼久，就在於它暗符了男權的邏輯，“無毒不丈夫”，但要怎麼自證足夠“心狠手辣”呢，只能對自己的家人和女人下手。
史記裡寫，項羽一度抓到過劉邦的父親，他威脅劉邦說，你要是不投降，我就把你的老父親煮了吃。劉邦的回答被後世尊為厚黑學典範，他說我們倆結拜過兄弟，我的父親也就是你的，你煮湯吃的時候不如分我一杯羹吧。連自己的父親都可以殺，女人自然更不在話下，安史之亂時張巡守睢陽城，糧草斷絕了，就只能殺女人充飢，張巡為了鼓舞士氣，帶頭殺了自己的小妾。
如果放在現在，張巡劉邦這樣的行為會被解讀為“狼性”。而我確實除了覺得“人是沒有人性的人，歷史是逼得人喪失人性的歷史”外，沒有任何被啟發的地方。
正因為有這樣的“正統觀念”作保，元稹才敢在張生說完他的荒謬理論後，又寫在座朋友的反應——“於時坐者皆為深嘆”。他們嘆什麼呢，我想，雖然隔了一千多年，但是跟現在的直男坐在酒吧裡，其中一個說完獵豔史，假裝惋惜實則炫耀地嘆一口氣說“真是對不起她”，其餘男生跟著心領神會地笑——跟這個場景相去不遠吧，他們的“深嘆”裡，沒有對崔鶯鶯的善意。
但即便元稹假託張生之口，既沾沾自喜地寫了自己的豔遇，又替自己解釋了“冷暴力分手的原因”，整一篇《會真記》裡最擲地有聲的，還是兩人分手後崔鶯鶯扔給張生的絕交信，那句話掙脫元稹的重重粉飾，迎面砸來——
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
大部分跟作家談戀愛的人都很吃虧，因為他們具有話語權，基本一段戀愛怎麼個形貌，他們單方面說了算。
所以能碰到張愛玲和胡蘭成這樣，兩個選手先後發言，一個寫《小團圓》這種自傳型小說回溯前半生，一個寫《今生今世》抒情地記錄生命中的女人們，幾乎就是八卦界的狂歡。關鍵是同一段感情在兩個人筆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胡蘭成是自得的，把玩的，是“張愛玲都那麼深刻地愛過我”，而張愛玲呢，用古井無波的口氣，講熱情是怎麼被燃燒殆盡的，王小波說張的作品是幽閉型小說，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這本最甚。
對文人來說悲傷有時候是可以把玩的，甚至可以拿來炫技，所以有了悼亡詩這麼一個專門的類別。錢鍾書在圍城裡寫過一個文士，叫汪處厚，太太死了之後續絃年輕夫人，他是這麼寫的：
何況汪處厚雖然做官，骨子裡只是個文人，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週年逝世紀念”和“三百年祭”，一樣的好題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為有女作家——這題目尤其好；旁人儘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這是註冊專利的題目。汪處厚在新喪裡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詩的時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婦新兒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時用不上，希望續絃生了孩子，再來一首“先室人忌辰泫然有作”的詩，把這兩句改頭換面嵌進去。這首詩到現在還沒有做。
但也有少見的沉默的，比如《紅樓夢》裡寶玉給晴雯寫《芙蓉女兒誄》，可是別忘了，黛玉死的時候，一字也無。寶玉對晴雯的死當然是難過的，但還是自上而下的“同情”，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哭晴雯，跟黛玉葬花，文人即景生情一樣，本質是一種自憐。但黛玉死的時候不一樣。悲傷到極致，只想把這個事情囫圇吞棗地嚥下去，不想去深究其中的美學意義。
有什麼好寫的呢，想說話的人都死了。
現在也一樣的。寫文章總有賣隱私之嫌，能寫出來的，都是邁過去了的事情。而那些邁不過去的，就留在心底做千山萬水的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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