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夫妻共同債務問題面臨諸多質疑與困惑？債權人和未舉債配偶的權益究竟如何權衡？如何終結極端案例再現？現代締結婚姻的意義為何？記者帶著這些疑問，找到多年研究婚姻家事領域的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陳漢副教授。
極端案例的質問：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
陳漢每年在授課時，都會碰到一些從外地進京求助的人，一位婦女的遭遇讓他印象深刻。“300多萬的債務對於一個在三四線城市生活工作的女性來說，無異於滅頂之災，崩潰是婦女的真實寫照。”女人的老公欠下鉅債跑路，根本無從找尋。一個女人帶著幼子，餬口已是難事，即便省吃儉用月有結餘，縱然窮盡一生也填不滿鉅債的窟窿。
陳漢認為：“根據法理分析，中國夫妻在法律上是夫妻一體制，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單從邏輯上來看是不存在問題的，出問題的地方在於貫徹實施上。”
為什麼造成現在的窘境，陳漢認為出自兩個原因：在法官審理過程中，很少有法官發揮主觀能動性。他看過不少上訪人員交給他的案卷材料，很少有法院去主動從實質性角度審查借貸行為的真實性，而只是進行了行使審查。“可惜矛盾在於，在中國只有法官才能查到錢款的去向。現下對個人信息的保護越來越嚴格，就連夫妻間都無法查到對方銀行卡的流水。即便訴訟中委託了律師，想要查清借款的去向，都無能為力。”為什麼很少有法官去主動查明這一問題？陳漢告訴記者，法官辦案量激增是主因。“一個法官一年可能要開幾百個庭，一次出庭時間壓縮到兩個小時，哪裡有精力去一一查明。”這就聯繫到陳漢即將提到的下一問題——配偶有沒有知情權？
一些人可能知道，現實中拿著身份證和結婚證去查配偶的銀行賬戶資金往來，銀行不會予以配合。但是陳漢認為配偶是享有查詢權利的，只不過在現實中很少有支持，當債務降臨時未舉債配偶更無從查找借款的去向。
為什麼國外沒有爆發未舉債配偶被負債的極端案例？陳漢就這一問題跟國外進行婚姻法研究的同行們做過數次討論，得出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在國外，大部分國家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般，施行推定的夫妻共同財產制。第二，很多國家都有財產申報制度，每個人賬面有多少錢、資金的往來，每年都會向國家申報一次。第三，國外的反洗錢監管更加嚴格，稅務局會對每筆大額款項的往來性質作記錄。好比說給朋友匯款兩百萬元，稅務局會主動找上門確定這筆款項的定性。
外國人很難想象，在中國朋友之間過賬，甚至公司之間過賬都是稀鬆平常的。這就導致在中國，一個商人若打隱匿財產的主意，或者跟第三人勾結，虛擬債務侵犯配偶權利，成本是很低的。在學校教婚姻法的過程中，陳漢經常用打趣的方式警示他的學生：“在中國，嫁給一個商人是有風險的。感情好時物質生活有保障，一旦要離婚，越是經濟活躍的商人越可能會傷人。他們想虛構債務，或者找個商業夥伴倒騰資金，具有極大的便利性，而監管也無從下手去監督與限制。”
說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負債幾百萬上千萬可能沒人信，但對於一個經營每年流水千萬上億企業的企業家來說，轉移掉一兩千萬元資金並不算難事。個人賬上資金多出來一千萬元，在中國是基本沒有人管你的，但在國外情況就不同，立刻就會有稅務局和反洗錢機構找上門。
學者的專業點撥：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陳漢認為，中國沒有財產申報制度，也不賦予配偶知情權，致使關鍵時刻未舉債配偶束手無措。一筆借款的流向總會有痕跡，即使是做生意賠掉，也會留痕。但現實的畫面是，排除舉債人同債權人惡意勾兌造假的情形，舉債人以做生意賠光的理由拒不提供資金的走向。總有人得為這一結果買單，或者是債權人受損，或者是未舉債配偶遭殃。陳漢認為：“只有把這筆資金找到，才能真正化解矛盾爭議。”
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年時間裡，我國大部分法院採取簡化主義，“偷懶”簡單機械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這種簡化主義主要還是由於法院案多人少導致。陳漢的學生做法官後曾經跟他抱怨：“要審那麼多案子，哪有精力去一一查明，開庭前有仔細閱讀案卷的時間就不錯了！”
陳漢告訴記者：“二十四條實際上是背了黑鍋，法律執行中確實要考慮我們特有的審判制度，但也不能把所有的板子打到法院身上，跟我們國家沒有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密切相關。”因此，在陳漢看來，2018年新出臺的《關於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夫妻債務糾紛解釋》）無法很好解決這一問題，並且徒增交易成本，至於矛盾糾紛的關鍵——錢的去向問題仍沒有解決。
基於《夫妻債務糾紛解釋》第三條，陳漢給記者做了個假設：一個企業家跟妻子說自己的企業虧損嚴重，想要找銀行或者民間借貸，但是對方可能需要夫妻二人共籤債務。即便妻子極不情願，企業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家裡的房子、車、日常花銷都是出自公司盈利。面對這種抉擇，一般情況下妻子還是會選擇簽字，這樣的假設在日常生活中其實並不鮮見。對於妻子來說，即使一天兩人離婚自己也要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另一方面，妻子當然絕不能以這個理由要求看企業的賬務，也瞭解不到企業的經營情況，某種程度上說，知情權被架空。
