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高度信息化的社會，極大地拓寬了新興技術的傳播深度和廣度。不同技術得以深度交叉和融合，從而激發出更多更好的新技術。而非科學群體的廣泛參與，也深刻影響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乃至存廢。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一方面高舉鼓勵科技創新的旗幟，另一方面卻對是否應該發展某些技術舉棋不定。科研工作者一方面抱怨公眾毫無科學根據的評論，另一方面卻沒有或無法更好地告知公眾科學的真相。新聞媒體一方面高呼求真求實的職業良知，另一方面卻不得不在枯燥晦澀的事實報道與吸引眼球的炒作宣傳之間權衡。而公眾，一方面享受著各種新興科技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卻極易不明就裡地被鼓動加入到反對某些現代科技的陣營。本文在梳理這一現象的本質原因後，以生物技術為例，試圖從科研管理者的角度，對政府、科技界、新聞媒體、公眾如何應對新興科技傳播與發展可能遇到的認知困境進行探討。
撰文 | 趙軍（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農業資源研究中心）、蔡真（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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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3D打印、機器人、遠程醫療等新興科技正改變著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見證者和受益者。個人電腦的普及、電子設備的風靡、生活用品的豐富、疾病的早期防控，這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變化，都源於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的不斷髮展以及一大批基於此的新興科學技術的不斷湧現。作為理科家族中最“年輕”的一名成員，生物技術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在我國立足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上以分子生物學為標誌的現代生物技術拉開序幕也不過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創造生命”的合成生物學
但是，這樣一個起點僅僅相差30年的新興學科及技術，卻在我國和歐美髮達國家有著截然不同的境遇。國際上，生物相關科學技術屢次被評為可能改變未來世界的尖端技術，並被納入國家戰略發展計劃。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一個科學問題，根據國際科學界的主流觀點，經過安全評估後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和傳統食品同樣安全。而在我國，轉基因技術被輿論近乎一邊倒地披上妖魔的外衣，化身為破壞種族繁衍的洪水猛獸，甚至被上升為毀家滅國的新型武器。相關科研從業者居然被扣上漢奸的高帽，背上斷子絕孫的罵名。而政府在爭論漩渦中不置可否，似乎也折射出一絲進退兩難。同樣，近年來在國外風生水起的合成生物學技術，在國內的發展之路同樣走得步履維艱。2010年一則“美國研究人員首次合成人造單細胞生物”的爆炸性新聞，使得合成生物學走入中國公眾視野，也在是否威脅國家安全、引發環境生態災難、挑戰自然生命法則等方面激起廣泛爭論。
►美國研究人員首次合成人造單細胞生物
掩卷沉思，生物技術這樣一個新興科技真的如此邪惡麼？
我們不妨先站在一個更寬泛的層面，討論科學技術是否有善惡之分。一般認為，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建立在自然規律上的方法，是一種客觀存在，並不具備主觀的“善心”或者“噁心”。而它最終產生的善惡之果，則完全源於使用者的善惡之心。比如說，核能可以供電產能，也可以用於戰爭；炸藥可以開山修路，也可以奪人性命。推而廣之，轉基因技術可增加糧食產量，也可能引發生態問題；合成生物學可促進藥品、化學品的廉價生產，也可以製造生物武器。新興科學技術往往是把雙刃劍，但最終指向正義還是邪惡，更多取決於握劍之人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
既然生物技術本無善惡之分，那究竟是誰給它披上了邪惡的外衣？
是這個高度移動互聯、信息社會化的時代，是民主化的進程，是從沉睡中醒來的你我。五千年悠久燦爛的歷史文明之路，賽先生的足跡不過百年。這百年中，前30年是追求自由平等的時代，賽先生還是一個進不了大堂的門客。中間30年是百廢待興的社會，賽先生得以登堂入室。最近30年的經濟發展，國富民強，才使賽先生真正成為座上客。可以說，我國僅僅用30年的時間就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數百年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差距，習慣了飛速的國民早已停不下腳步，迫不及待地尋找下一個釋放腎上腺素的觸點。互聯網革命改變了傳統思想意識形態的每個層面，包括對新興科技的參與度和認知度，世界變小、變的非常扁平，人們更加平等，互動更加頻繁。近年來，一系列雖不算主流卻影響深刻的負面信息導致社會各個層面普遍存在信任危機，公眾對政府、媒體甚至科學家都缺少信任。在此背景下，生物技術這個集大機遇與大風險於一身、各方面尚不完善的新興技術，迅速成為風眼，掀起一個個風暴。國民由於缺乏信任導致懷疑一切的思維模式，在激烈的反對和謾罵中釋放得淋漓盡致。同時，自媒體時代，信息的社會化大大加速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勢，導致了當下較為普遍的生物技術邪惡輿論現狀。
