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贾康先生2013年3月20日在财科所科研基地座谈会的讲话录音整理）
今天我们财政基地的同志们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下十八大之后，财政系统面临的服务于全局、服务于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从现在一直往前考虑到在2050年前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通盘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财政怎么样适应形势、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体现出我们应有的职能作用和我们财政系统同志们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个财政科研工作者，我汇报一下自己的心得。
从十八大和历史担当说起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了30多年之后，十八大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今后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事件。它解决的是中国最高决策层怎么样把人事安排平稳地处理到位，应对新的战略机遇期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挑战而奔向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应当全盘部署、优化顶层设计，进一步鼓励基层进行先行先试的创新、全局互动，追求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设立的三步走战略能够如愿地向前推进，直至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再往后，大家会看到的一件能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生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刚刚结束的“两会”。在党的人事安排明朗化、到位之后，新一届政府的所有领导者和各个部门的具体组成人员也有所调整。我们财政部门的人事安排在两会之后也将到位。应该说当下正好是我们期待中的要展开新一轮改革发展、通盘推进中掀起新一轮创新高潮的历史节点。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最后，有历来成为两会高潮的环节——答记者问，这也可以被看做换届之后新总理的就职演说。今年答记者问的特殊意义首先就在于是新总理。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问答过程中间，我们可以领会到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再联系到财政系统，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财政系统领导层在最高决策当局的慎重考虑之后，也实现了新老部长的交接——对于全局来说，这是会产生中长期影响的人事安排。
17号上午李克强总理的答记者问，大家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直播。在那天的傍晚，5点半左右，部里业务司局的副司级以上干部、事业单位的第一责任人，被一起召集到财政部老楼的多功能厅会场，中组部王副部长正式宣布由楼继伟同志出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部长另有任用。另外，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王军同志要调离财政部另有任用（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这样的人事安排之后，我们能感受到从中央到财政部党组面对全局通盘的战略考虑和工作部署，要求我们一定要适应十八大之后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意向。要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更好地通盘协调在一起，体现和落实顶层设计的高水平。
所以，对我们财政科研机构、财政科研基地的同志们，实际生活已提出怎么样认清大势，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做好具体的工作，实施无可回避的创新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可以观察到在十八大之后，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决策当局的一种下接地气、上连战略的积极姿态。如果从十八大召开以后影响深刻的事情说起，可能排列出来一系列具体场景，但我们只要从最开始习总书记就职演说的很短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在自己的战略思维基点上，首先是接地气，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没有用政治术语，让老百姓清晰地感受到新的决策层这样一种朴素、简洁和公众基本的人性表现直接沟通的特点。老百姓天天过日子，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动力，而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把中国共产党从原来的革命党到现在的执政党，到现在面临新时期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实现民族复兴这条主线，非常自然地连接在一起了。说出来的是大白话，但非常合乎老百姓心愿。他后来进一步表述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很好的教育，希望自己能住称心的房子，能享受满意的医疗。这种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理论上我们所说的与所有人的活动都有关的物质利益原则，人们向往过好日子。
我们的经济社会，从生产层面展开来说，最终都是为了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就是一套常识层面的ABC的问题。但实话实说，我们过去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常识问题上曾经跌了大跟头。所以前几年，俞正声同志讲到执政党使命时，他重复了过去毛主席的一段话：共产党就是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条线索是非常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常符合常识的。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从基本原点衍生出来的基本逻辑。
但是光讲这样接地气的一面，我觉得，对于我们科研基地的同志们来说，领会得还不够。在下接地气之后，一定要上连战略。政治领袖，首先以这样清新的话语说到老百姓的基本向往，说到物质利益原则是动力来源，说到大家自己的利益，然后怎样面对现实、攻坚克难，这个逻辑的展开就是要上连战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解读。
习总书记第一次离京去的是哪里？作为一名红色后代，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是带有强烈信号意义上的“重走南巡路”。离京第一站去的就是深圳。在不封路、不做“几级警戒”的情况下，到深圳邓小平塑像前献花，这就给出了非常强烈而清楚的信号：中国要实现“中国梦”，要上连战略，关键就是改革，攻坚克难。社会上评价这种姿态说，这是政治家的选择。作为红二代，没有人怀疑他对中国红色传统方面的连接上有弱势，没有人怀疑他革命传统上的坚定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而且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在过去党内，一向有为人忠厚、从来不搞极左的美誉。这个时候突出的，就是改革方面这种导向信号。
