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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馬紹惠，陝西省榆林市綏德縣人，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國家一級導演、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員、四川電影家協會理事、四川省藝術類專業考試委員會委員、四川音樂學院國際演藝學院影視編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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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惠，楊慧攝
在四川音樂學院編導系五樓的教室，我們第一次見到了馬紹惠。這位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國家一級導演，同時也是川音影視編導系的系主任，正在給學生們講課。臺上的他聲音洪亮，語調抑揚頓挫，講到動情處不時配合以強有力的手勢，略微灰白的頭髮在白熾燈下閃閃發光，絲毫看不出來是一位七十七歲的老人。
馬紹惠親歷了國營製片廠的黃金時代，也見證了民間影視製作公司的崛起。他的事業軌跡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從一線導演到高校教師，直至今日，他依然在為電影事業貢獻餘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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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影海四十年
兒時的馬紹惠已經展現出文藝方面的天賦，從初中到高中，他一直是學校文工隊的成員。高考那年，馬紹惠本來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專業，結果老師嫌他個頭太矮，於是他轉報了導演專業，從此結緣電影事業。
“當年報考北京電影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的考生將近有3000名，結果只錄取了19人，我是幸運的。”在那個年代，北京電影學院全院師生加起來都只有500餘人。“當時電影學院導演系實行淘汰制，一年學習結束後，就要淘汰三個。”嚴厲的制度，使得馬紹惠那個年代的學生功底非常紮實。
然而，1966年，馬紹惠剛剛大學畢業就遇上了文革，直到三年後，29歲的馬紹惠才被分配到了四川峨眉電影製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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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影廠成立於1959年，是四川的第一家電影製片廠，資料圖
峨影廠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支生力軍，在當時，它和珠江電影製片廠、西安電影製片廠等六七個製片廠被稱作二哥廠。文革結束後，峨影廠恢復生機，也就在那一年，馬紹惠當上了副導演。“在當時一般需要拍攝三部才能轉正”，馬紹惠介紹到，他拍攝了兩部片子之後就轉為了正式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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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惠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遲到的春天》，資料圖
馬紹惠對自己拍攝的第一部片子記憶猶新，他和老同學太綱合作拍攝了《遲到的春天》，這部反思文革的片子於1981年上映，獲得了當年的青年電影導演獎和十大最佳影片獎。1985—1986年間，馬紹惠拍攝了一部老年題材的電影，叫做《生活馬拉松》，當時，中國社會剛剛興起老年學校。這些帶著歷史痕跡的影片在當年均直接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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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版《來的都是客》，雲集了當時的人氣明星，資料圖
上世紀90年代初，馬紹惠執導的《來的都是客》收穫了不菲的票房。尤其是演員陣容強大，包括了趙本山、鞏漢林、句號等當紅明星，該片掀起了中國電影市場早期的明星流量效應，成為馬紹惠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後來，趙本山的趙家班也拍攝了一部電視劇版的《來的都是客》。
在這之後，商業類型片題材也進入了馬紹惠的視野，他先後執導了《一九四二年霧都大曝光》、《秘密大追殺》等偵探懸疑類型片。2002年，恰逢中國電影市場改制前夕，馬紹惠拍攝了他的最後一部電影《秘密大追殺》，這部電影請來了當時很紅的申軍誼。
而後，民間資本興起，國營製片廠開始沒落，峨影廠陷入了無片可拍的境地。與此同時，民間藝術學院的辦學風潮也蔚然成風，包括馬紹惠在內的峨影廠的一些電影人因此紛紛轉型從事教學工作。
2
最後的黃金歲月
在峨影廠的漫長歲月裡，馬紹惠見證了我國電影行業的計劃經濟時代。“那時候國家總包乾，峨眉電影製片廠和其他國營製片廠一樣，每年的經費根據拍片數量，由國家統一撥款，實報實銷。也就是說，不管電影的實際票房是多少，國家統一分配拍攝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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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惠拍攝的《來的都是客》在豆瓣上評分頗高，資料圖
那個年代，整個拍攝流程和人員都是通過篩選和建議推薦，由體制內的製片廠、文學部、廠辦、廠藝委會、廠長等層層指定。選定之後，電影的拍攝製作實行雙層領導，向四川省委宣傳部呈報題材，再給到北京電影局、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局按照全國電影拍攝計劃的題材比例進行分配，“兒童片、農村片、民族片、軍事題材片、歷史片屬於必須分配的題材類型，剩下的份額再留給其他題材去分配。”馬紹惠介紹道。