探根尋源，對於新興科技，我們該何去何從？
一、 政府：前瞻佈局，緊跟發展，靈活應變。
科技強弱關乎國家存亡，越是對國家安全有巨大影響的科學技術，越應該佔領它的制高點。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那個勒緊褲腰帶的年代舉全國之力攻克下核能技術，會有中國今日之崛起嗎？反推之，如果轉基因技術真是一個滅國陰謀，我們若不加大研究力度，何來破解之道？因此，政府在前瞻佈局“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國家重大專項的同時，需要加強科普宣傳，積極帶頭示範，引導輿論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對轉基因問題強調既要確保安全，也要資助自主創新，也就是說，既要嚴格按照國家制定的技術規範進行，又要大膽創新研究，佔領轉基因技術制高點。
對待有爭議的科學技術，鼓勵優勢發展並始終緊跟問題，一直是歐美政府的做法。這也成為歐美始終佔領科學技術前沿陣地的重要助力之一。以合成生物學為例，儘管歐美國內輿論對此學科的質疑從未間斷，但政府層面始終大力支持與之相關的經費投入、中心建立、人員招募等，這也是該新興技術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內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歐美政府始終聽取各種質疑批評之聲，適時制定規範。比如，在所謂的“合成人造單細胞生物”工作發表後僅7天，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就專門舉辦合成生物學的聽證會，邀請多名專家、政策制定者等人士共同商討，最後得出結論：目前的合成生物技術尚不會引起安全、環境及倫理方面的擔憂，但需要關注其發展，並提出通過構建良好的監管環境來實現合成生物學在開發清潔燃料、新疫苗及廉價藥品等領域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關乎國計民生的非常事件面前，歐美政府對待新興科技的非常之舉也值得我們借鑑。比如，面對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美國政府一改新藥研發中長達數十年的臨床試驗流程。當新藥Zmapp僅在兩名美國患者的臨床試驗中取得樂觀治療效果的情況下，即日起便宣佈將在2015年發佈新型埃博拉病毒疫苗。非常可喜的是，我國政府已從應對轉基因技術的失敗中汲取經驗，在應對新興科技的做法上開始注重借鑑國際經驗。比如，針對合成生物學，僅僅在美國“合成人造單細胞生物”工作發表後1個月零5天，中國科協即組織了為期三天的學術沙龍，邀請國家行政管理機構、生物技術、生命倫理、新聞媒體等近40名專家學者共同討論中國的合成生物學之路。在廣泛討論合成生物學的意義及倫理安全之後，與會代表普遍形成共識：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同樣應該大力發展合成生物學，同時呼籲政府加強規範管理和合理引導，趨利避害。同樣，對於埃博拉病毒，中國在今年西非疫情爆發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即批准由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發的埃博拉疫苗進入臨床階段，成為繼美國和加拿大之後第三個進入臨床試驗的埃博拉疫苗。
►中國科協第40期新觀點新學說學術沙龍代表合影
二、科技界：迴歸科學，規範制約，勇於科普
新興生物技術面臨輿論責難，“讓科學回歸科學”也許是科技界的最優解決方案。首先，應該回歸的是遵循自然的科學之心和忠於事實的科學之道。在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沒有人能容忍被寄予厚望的科學家也束手無策；在一個所有人都急於要結果的時代，沒有人願意聽取科學家冗長乏味的求解過程；在一個需要不斷視聽刺激來彰顯存在感的時代，沒有人會記住一個樸實無華的科學家。於是，某些研究的意義被過分拔高放大，結論被肆意誇大推廣，甚至研究結果被篡改偽造。
雖然有些並非科研工作者的本意，但默許和縱容無疑也起到了推潑助瀾的效果。科研工作者必須謹記，科學技術是建立在自然規律之上的，追求“吸引眼球”式的研究和宣傳極有可能給科技界整體帶來負面影響。同時，科學技術作為一門可重複的實證科學，編造或誇大數據雖然可能獲得一些短視的利益，但在信息高度透明的現代科研環境下，此舉無疑飲鴆止渴，同時也將極大損害整個科學家群體的公信力。科技界需要進一步倡導勇於質疑的科學精神和允許挑戰學術權威的科學文化，惟有如此，新興科技的傳播和發展才能在百家爭鳴中不斷向前發展。因此，不浮誇、不急躁、遵循自然、忠於事實、一步一個腳印的前行，才是推動科技發展的最快通道。