到深圳之后，总书记讲到实现“中国梦”改革是关键一招，这是“一锤定音”的性质，也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财政为全局作贡献的最实质性的内容。这关键的一招怎样打开，怎么落到务实的层面，把我们不可回避的事情做得像样，李克强同志又很快给出强烈的信号。在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会议上，说了很长一段话，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改革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红利。”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挑战，如果摆出来的话有很多负面的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下台阶，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本在上升，我们的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原来的很多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受资源环境制约，经济发展瓶颈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城镇中心区闹出了雾霾事件，中国一大批城镇地区受到污染的严重威胁；等等。
在2012年连续有三个大项目酿成了群体性事件。前些年人民群众会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现在政府仍然热衷的建设项目，政府领导以为可以非常隆重地、喜庆地举办典礼，但现今群众却极不认同了。从什邡到启东，再到宁波镇海，从西部，看到我们经济发展最强劲的东部浙江、长三角，都出现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抗场景。面对这样一系列矛盾凸显的问题，克强同志强调，克服这些负面的影响而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继续往上走的最大的红利是什么？就是制度创新的改革。这些制度红利的实际形成，需要具体化到怎么实施改革方面的强调顶层规划、先行先试、上下互动，需要运用决心、勇气和智慧，并寻找“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攻坚克难。
另外，克强同志在最后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就是：“不改，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种政治家的担当，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于是我想到的是蒋经国的一件事：他在有可能于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赠给他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也就是从一个政治家历史感的角度，希望蒋经国能够在历史给他这个舞台之后，体现出有这种历史担当，做出经得住以后千秋万代考验的、正面的业绩。蒋经国在苏联有过全套的共产党训练，经受过生死考验，也是经过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之后总算活了下来，从苏联回国以后，到国民党阵营里，也是按照过去那种管特务系统、管机要、管人事的专制路线发展，一直到蒋介石对他多年培养之后，最后实际接掌大权。但是他的突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在自知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以极大的决心、勇气和政治家的智慧，在台湾开党禁、开报禁，取消戒严。在华人世界里，实际上开始了一种在以后会有极高评价的“军政、训政而走向宪政”的社会实验。当然，在他身后的台湾当局，还是乱象纷呈。但是现在从整体来看，经过台湾几轮带有闹剧色彩的大选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台湾所谓的公民社会、民主法治，是有可能越来越成熟。蒋经国在华人社会里完全打开了一个新的模式。我觉得以后历史对蒋经国的评价还会越来越高。他是很有智慧与魄力的，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而台湾却在实施十大建设，把台湾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支撑以及产业推展方面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好，然后再考虑和大陆的交往，考虑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全套改革。在最后一年内的时间，做出如此大手笔的事情，我觉得他很好地体现了于右任先生给他的对联里期望的政治家应有的担当。要有功于人民，就要“计利应计天下利”，“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
如果共产党人不愿直接讲“求名”的话，那么可以修改一个字：“谋功当谋万世功”，就是要对应我们现在所说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千秋万代的追求。政治家的这种历史担当从克强同志那里表现出来，一直延续到这次被称为就职演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的一段话：我们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触及灵魂”是文革十年浩劫曾经的流行语，有过那个阶段经历的人，都能听出这句话中的“黑色幽默”式的份量。克强同志自然而然地说出这样带有历史演变意味的话，在触动利益“啃硬骨头”的事情上，表现了政治领袖的高度。他后面紧接着说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需要勇气、智慧和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使我们的改革迈出坚定的步伐。我体会，这是下接地气、上连政策与战略的政治领袖考虑全局的生动体现。要从人民当中汲取智慧、勇气和韧性，推进我们改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人民的组成部分，我们孜孜以求的许多改革、创新、发展，就是处于克强同志所说的这样一种别无选择过程中间，我们如何积极主动地对时代、对历史做出回应，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在这方面也已有较丰富的经验。
加快财税改革
前两天在经济参考报上看到焦作市在公共财政改革方面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申相臣局长总结性的一篇大文章。直接对应的其实是习总书记考虑的问题：要走向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我们内容深刻的制度变革贯穿的原则是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财政要为全局服务。怎样约束公共权力，让这些公共权力入笼，焦作财政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自己在探索中有所作为的体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其他各个基地的同志们，多年来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探索。今天我想把以上这种大视角落实到三个大的方面，从我们怎么样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服务科学发展观来谈谈十八大精神的领会，谈谈我认为可以从三大视角展开的无可回避的改革任务。