以峨眉電影製片廠為例，彼時該廠一年拍攝差不多10到11部電影，大約一半的題材屬於指定類型，剩餘的可以自行發揮。這種計劃經濟式的拍片方式從建國初期開始一直持續了四十多年，直到2003年中國電影改制，局面才得以改變。
2003年，中國電影開啟了前所未有的產業化改革。不論出身，企業必須在平等的市場環境中競爭。過去，電影的生產資料是國家的，牌照是國家的，民間資本、社會資本是不能介入的。產業化改革後，國有企業失去了對資源的專屬佔有權，中國電影市場迎來了民營資本發展的春天。
3
電影市場化的春天
“我們習慣把2003年改制之後的中國電影市場稱作‘單片計算時代’，電影行業的改革開放，就是把電影推向市場。”說到這裡，馬紹惠情不自禁地敲了敲桌面。從這一年起，國家電影局及相關單位決定給製片廠更多的自由，對拍攝題材不再做硬性規定，但製片廠需要自負盈虧。
這一波改革給峨影廠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相比上海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偏居西南內陸的峨影廠存在先天資源劣勢，拍攝經費上面臨巨大壓力，電影拍攝質量也受到了經費的侷限，票房收入很不理想。
“電影局不再給予資金貼補，我們廠就採取了一項策略。那時候廠裡的工作人員，提著拷貝到全國各個城市，上門給電影公司播放，來推廣我們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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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電影局的審查通過令，即開片時看到的龍標，資料圖
除了商業模式，製片權也得到了極大解放。“以前拍電影，需要電影局發放許可證，後來變成誰都可以拍。只要把劇本報備給電影局審核，拿著電影局的審查通過令，就可以隨便找一家制片廠掛靠。”馬紹惠一邊說一邊仔細比劃著，“拍攝人相當於投資方，支付給製片廠費用，峨影廠組織導演、美術等人員力量進行生產。”
隨後的三四年裡，中國電影拍攝環境更加寬鬆，拍片變成了一片一證制，不管是老製片廠還是新興的民營公司，電影局都一視同仁。“峨影廠以前每年有10個指定拍攝名額，後來都被電影局回收了。需要拍攝的時候再來按每片報備，拍一個報一個。”
馬紹惠認為，這次改革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社會資金、個人資金以及來自港澳臺地區的資金投入到了電影拍攝中來；第二個是電影內容的娛樂化加強了，電影更加有看點、有賣點，注重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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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末《英雄》上映，是我國電影邁向市場化製作的標誌性事件，資料圖
2010年之後，國營製片廠幾乎集體消失。它們無力承擔拍片費用，而民營電影公司則呈現蓬勃發展的狀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崛起。以華誼兄弟為例，其招攬了許多曾在製片廠工作的製片管理人才，四處挖掘有潛力的劇本，鉅額的社會資金投入保證了比國營廠更高的影片質量，票房也蒸蒸日上。
“峨影廠現在還在勉強維持，每年拍攝低成本的電影1—2部，每部電影成本大概在100萬左右。這些電影基本上是電影院一日遊，上一天就下線，幾乎吸引不了什麼觀眾。”馬紹惠掰著手指頭說到，頂峰時期，峨影廠的在職員工能達到八九百人，現在僅有四五十個留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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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時代 電影需要教化
馬紹惠在峨影廠的那些年拍攝的影片都是上級主管部門指定類型，沒有太大的發揮空間。他很感慨這個時代的自由，“像馮小剛，有社會資金的支持，他可以找人定製劇本，可以持續拍攝喜劇片，形成自己的風格。”
如今的中國電影市場，動輒投入上億，從設備到技術都有巨大的提升。甚至一個小小的燈絲都引起了馬紹惠的感慨。在峨影廠拍片的日子，劇組使用的燈具非常笨重，大燈滅了之後，需要兩個人拿著草帽扇五分鐘，降溫以後才可以再用。而現在的燈絲採用冷觸發，即使是1萬瓦的大燈，使用後也只是稍微有點熱。“太先進了！”馬紹惠忍不住讚歎一句。
馬紹惠的妻子也是峨影廠的員工，從事特效工作。馬紹惠常常看著妻子操作，“那時候做特效都比較費勁，比如一匹馬從山上掉下來，是通過拍攝很多張照片，一張一張疊加在一起實現。”放在當下，三維立體技術可以頗為輕鬆地實現這種特效，而且效果非常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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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樂學院國際演藝學院影視編導系內部
電影的新生力量從這裡走出
從一線工作轉戰到教書育人後，馬紹惠也一直關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變化。他先後撰寫了《努力塑造當代青年典型形象》、《在現實與神話之間》、《電影導演藝術基礎》等論著，為中國電影把脈分析。在課餘時間，他也會拍拍紀錄片和電視劇，文化部委託他拍攝的《中華醫藥文化》曾獲得羅馬尼亞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生態學影片獎。馬紹惠認為，中國電影市場整體的發展值得肯定，近年來拍攝了一些好片子，但是也存在很多問題，中國電影目前仍然處於轉型時期。
“現在的電影，文化品味不足，拜金主義值得警惕。”馬紹惠說到，文藝作品是反應整個中國精神面貌的氣象表，他對房地產資金過度介入電影市場很是擔心，“這些資本大鱷只為賺錢，對電影不熟悉，拍出來的片子質量不高。好萊塢也為賺錢，但它懂得如何拍攝，比如主旋律的《三塊廣告牌》，依然有觀眾買賬。”
為此，馬紹惠打了一個比喻：電影的功能是多方位的，它的娛樂性、商品功能、以及教化作用，好比幾條曲線，需要在交叉線上去平衡。“現在中國的類型片還沒有完全形成，我期待那一天。”
文：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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