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科學之星講述光耀寰宇的故事

听科学之星讲述光耀寰宇的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連日來在社會各界特別是科技界引起熱烈反響。大家表示,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充分認識加快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堅定信心,攻堅克難,向著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偉大目標奮勇前進。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他強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今天我們一起聽下面幾位科學家講述他們跟科技的不解之緣。

我要做的事情,十年八年都做不完

吳文俊

(1919年5月12日-201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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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書房門旁側有個小黑板,上面寫滿了外文數學名詞,我每天都會想到很多問題,就記在這裡,然後思考,解決。背靠書房西牆的書櫃,高聳到房頂,擺滿了書和資料。書櫃的一角堆著十幾盒西藥,還有一些藥片散在一旁。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十年八年都做不完。每天7點鐘起床,晚上9點鐘休息。一天基本上看書,做研究,中午會休息一下。

中國古代數學,是我現在關注的領域。中國古代數學的精深是我們根本想不到的。《九章算術》裡最大公因子的求法,比歐幾里德的方法不知簡單多少呢。當年我把中國古代數學的算法引進到機械證明裡。後來這種方法外國人採用了,他們用計算機幾毫秒就完成了複雜的定理證明。再後來這種方法又傳回了國內。這也是出口轉內銷吧!中國的數學傳到西方,西方的數學才發展起來的。現在這個項目主要從外國數學著作裡找尋中國數學西去的軌跡,目前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優秀,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不僅是數學大國,還會成為數學強國。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追求速度超越速度

金怡濂

(192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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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從國外進口了一臺計算機。我們花錢聘請的兩個“洋監工”卻不讓我方技術人員接觸機艙內的核心部件,連開機關機都必須由他們操作。“這件事深深刺痛了中國科技工作者的心,我們感到現代化是買不來的。”

現代化買不來!道理簡簡單單,卻讓我痛得刻骨銘心。我陷入了思索,中國人何時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為了儘快給出答案,幾十年來,我將所有精力都集中到一個方向:追求速度、超越速度,發展自己的高性能計算機。我們必須跨越,否則將被世界越甩越遠。我下定決心研製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型計算機“神威”。我和科研人員一道,一手拿放大鏡,一手握電筒,用肉眼一個個檢查成千上萬個焊點。“我的要求,哪怕是一個焊點、一枚螺絲釘也要體現世界水平!”也為此,花甲之年的我付出了超常的代價:每天深夜回到家時都幾近虛脫,先要在沙發上躺半個小時才有力氣開口說話。

經過近百名科研人員歷時數年的艱苦努力,“神威”高性能計算機終於橫空出世。每秒3840億次。我曾深情地說過:“國運昌科技興,科技興則國力強,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巨型機事業的起飛與發展。”

傾情點亮“大氣之星”

葉篤正

(1916年2月21日—201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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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得知自己的名字以命名小行星的方式被寫入天際之後,高興中更有忐忑,第一反應就是:“怎麼不把它命名為‘大氣之星’呢?那樣就更好了。”成就屬於整個大氣科學界,屬於中國人。如果沒有國家好的科學政策,沒有大氣科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一個人也無能為力啊!

或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1916年,中國有了第一份氣候記錄。而就在這一年,我出生了。對今人而言更為熟悉的,是我在古稀之年的一項開創之舉。1984年,我和美國科學家馬隆聯合提出了“全球變化和人類活動“的課題。我開風氣之先而得出的研究結論,今天早已得到驗證。

然而,我依然痛感自己做得太不夠,即使在年近九旬之時,我還堅持每週去辦公室三次,但不久前的一場大病,使身體漸弱、聽力消減的我不得不閉門休養。然而,我仍常常以寫信的方式,向中央或有關部門提出建議。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後,我寫就長文,呼籲世界各國互相協作,確保低碳減排目標實現;最近中國災害性天氣頻發,我持續關注,提筆寫下應對之策與長遠思考……

我現在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全球氣候變化的複雜和對人類影響的加劇,令我思緒難平。我只希望,這顆屬於大氣科學界的“大氣之星”,能夠鼓舞今天的大氣工作者繼續努力。時代越來越需要我們,大氣人不能辜負時代和人民的期望!

這顆星屬於航天人

王永志

(193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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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瀋陽,東北實驗學校操場,當時的我,一名青年學生時常仰望天空----學校上空出現了蘇制米格15噴氣式戰鬥機,那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戰機正從學校附近的機場起飛迎敵。1951年,這一情景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中,從此我迷上了飛機,暗暗立志,把學習飛機設計、獻身國防科技作為畢生抱負。

1952年,我考入清華大學航空系。1955年,被選為公派留學生,到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飛機設計,後改學火箭導彈設計專業,回國後,在參與一次火箭飛行試驗遇到技術難題時,我大膽向時任研究院院長的錢學森提出具有逆向思維的攻關方案,獲得支持,難題迎刃而解。多年後,我成為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一干就是14年……

當我從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手中接過命名證書時,激動之情自不必說,更有一種壓力,給予我這麼高的榮譽,不敢當。這也足見黨和人民對科技工作者的厚愛。我想,這次命名不是給我個人的,而是對整個航天科技界的鼓勵,這顆星屬於航天戰線的所有戰友。

作為一名關注中國科技事業持續發展的戰略科學家,我也常常思索,怎樣才能把人才資源優勢變為實實在在的技術實力。我們要在人才培養上下功夫。有時,一兩個領軍人才甚至可以帶動整個領域內的技術水平。這就像我們的載人航天工程,一起步就要讓它和後續的工程目標一步一步銜接起來。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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