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對一個家庭是如此，對一個社會，乃至對全世界，也都是如此。從下個月起，中國將實施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這個制度，簡單的說，中央要對各省的養老金，統一調劑，劫富濟貧。
2017 年，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 3.3 萬億元，總支出 2.9 萬億元，年末累計結餘 4.1 萬億元，總體收支平衡、收大於支。但是，由於人口流動產生的人口撫養比差異等原因，省際之間養老金不平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廣東、北京等東部地區養老金有結餘，而遼寧、黑龍江等省份已經出現收不抵支的情況。所以，國家要建立調劑制度，讓養老金有結餘，負擔輕的省份去支援養老金支付有困難的省份。
或許要多年之後，中國人再回過頭來看，才會發現，某種程度上，這個制度，預示著 80 後、90 後們晦暗的未來，正在逐漸揭開第一幕。歷史長河驚心動魄卻又靜水深流。
中國的生育率在 1990 年後就低於更替水平，2000 年以來，生育率比歐盟、日本還低。根據婦聯在 2016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孩家庭中只有 20.5% 願意生二孩，有 53.3% 明確不想生二孩。
與此同時，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最快。2014 年年底，中國的老人達 2.12 億人，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老人破 2 億的國家。
兩種趨勢之下，按照專家預測，大約再過 20 年左右，中國老人將突破 3.5 億，此後一直到 2100 年都不會再低於這個數字。中國 65 歲及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在 2015 年達到 10%，並將繼續提高到 2030 年的 18%，2050 年的 33%。就意味著 2 個年輕人就要撫養一個老人。
那麼，那時的老人們，也即現在的 80 後與 90 後，將面臨什麼樣的狀況呢 ? 遺憾的是，未來是晦暗而悲涼的。撫養比面前，資產不堪一擊所以，本質上，養老是一個 " 勞動儲蓄、再次轉換為勞動 " 的過程：人年輕的時候，把勞動變為錢儲蓄起來，或變為資產放在那裡，然後，在年老的時候，把現金取出來，或把資產出租、變賣換成現金。
注意，這個過程還沒完，還有通常被忽略的一步，那就是把現金換為勞動。畢竟，所有的商品、老人所需要的醫療、護理種種服務，以現有的技術來看，30 年後的人工智能、機器人，還不能完全提供，仍然需要人的勞動才能實現。
這個轉化過程是有損耗的，比如通脹，但通脹可以通過投資、理財、資產升值進行彌補。唯一不能彌補的是，勞動相對於資產的價格變化——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比例，可以影響資產、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老人的相對支付能力。
當下，中國的勞動力很便宜，假設需要花一個人 30 年的勞動才能換一套房，再過 30 年，隨著年輕人、老年人的比例，也即撫養比的變化，勞動相對升值了，只需要 10 年的勞動就能換一套房。這就意味著，在這個過程中，當下的 80 後、90 後為未來儲蓄的勞動就會遭到一個很大的損耗。
簡單的說，隨著老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越來越少，隨著居住需求的下降，房租會下降，房子也會變得越來越便宜。另一方面，由於勞動人口的減少，年輕人、或者說勞動力的工資會不斷上漲。
此消彼長之下，老人的養老金，還有年輕時準備的資產性收入，比如房租收入等等，在飛速上漲的工資面前，其有效購買力都會大打折扣，這個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出去勞動。
這一點，正是當下韓國與日本的事實。
隨著平均壽命的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日本陷入了嚴重的老齡化。據相關預測，2025 年，1.8 個 20 歲至 64 歲的勞動人口就要供養一位 65 歲以上的老人，到 2060 年將減少到 1.2 個勞動力供養一位老人。老齡化使日本的養老金制度面臨巨大困難，領取的人越來越多，繳納的人越來越少，入不敷出，難以為繼。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把成年年齡從 20 歲降低到 18 歲，增加就業人口。另一方面，2006 年日本修改法律，強制性要求企業無條件地確保僱用年齡至 65 歲。目前，日本老年人就業的行業很多，尤其是服務行業，比如保安、門衛、清潔工、廚師、飯館服務員中，老年人隨處可見。
再來看韓國的情況，目前，65 歲以上老人佔韓國總人口的 13%，到 2060 年比例將變成 40%。看起來，這個數字和中國差不多，但即便是這樣，韓國老人的境況並不好。
韓國的法定退休年齡是 60 歲，而實際上，人們平均工作到 71 歲才會真正休息。在韓國，有 420 萬老人在工作，而韓國總人口也才 5000 萬。由於知識落後、體力下降，老人能找到的工作也是諸如快遞員、保安、清潔工、加油員等低端崗位。
顯然，日本曾經能夠買下美國的房地產價格，也未能拯救當下的日本老人。在撫養比的面前，資產不堪一擊。那麼，如今 80 後的高價房產，能讓他們安心養老嗎 ?