其次，應該制定科技道德及倫理規範並強制科研工作者遵守。科研工作者普遍被認為是一個高度自律的團體。儘管沒有成文的規定，但世界各國的科研工作者普遍遵循著“以謀求公眾的健康、安全、幸福為宗旨”的社會責任。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髮展，科研隊伍的不斷擴大，非常有必要制定一套適合於我國國情的、詳細的、可操作的管理規範，通過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簽署協議，強制相關科研工作人員遵守，如違反則需承擔法律責任。比如，針對廣為擔憂的生物安全問題，對於從事微生物合成生物學的科研工作者，可以規定只能對生物安全級別為I級（最安全）的微生物進行基因改造；只能在實驗室或者工廠等限定範圍內使用人工改造的微生物；需對人工改造的微生物做完全滅活處理才能排放到下水道等等，以期將可能引發的危險降到最低。再比如，對於涉及倫理的基因克隆、基因篩選、合成生物學等技術，應嚴格禁止用於人類克隆、新生兒優選、合成特種人等用途。
再次，應該有效發揮科學共同體的作用，在新興科技的問題上主動、理性、公正且客觀地發聲，重塑科學家的整體公信力。事實上，從網絡剛剛出現“反轉”之聲，到掀起全民反轉高潮的“崔（永元）方（舟子）之爭”的五年中，科研工作者據理力爭的聲音總是顯得很小，而個別不明就裡的明星或媒體人士的聲音則被放大，最終讓“挺轉”失去了輿論的主陣地。
在現實中，科學家往往因為工作繁忙、被要求保密、擔心被媒體曲解等因素，在輿論漩渦中常常選擇沉默。為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充分發揮科學共同體的作用。例如，可以由多名具有較高公信力的不同領域科學家組成一個委員會，不定期地組織聯席會議，並根據需要邀請相關領域的法律工作者、社會學研究者、有影響力的社會公知等，這樣既能對有爭議的新興科技充分討論，又可以準確反映各界訴求，最終可以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獲得爭議背後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識，並以整個科學共同體的名義公佈於眾。
這樣一個科學共同體，給新興科技的傳播和發展增加了一個過濾器，同時也在個體科學家和公眾之間加入了一個緩衝區，無疑會起到加強正確引導、防止激烈衝突的作用。同時，中國科學院學部、中國工程院等科學共同體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為新興科技及時設立諮詢項目，項目報告一方面應及時傳遞到政府決策部門，充分發揮政府決策參考的科技智庫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對社會公眾發佈，利用其權威性起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崔方之爭”
最後，科學家應該主動履行科學普及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好比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可或缺、不可偏廢。這明確了科研工作者是科學普及責無旁貸的主體。據調查，2010年中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是3.27%，僅僅相當於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1]。國民平均較低的科學素養，加上在國內由於社會信任的普遍缺失，新興科技極易既成為謠言傳播的溫床，也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於是，才會出現最大的“反轉”群體是那些連基因為何物都不知的市井婦孺這樣荒唐的情景。其一，對於社會廣泛關注和公眾普遍關心的新興科技問題，科學家應該以理性的態度和充分的科學證據來消除疑問和解答問題，有時甚至需要讓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加透明，以便社會公眾瞭解並監督[2]。其二，科普作為一項耗時長、見效慢、難度大的工作，也需要合理的方式方法來推進。比如，面對“越是堅持科學性不能含糊，普及效果就越差”的科普悖論，對於習慣寫作學術論文要求科學性不能有絲毫走樣的科學家而言，應根據受眾的需要，在保留“科學基因”的基礎上適當犧牲一些科學性來創作科普作品，以使新興科技得到更有效的傳播。再如，可以運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開展科普，方便快捷，容易傳播[3]。第三，科普還應該兼顧受眾的民族習慣、風土人情等來順勢而為。作為中國政府派出的第一批支援塞拉利昂醫療隊負責人之一的高福院士曾感嘆，塞拉利昂之所以成為西非埃博拉病例數最多的國家，除了公共衛生條件差以外，也跟當地的風俗也有緊密聯繫。按照當地喪葬習俗，親友要對屍體進行清洗、撫摸和親吻，極大增加了埃博拉病毒的直接傳播機會。第四，要倡導學術大牛或權威放下身段積極投身科普，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科學大家的影響力和權威性非一般科研人員所能企及，因為科學大家一般是所在領域的學術權威，都成就斐然，許多青年後學甚至少年兒童都將其作為學習的榜樣，科學大家對新興科技進行科普在社會公眾中會有更大的影響力[4]。不妨試想一下，假如社會公眾知道研究轉基因的學術大牛自己吃轉基因食品，相信對轉基因生物技術的認識會客觀許多。
三、新聞媒體：求真求實，立場公正，正確引導。