十八大报告里关于财税改革有个非同一般的提法，叫做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明确地说要“加快”，显然决策层对财税改革的时不我待，有非常明确的判断。所以，要求我们不是一般讲深化改革，必须要走在前面加快改革，这是财政要为全局改革发挥突破口作用的一种历史定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除了自下而上实行和肯定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像深圳这样的局部实验“撞击反射”式突破之外，宏观层面，在整个国民经济不能够停车检修，只能以指令性计划继续维持社会再生产运行的情况下，需从分配方面打开突破口，于是首先实行的就是财政分灶吃饭，向下放权。在80年代初期，正是这个改革，在宏观层面打开了整个改革渐进过程的突破口。内部我听财政部的老同志讲，小平同志当时用的话语，跟下决心办深圳特区是一样的，叫做“杀出一条血路”。但谁也没有可能做出一个详细的施工图，设计出非常详尽的改革方案。宏观层面上从财政向下分权，是从实施分灶吃饭开始，松动我们体制内财力分配方面的集中控制。然后在进一步改革中打开计划、物资、人事、投资、金融等改革的空间。财政改革对于全局的贡献，后来进一步推进到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由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上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在1994年1月1日启动了分税制配套改革，其他同志，包括一些与小平同志有某些不尽相同意见的老同志，在这一改革方面也持坚决支持的态度。94年改革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确立以后，为形成间接调控体系构建宏观框架。财政分税分级的体制，实质是以预算、税收、国债、政策等政策工具，体现政府活动的范围、意图、重点、方向，加上金融改革和其他改革，形成一个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的间接调控体系。这个历史任务是财政对全局作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现在十八大所说的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又是完全合乎这个财政服务全局的大逻辑的。财政作为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势必要为完成全局的历史任务具体化到一个具体的财政改革方案上。
按照十八大精神，在党和政府的人事安排到位之后，很可能马上会有新的一轮关于财政改革和配套改革的全局性的部署。这方面，十八大的话语里面有几点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领会的要求：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事权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始发环节，就是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直接决定财政分配要管什么，不管什么。事权的合理化，必须具体到中央、省、市、县不同层级政府的具体事权明细单上。这个历史任务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位，说了很多年，但是感觉事权的划分还是困难重重，但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出和做好的。我们曾经提议在十二五期间，由粗到细地列出各级政府的事权明细单，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是整个财政系统和财政服务的政府公权系统在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方面以财力来表现的一个坐标系。这个事权明细单如能浓缩到把它可操作化，那么也就会前所未有地形成一个解决在整个社会公众面前说了多年的“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怎么样合理到位的可以考评的指标体系。中央政府做什么，有些事情说起来很容易说清楚。中央政府要管与国家主权相关的国防、外交之外，还应该做什么？按楼继伟同志前几年不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发表的意见，有些事情是多年没说清而亟待说清的，如中央应该管与经济事务有关的公检法方面的司法权。经济案件在中国现在一段是由地方法院在地方范围内处理的。但是现在的经济案件涉及到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怎么判都很难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存在的掣肘，很难体现经济案件判决的公正性。楼部长的这个思路非常明快：该收的权就得收，经济案件的审判权以后应该就是中央的事权，由中面级的法院往下垂直派出类似财政专员办的机构，在各地由中央的司法权垂直到下面去办经济案件。这项事权收归中央，才能保持社会在经济案件审理中体现应有的公平正义。
我们今后在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化配置上要有很多实质性的改革。事权和财力的一，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文件上没有表述出来的税费权问题。广义税基的配置是分税制里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省以下还属于混沌状态。中国所说的省以下是四级。中国现在实际开通的税是18种，以后再加上要探索的环境税、远期可能推出的遗产税，加在一起大概二十种出头。中央到基层五级分税怎么分？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自己的实践也证明此路不通。只能按照浙江经验和现在财政部推行的省直管县来寻求减少层级，上面是中央、省的概念，下面把市和县放在一个平台上，对省说话搭体制。财政实体层级就变成中央、省、市（县）三级。在大量的乡镇区域，镇、乡要变成地方的县或市的派设机构，这是远景。如果按照三级分税，税基方面非常关键的是十八大已写入最高层级文件的“构建地方税体系”。原来地方主要依靠的营业税，现在将改征增值税，在十二五要全面展开。以后地方财政分配的支柱财源怎么配置，这个历史任务已经非常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此外，十八大强调了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的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很明确，但做起来很难。基本公共服务，现在主要说到的是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发改委、财政部高度一致的导向。在国家的行政区划之外还要有超乎行政区划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建设，全国如此，各个省也是如此。再往下说到的要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的机制，实质是要求理顺这里面的关系，凭借国有资本的运营让全社会一起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
閱讀更多 賈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