當下很多國人反對延遲退休，從國家與公民的契約來說，這理所當然。但實際情況卻可能是一種悲慘的諷刺：當現在的 80 後老了的時候，會悲哀的發現，沒有延遲退休，並不意味著 60 歲的他們可以不工作，反而意味著那時的他們需要費力的去找新工作 !
不過，且慢認為這是悲慘的，相對而言，相對年輕的老人，能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在那時看來，或許是一件幸運的事。隨著年齡繼續增大，變老了的 80 後們，會發現自己繼續陷入一個更加悲慘的境地。
韓國法定退休年齡是 60 歲，實際工作到 70 歲，韓國人預期壽命達到 81 歲，所以，有樂觀的韓國老人說：" 還有 10 年時間留給我們自由支配。" 悲哀的是，這不會是事實。
棄老如果耐心的去看歷史的那些角落，不難發現，對於老人，人類的那些殘酷的遺蹟。
在中國湖北鄖縣等地，廣為流傳棄老傳說。當地也發現過大量棄老洞的存在。人在洞中，只能像蝦米一樣躬著身，洞外是一望到底的絕壁，在洞底部內側，有一個石孔，邊緣鋒利，剛好容得下一個成人的頭顱。據說，這個石孔是供老人自殺用的。在遙遠的古時，被人送到洞中等死的老人，飢寒交迫無法忍耐之時，便仰身躺下，將頭伸進這個石孔中，再朝上一頂，鋒利的石稜便能幫老人結束生命。
日本人把棄老傳說拍成了電影，這就是著名《楢山節考》。電影講的是，在一個小山村中，有個習俗，凡是到了 70 歲的老人必須去參拜楢山，所謂的參拜，其實就是把老人捨棄在山裡。69 歲的阿鈴，和兒子孫兒住在一起。雖然 69 了，阿鈴仍有一口好牙，在這個糧食匱乏的村子，這對年紀大的人來說是一個羞恥，於是，阿鈴自己用石臼砸殘了牙。不久後，阿鈴參拜楢山的日子來臨了，兒子揹著母親，默默走上險山。臨近山頂後，周圍不時可見屍體和骸骨。阿鈴在一塊岩石下落腳，催促兒子回家，兒子含淚下山。影片到此截然而止，留下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
某種程度上，這部在 1958 年獲得最佳影片獎與最佳導演獎的電影，是 60 年前的日本年輕人，對 60 年後自身命運的預判。
這種棄老傳統，據說當年達爾文在非洲考察一個原始部落時也遇到過。生存資源極為缺乏的環境中，人類奉行的生存策略就是如此殘酷。當然，現在文明的物質財富與古時不可同日而語。可是，棄老就真的不存在了嗎 ?
2016 年，日本 26 歲男子植松聖 26 日凌晨闖入神奈川一間殘障人士中心，持刀瘋狂濫殺，至少造成 15 人死亡、45 人受傷，其中以中老年人為主。植松聖犯案後到警局自首，供稱 " 如果殘障人士全消失就好了 "。他還曾經寄信給眾議院，表示老人、殘疾人都該死，他們制約了日本的發展。這些舉動當然偏激，不過，這也是日本社會上正在慢慢形成 " 嫌老 "、" 厭老 " 的風潮的一種極端體現。日本作家五木寬之在《新老人的思想》中說 " 日本 65 歲以上的老年階級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障等，都要靠年輕人階級來負擔。為此，年輕人階級容易將老年階級看成是對自己進行壓迫的集團 "。
韓國的情況也類似，過去 15 年，認為應該贍養父母的孩子的比例從 90% 暴跌到 37%。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對一個家庭是如此，對一個社會，乃至對全世界，也都是如此。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網上流傳一個新聞。世界經濟論壇專家指出，到 2050 年前世界養老金儲蓄的總赤字將達到天文數字，400 萬億美元。這是全球經濟總額的 3 倍。拯救已被破壞的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對老年人的國家義務。
如果說這種行為與思潮都是一種顯現的極端的話，那麼，現代社會的棄老，是文明的，不動聲色的。
實際上，現在中國老人的問題，正在這樣被解決。
棄老與養老：現代社會的勞動力分配中國從 2009 年開始試點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即 " 新農保 "，為未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廣大農村老人，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主渠道。
不過，新農保的覆蓋率仍然很低，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發佈的調研報告，2010 年，農村能夠依靠養老金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老年人，僅為 4.6%，而這一比例在城鄉老人間的平均值為 24%。
新農合的另一個問題是保障水平低。
目前，新農合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60 歲後，一次性補繳 9 萬元養老保險之後，農民能夠領取到每月 1200 元左如果考慮到中國人均壽命的結構化差異，不難發現，中國農民仍然是在自己養老。中國的平均壽命 73 歲，但有城鄉差別，城市的平均壽命是 76 歲，而農民的平均壽命只有 69 歲。也就是說，60 歲時一次補繳之後，農民平均能拿 9 年的養老金，總計 12.9 萬元，那麼，養老金的大部分，實際就是一次性繳納的那 9 萬元，這還是沒有計入利息的情況。當然，有錢一次性補繳的老人，家庭條件更好，所有，會有更長的壽命，領取養老金的年限會更長。而對於那些沒有錢補繳的農村老人，他們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兒女，如果兒女不孝，就等於被社會與親人雙重拋棄。