新聞媒體在科技傳播與普及、輿論引導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何將艱深晦澀的科學語言解碼成普通民眾能夠理解的語言，還須依賴科研工作者和媒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長期磨合。首先，有必要培養出一批具有較高科學素養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媒體既可以招聘一批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記者，也可以對現有人員加強科學知識培訓。這樣既能理解高大上的科學研究，又能接地氣的把這些知識轉述給普通大眾，實現新興科學技術的客觀傳播。
其次，新聞媒體應恪守真實公證的職業操守，避免為了吸引眼球而拔高科學意義，或者過度解讀。事實上，近幾年關於合成生物學倫理的大量激進言論，都源於新聞媒體的不實報道。比如，支原體基因組的人工合成與自主複製這一研究成果被很多媒體解讀為“人造單細胞生物”，甚至是“人造生命”。但在筆者接觸的多名相關領域科研工作者的眼中，這一成果完全不是公眾理解的人造生命。比如，該工作並沒有設計出新基因組，而是按照一個天然微生物基因組序列，採用化學方法進行了合成而已。
另外，該工作並沒有創造新生命，而是將化學合成的基因組導入另一天然的微生物內，證明了這一化學合成的基因組可以自我複製並實現生命延續。可以設想，如果對這項工作的報道採用“人工合成的基因組可在生物體內自我複製從而實現生命延續”，而非“人造生命誕生”，或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不明真相的恐慌。再如，權威媒體如央視等應避免使用“非轉基因食品”或“非轉基因更安全”等容易引起誤導的用語，報道轉基因生物技術發展情況應該客觀準確地把美國、歐洲等地的實際情況說清楚，科學內容相關部分應請科學家把關，避免因報道不實而誤導公眾。
►禁止把“非轉基因”作為賣點炒作
最後，面對巨大爭議，新聞媒體不應該選邊站，不妨釐清正反雙方觀點，將最終選擇權交給公眾。值得借鑑的是，針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美國的“智能平方”（Intelligence squared）辯論組織於2014年12月3日在紐約舉辦了一場真正平等和理性的辯論。兩名正方選手分別為全球最大轉基因公司的首席技術官兼世界糧食獎獲得者，以及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員兼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而兩名反方選手則是長期致力於評價科學對農業影響的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以及可持續農業等方面的科學政策諮詢委員兼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
經過每人七分鐘的陳述、自由辯論和觀眾答疑、以及每人兩分鐘的總結陳詞，贊同轉基因的觀眾從辯論前的32%提高到辯論後的60%，未決定的人數從辯論前的38%降低為辯論後的9%，反對人數則幾乎不變，從30%到31%。這樣一場被評為不吵不鬧、不撒潑不噴狗血的辯論，也為新聞媒體開啟了一種理性對待爭議、正確引導輿論的新模式。對於國內猶如鬧劇的轉基因爭論，媒體可以搭建交流平臺，幫助各方建立一定共識，以迴避各方以低層次糾纏的方式吵架，避免拿一些已被證明虛假的流言作為論據，這對爭議的解決會起到實質性推動作用。
四、公眾：客觀認識，理性表達，重拾信心。
公眾越來越多地參與重大國計民生問題的建議和討論，本是極好的事。比如在PM2.5的監測和防治方面，公眾就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但綜觀網絡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各種科學謠言，一個又一個江湖騙子被民眾擁上“大師”的神壇，不得不承認，目前我國大部分公眾尚無力甄別“偽科學”。雖然科學素養的提高並非依靠一己之力，也不能一蹴而就，但作為一個理性的公眾，至少可以做到在不能辨謠的情況下，不造謠、不傳謠。
另外，公眾同樣應該看到，科學技術雖然帶來了諸多問題，但客觀來說，對人類絕對是利大於弊。因為可能的風險而抹殺某一科學技術無異於因噎廢食。相反，人們應該堅信，只有科學技術不斷向前發展，才能解決現有問題。比如，汽車在便捷我們出行的同時也會因車禍奪走無數無辜生命，那麼作為公眾的你，是寧願禁止汽車使用，還是願意讓科學家設計出智能汽車，將車禍的發生降到最低？再如，塑料製品在便利我們生活的同時也帶來環境汙染，那麼作為公眾的你，是寧願銷燬所有塑料，還是願意讓科學家研發出可降解塑料？
最後，公眾應該重拾信心，相信無論是政府，還是科研工作者，宏觀上、主體上始終是以保障公眾利益為前提及宗旨的。對於自身並不熟悉的新興技術，表達訴求絕非簡單粗暴地封殺，甚至是謾罵。呼籲立法，參與監管，積極建議，才是合理的訴求表達方式。
參考文獻：
[1] 王洪清. 關於2010年中國科學素養調查結果的思考[J]. 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 2011. (21): 139－141.
[2] 趙軍等. 促進科研項目科普化的對策及相關思考[J]. 科普研究. 2014. (4): 23－28.
[3] 趙軍等. 新媒體在科普中的應用及相關問題研究[J]. 科普研究. 2012. (6): 46－51.
[4] 趙軍. 關於更好發揮科學大家在科普工作中重要作用的思考[J]. 科學文化評論. 2014. (4): 91－97.
本文原刊《科學文化評論》2015年第12卷第2期，《科學春秋》獲授權刊發，圖片為編者所加，主要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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