如何解決呢？陳漢笑稱：“按照學理老師的‘天真’想法，一是可以改變我們的財產製度，變為夫妻分別財產制。有人可能會說，這樣不利於保護一方利益，但這完全可以通過設定高額的撫養費手段彌補。通過債權而不是共有制度，明確夫妻之間有維持共同生活的義務，以此強化夫妻之間的婚內撫養義務和離婚後的贍養義務。二是可以完善我國財產登記制度，早在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就有發文，透露出我國正在建立財產信息登記制度的信號。我相信這條路可以走得通，如果將來反洗錢監管更嚴格後，配偶通過轉賬等方式惡意轉移財產將會更困難。”
泱泱大國：標準之路路在何處？
《夫妻債務糾紛解釋》的亮點之一是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為標準，判斷負債是否構成夫妻共同債務，這一“簡單粗暴”的做法讓很多人一下不知如何理解。經濟水平越來越好，溫飽問題恐怕對於大多數人已不成問題。在個人經濟水平承受範圍內，每個人因愛好不同，都會在某一事物或者某一領域投入時間和金錢。有的人可以一日不食肉，但不能一日無酒；有的人在吃穿上節省，但是酷愛為愛好買單⋯⋯究竟“家庭日常生活需求”的明確標準在哪裡？
2018年5月23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妥善審理涉夫妻債務糾紛案件的通知》，《通知》將20萬元作為家庭日常開支與額外開支的分水嶺。20萬元是個什麼概念呢？它可能是浙江省公務員一年的收入，或是一個家庭一年的開支。這個標準在其他地區可能是實施不下去的，具有地域性。
2018年6月21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針對《夫妻債務糾紛解釋》在省內貫徹實施發表山東高院民一庭觀點綜述。在綜述中，明確要求山東省各級人民法院審理夫妻債務認定問題時要注意內外關係。山東高院民一庭的觀點認為：“夫妻債務案件主要分為離婚訴訟中的夫妻債務認定和債權人起訴夫妻雙方或一方夫妻債務認定的糾紛，對於兩種類型的糾紛，應堅持內外有別和內外結合的原則。”
民法總則出臺後，陳漢欣喜地發現一個好現象——總則承認習慣作為法律淵源。在之前地方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一個規定似乎沒有依據、立不住。現在法院可以冠以總結習慣為名，根據各個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人文差異分析適用更為細緻的規定。陳漢認為這一點上最高人民法院沒有硬性規定做的很對，“最高人民法院要站在全國角度統領全局，簡化是對的。至於細緻的規定可以像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具體地區具體分析”。
來自內心的叩問：何為婚姻？
對於債權人來說，能否取得夫妻雙方的簽字決定了日後實現追償的幾率大小。但是對於債權人來說，要識別債務人的婚姻狀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一問題上，銀行擁有更高的籌碼，可以通過徵信系統輕鬆識別貸款人的婚姻狀況。但對於沒有這般利器的普通債權人，他們又該如何去判斷呢？
陳漢在歐洲生活了近五年，他知道一個歐洲的已婚人士如果不戴婚戒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回國後，陳漢很少看到國內的已婚人士佩戴婚戒，尤其是男性，從外觀根本無從判斷婚配與否。“現在的社會又是一個大社會，如果對方不願讓你知道自己的婚姻狀況，是很容易隱瞞的。”中國的民政、公安（戶籍）、法院系統相互分開，在民政局領取結婚證後，如果不去派出所更改戶籍信息，戶口簿上顯示的信息依舊是未婚，想造假太容易。即便遇到一個謹慎的債權人，要求債務人開具“單身證明”，民政局所開具的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單身證明，僅僅是在本機關中無婚姻記錄的證明，導致這種證明也是不可靠的。
陳漢從1998年學法至今已過20載，他經常跟學生說，隨著年齡增大，自己對法律的期待越來越小，但這不是一件壞事。他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意識到一個法律規定永遠不可能滿足每一個個案當事人的期待，會出現被一部分當事人濫用、讓一部分當事人受害的事件，這是成文法國家必然要接受的立法痛點。立法不可能完美，規則出來後的確需要打補丁，這不是說立法有問題，只是立法之初沒有預設到將來特定的情境。
陳漢見過太多的案例，未舉債配偶因為一場失敗的婚姻葬送了一生。他常說，不要讓人在婚姻中太容易受傷，惡性法條的存在，除了增加交易成本，受損的還有我國的結婚率。“結婚率的降低對國家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家才是最體現責任心的地方，然而現代社會結婚動力無形中被縮減打壓。”
陳漢曾經專門發表過文章從社會學角度討論這一問題。“首先，情侶同居已經不被社會打上異樣的標籤，兩個人哪怕不結婚生活在一起，不像過往被人們認為是傷風敗俗的表現。其次，現代社會男女之間的家庭需求不斷弱化，男耕女織的角色分配不復存在，女性有自己的工作足以養活自己，家庭內部的洗衣做飯也均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獲得實現。”
中國人到底有沒有婚姻信仰？現實的婚姻面對這一叩問時不堪一擊。現代社會不在少數的人都覺得婚姻與獲益畫等號，結個婚要得點什麼，離個婚要撈點什麼，讓陳漢覺得悲哀和感慨。面對“需求不再，風險仍存”，依舊選擇攜手同行的人們，大抵出自真愛。戀愛雖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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