拋棄的結果是明確的。武漢大學劉燕舞老師在湖北、山東、山西、河南等 11 個省份的 40 多個村莊調研之後，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 " 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一些村民小組近 10 年來老年人自殺死亡人數，佔所有死亡人數的 30% 以上。出來嚴肅調研，農村老人自殺現象，近年來也不是見諸媒體與社交媒體。
當前，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這就使得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進程快於城市老齡化，他們提前呈現出了更高程度老齡化時，中國社會將要出現的狀況。
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村老人的悲慘遭遇，還有這中國特色，那就是中國農村老人承擔了更多的老齡化成本。回顧前文提到的韓國目前的老齡化率在 13%，中國現在和韓國的老年化率差不多，但卻沒有出現韓國老人上班的情況，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農村老人，承擔了這個成本。農村老人與城市老人的平均壽命高達 7 歲的差別，也是觸目驚心的。這背後，很大程度就是新農保、新農合與城鎮人員的養老金、醫保的區別。
所以，如果把全國的農村現在的 80 後、90 後城市中產以為自己不會遇到這種情況嗎 ? 答案是否定的，一定會遇到。
首先，隨著中國城市化率的提高，這種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會成為一個趨勢。此次，中國整體撫養比會逐漸上升，達到當下農村的實際撫養比。那麼，某種程度上，當下的農村，就是未來 80、90 後們所面對的晚年生活。
對於當下的城市中產而言，不聲不響之中影響他們晚年生存質量的，更可能是醫療開支。
按照人的生理演變，人的一生 80% 的醫療費用在 60 歲以後，從這個意義上看，醫療費用的多少，直接決定了老人的壽命。
曾經在醫院看到相鄰床位的兩個老人，具體什麼保險制度我已經忘記了，其中一個的報銷範圍大一些，可以報銷 CT，而另一位，只能報銷 B 超，最終這位老人也只做了 B 超檢查。顯然，醫保政策會通過，檢查、藥物、治療等環節，影響人們的治療策略。
當下中國城市人群對醫保系統是高度依賴的，醫療開支預算佔 GDP 的比例，上下浮動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某種新的特效藥、某種檢查、某種新型療法能被納入或者不能被納入醫保。這會影響人們的治療策略，最終影響無數老人的壽命與生存質量。
現代社會可以在不動聲色之中，文明地完成棄老。
不妨想象一下，你住進醫院，醫生說，有一種國產中成藥，價格便宜，醫保報銷 ; 另有一種西藥，醫保只保 30%; 還有一種療效明確的進口藥，但醫保不保。另外，手術現在做不了，因為醫保控費。這個時候，你兒子過來說，爸，醫生建議我們保守治療。
這個時候，公共政策就和每一個人的壽命息息相關。養老問題的本質，不管是養老金、還是老人的醫療開支，本質上都是一國某階段的時間斷面上，勞動如何分配的問題。更直白的說，對於國家整體而言，資產無法養老，能夠提高養老水平的，只能是通過公共政策改變一國勞動的分配比例。打個比方，一個小島上，有 100 個人，其中 80 個人是老人，都有房子，卻無法生活自理，無論如何，他們的養老，必須依靠剩下的 20 個年輕人來完成。如果這 20 個人要去造軍艦，那麼就無法養老，如果分出 10 個人來養老，軍艦就得少造一艘。這就是勞動分配與養老的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個體的、原子化的努力的確有用，但根本上，養老這件事，有著巨大的、潛在的公共性。
某種程度上，勞動分配在養老上的比例，可以通過一國的養老金政策，醫療開支佔 GDP 的百分比反映出來。
日本的醫療保健支出 2015 年為 55 萬 9354 億日元，在 GDP 中佔比為 11.2%。美國的這一比例為 16.9%，相比之下，中國的醫療開支僅僅佔 GDP 的 6.9%。隨著中國老齡化上升，醫療開支必然會增加，但是，升到什麼程度，是 10%、12%、還是 15%，或者更高 ? 每一個點，都是那時候老人的壽命與生存質量。
這是一個把年輕人的勞動在養老與飛船、與城市煙火之間分配的問題，這也是各個國家都面臨的政治倫理問題。
相比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其政策受到各方面制約，必須花大力氣解決養老問題，中國顯然在養老政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就在去年年底，醫保曾出現過一次控費，一時之間，很多手術都停了。但即便如此，這在輿論上並沒有太大反響。
這種政策自由度之下，80 後、90 後，看著日本、韓國的無法退休的老人，再看看中國農村的老人自殺率，就會知道，你們這代人將會如何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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