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新作《邪不壓正》上映後，口碑依舊呈現明顯的兩極，這或許是所有自帶獨特個人風格的導演必然遭遇的結果。厭惡者說它邏輯混亂、惡趣橫生，喜愛者說它夢幻狂歡、深意存焉。然而拋開藝術風格不談，這部電影的故事框架是改編自張艾嘉的叔公張北海的小說《俠隱》。
《俠隱》的大陸版早在2001年就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引進。隨後世紀文景公司又在2007年重版，今年伴隨《邪不壓正》的上映，世紀文景更是趁熱打鐵，推出了最新版本。通常改編自小說的電影都免不了要被拿來與原著比較一番，那麼此次姜文對《俠隱》的改編是否成功呢？
作家張北海
變換主角
《俠隱》中，張北海塑造的主角是李天然，推動故事發展的線索也是李天然的復仇計劃。《邪不壓正》的英文片名雖然叫Hidden Man，但其實那個“隱藏”的主角並非李天然，而是藍老爺。這從電影的海報上也能看出，彭于晏（飾李天然）和廖凡（飾朱潛龍）左右兩側擺招對峙，姜文（飾藍青峰）才是矗立在正中心的那個人。
《邪不壓正》海報
關於李天然的復仇動機，電影和小說中的敘述基本保持一致。
李天然自小是個被師父養大的孤兒，後來不肖師兄朱潛龍勾結日本人將師父全家殺害，唯獨李天然逃過一劫，被美國醫生救起。所以他長大後念念不忘的“心病”就是替師父報仇，手刃朱潛龍和日本人。
從敘事結構上看，張北海在小說的開始部分設置了一些懸念，並沒有像電影中那樣直接把李天然的身世（復仇動機）交待出來，而是隨著李天然從美國回到北京後的情節推進一點點告訴讀者。另一方面，李天然和仇人朱潛龍的見面時間也沒有在電影中那麼迅速，朱潛龍在小說中直到最後才徐徐登場。
因此，揭開復仇原因和尋找復仇對象便構成了這部小說故事展開的核心動力，同樣也是最為精彩的內容。
姜文在電影中呈現的李天然完全不是一個擁有強烈復仇意志的“俠”，而是一個處處需要爸爸和女人指示的聽話的“膽小鬼”。真正站在暗處操縱大局的主角不是別人，就是導演自己飾演的藍老爺，那個吃醋都要“講究”的主兒。
《邪不壓正》裡的藍青峰下了一盤大棋。他本是辛亥革命的元老，為推翻大清，兩個兒子分別死在廣東和上海。他和美國醫生一同撫養李天然長大，為的就是培養一顆棋子。藍青峰最終的目的是抗日偉業，他利用李天然對朱潛龍的仇恨，脅迫朱潛龍幫他除掉日本人，交換條件就是李天然。如此一旦事成，犧牲了李天然，卻換來朱潛龍與藍青峰的抗日聯盟。
顯然，藍青峰苦心經營的這個圈套才是電影的核心情節，相比之下，李天然的復仇不過是為此局鋪設的些許背景。
小說中的藍青峰的出場次數其實不多，最早是在第三章“藍公館”。由於美國大夫是藍家的家庭醫生，他把李天然引薦給藍青峰辦的《燕京畫報》擔任英文編輯，所以小說中李天然回北京後的工作不是當醫生，而是一名報社編輯。隨後，藍青峰只是充當了幾次幫助李天然探察情報的角色。
缺失內涵
與《俠隱》相比，電影削減了原著裡的多位人物，比如《燕京畫報》報社金主編和職員小蘇、美國記者羅便丞等，當然最可惜的是刪去了李天然復仇過程中最重要的幫手、他的師叔德玖。
德玖與李天然在北京的黑夜重逢是張北海構思巧妙的一章。
原來李天然的師父在他十二歲那年的一次師門聚會上，曾經交代過一件事情：“萬一發生鉅變，師徒分散，失去音訊，則切記，圓明園西洋樓廢墟，每逢夏曆初一午夜，是本師門倖存者約會時地。”到時不論是誰在西洋樓廢墟先擊掌，另一人數到十，回擊兩掌，再數到十，首先擊掌的人再回擊一次，這就是自己人相會的暗號。
此前知道姜文要拍《俠隱》，心中便暗自期待他會怎樣呈現那場夜戲。在小說裡，張北海用文字充分調動起讀者的所有感官，並製造出衝突來臨前的緊張時刻，因為畢竟師兄朱潛龍同樣知道這個約定，李天然也無法確定前來赴約的人是師叔還是師兄。可惜的是，電影裡乾脆放棄了師叔德玖這個角色，當然更沒提李天然繼承“掌門人”的事情。
剛回國的時候，張北海安排李天然如此向美國醫生解釋“俠”的倫理：“這種暗殺和仇殺，在中國武林是常有的事，而且當事人絕不會求助官方。自己的圈子，自己人料理。江湖有江湖的正義和規矩，王法不王法，民國不民國，都無關緊要。”
後來當有人勸李天然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時，他又說：“我難道不明白時代變了？又怎麼樣？我師父一家是怎麼死的？法律又怎麼樣？全都是給大火燒死的！法律就說了這麼一句話，案子就了了，四口人屍骨無存！所以，你說什麼？時代變了？可不是，現在，管你什麼罪，什麼惡，全都歸法律管了。可是法律又管得了多少？從我們太行派幾乎滅門到你我的洛杉磯時間，我問你，法律在哪兒？以前的王法再不是東西，還容得下我們，還尊稱我們是俠義道，可是現在，法律取代了爭議，第一個給淘汰的就是我們，幹我們這一行的，如今連口飯都沒得混了。今天，會兩下子的，只能成為法外之徒，只能去幹壞事，只能投靠黑道……”
由此可見，張北海的《俠隱》暗含兩大主題：一是個體復仇與民族抗日，二是傳統江湖規矩與現代法律社會，這兩大主題之間和內部的張力構成了小說的深層意義所在。反觀電影，不能說完全沒有表達這兩個主題，但相較於文字，這些內涵都被消解在了姜文式的戲謔劇本之中。
故都春夢
在最新版的《俠隱》封面上，著名書籍裝幀設計師陸智昌選用了一幅不知名的民國照片。照片中的人物身著一襲白色長袍，手持一把摺扇，端坐於園林的背景之中，彷彿呼應著電影結束時李天然的白衣形象。另外書腰上除了名人推薦外，還有一行字：“在一九三七年的北京城裡，真的曾經存在過那樣一座城市。”
《俠隱》封面
必須承認，無論張北海還是姜文，都在自己的作品裡傾注了對於1930年代北京城的想象和塑造。
張北海生於1936年的北京，正是《俠隱》故事發生的那年。1949年張北海一家遷居臺灣，他隨後赴美留學就業，定居紐約至今，因此他在北京的生活經驗也是非常有限的。哈佛大學東亞系的王德威教授在《俠隱》的序言中對張北海筆下的北京這樣評價：
“1936到1937年的北平，洋人可以坐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好萊塢的Anna May Wong可以向名媛唐鳳儀買到便宜珍珠項鍊；真光戲院的首輪西片上演著；舊派宅子裡的堂會一樣鑼鼓喧天。中西新舊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適當的位置。而一切的一切都必須融入四時更替的生活禮儀中，從中秋到冬至，從春節到元宵，再到清明，到端午……再到盧溝橋的那一聲槍響。”
事實上，張北海為了在文字中還原老北京的市井風物，確實參考了大量資料，從地圖到畫報、掌故方誌等等。於是讀者才得以在小說中跟隨李天然的腳步，穿梭於各個牌樓、衚衕、四合院，在大街上品嚐地道的美食小吃，領略30年代老北京的一鱗半爪。
1930年代末的北京東四牌樓路口
此前，媒體人許知遠在採訪姜文時，姜文說他小時候住在內務部街11號，所以他把李天然回北京後住的地方也安排在那裡。那個宅子是以前的六公主府，曹雪芹寫《紅樓夢》也在那裡。
談到1936年的北京，姜文說那就是“間諜之城”，《邪不壓正》就像是“李小龍進了卡薩布蘭卡”這樣的故事。他甚至還根據資料算過賬，比如那時候北京東城區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人，相應的電影街景應該怎樣表現，不可謂沒有下一番功夫。
不過真正坐在電影院中觀看時，數字屏幕上那些過於明亮素淨的漫天雪景，反倒會使人產生虛擬造設之感，相比之下，相信還是有不少觀眾會偏愛小說中那個溫暖而帶有人情味兒的北京城。
總之，這次與其說是姜文把張北海的小說變成了電影，還不如說是他借用《俠隱》的故事外殼再次完成了對自己風格的強化。小說與電影確實沒有太多對應，兩種藝術形式之間的差距特別明顯。
2015年，《三聯生活週刊》曾對張北海有過一次採訪，記者問他為什麼不碰電影，張北海答道：“我認識很多搞電影的朋友，我的侄女也是，所以我知道電影是非常非常複雜的，要靠巨大的投資才能變成一個藝術形式。它不像我寫東西，就算在我的書架上擺上50年，等我死後有人發現了還是可以發表。可電影不是，只有在銀幕上放映了它才存在，否則不存在，光是一個劇本，不算是完整的創作類別。拍電影，這裡面就要涉及演員、攝影等等，是很麻煩的事，再加上現在每個人的自尊心都很大強，非常難搞。”
如今姜文把這個“麻煩的事”完成了，張北海他老人家作何感想，不知是否有機會被我們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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