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錢江，出生於上海，1977年考入內蒙古師範學院中文系，1982年到北京《體育報》當記者，1984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7年獲法學碩士學位；此後任《人民日報》駐雲南記者、首席記者、華東分社新聞部主任、人民日報社記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總編輯等。
原題
“放衛星”的第一條新聞怎樣發出？
（ 附：方徨信 ）
摘自《炎黃春秋》2011年第6期
摘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嵖岈山的高產衛星，是由登封會議發端，從上到下一層層壓出來的，如果沒有方徨，也會有別人在狂熱氣氛中寫出“衛星”稿。那時的媒體記者群體中，差不多人人都在搶著寫“衛星”消息，即使頭腦清醒者也擋不住“放衛星”勢頭。
本文所言“衛星”，特指1958年6月始於中國媒體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結合的小麥、水稻和大鍊鋼鐵等高產新聞。此前不久，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為了與之對應，國內媒體將難以置信的工農業“高產”也稱為“衛星”。
誰在那個沸騰狂熱的年代裡發出了第一篇“衛星”稿件，這消息又是怎樣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出，繼而引發了一連串的“衛星”？簡而言之，荒誕是怎樣發生的？
將近50年過去，一位勇敢的新聞記者站出來，細緻地敘述這個沉痛的故事，剖析這場荒誕之所以產生的原委，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人們應該永遠記住慘痛的教訓。她，就是今年85歲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方徨。
趕往嵖岈山採寫“奇蹟”新聞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照推算應該是6月7日，新華社河南分社編委方徨在編輯部辦公室接到從豫南信陽地區遂平縣打來的長途電話，電話那頭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興奮地說：“遂平嵖岈山夏季小麥大豐收，出現奇蹟了，你趕快來吧。”
到遂平嵖岈山做什麼？當然是去寫關於“奇蹟”的報道，這是“大躍進”時所有記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農業報道的記者，她當下決定，第二天就趕往遂平。
這麼急切，和方徨特別盼望趕緊在河南打開農業報道局面是分不開的。就在這年2月，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從新華社浙江分社調到鄭州。胡敏如擔任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方徨任編委，他們的調動是新華社領導定下來的，意在加強河南的農業報道。當時一身而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1958年初多次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會議，知道小麥生產大省河南今年必出高產大新聞，這是將要升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向領袖作了保證的。
由於全家剛剛搬到鄭州，孩子多，底子薄，方徨向負責總務的幹部借了一個揹包，裝上一條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車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方徨到站下車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她趕緊來到遂平縣委，可是縣委和政府機關裡只有幾個留守人員，負責幹部全都下鄉組織麥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縣裡瞭解情況，再下鄉到現場，看到這番情景，就決定先去嵖岈山。
嵖岈山在遂平縣以西近60餘華里，是一座風景名山，不過當年並沒有人去旅遊，沿途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第二天，方徨起了一個大早，背上揹包就上路了。在戰爭年代，她打揹包行軍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氣。一天的步行，在天色擦黑的時候走到了嵖岈山農業社。縣委副書記趙光一看方徨這副模樣，大聲叫了起來，你怎麼不在縣城打個電話來，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不過，一旦到達目的地，洗臉喝水，方徨覺得精神好多了，馬上就惦記上了自己的工作，趕緊問趙光，這裡的“奇蹟”在哪兒？
當晚，趙光和農業社幹部向方徨介紹，“奇蹟”就在眼前發生著。
方徨沒有想到，若干天以前，“奇蹟”已經在嵖岈山下冒頭了。這個農業合作社有一塊5畝多一點的小麥高產田，打場下來一算，平均畝產2105斤，超出這裡的小麥平均畝產大約10倍！《河南日報》搶發了消息。就在方徨從鄭州出發那天的6月8日，《人民日報》在1版版面中間、算得上第三條的位置也把它登出來了，標題是《衛星社坐上了衛星五畝小麥畝產2105斤》，下邊還有一道副題《在過去畝產一百多斤的低產區創造了新紀錄》。
這天的《人民日報》還沒有送到嵖岈山，不過趙光他們已經知道消息上了《人民日報》，卻遠遠沒有滿足。趙光告訴方徨，之所以打電話叫她親自趕過來，就在於農業社又發現了一塊2畝9分地的高產試驗田，平均畝產可能超過3000斤，不僅超過了剛剛發現的高產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麥的最高畝產記錄。這就需要新華社記者親手來寫這條消息了。
趙光的介紹激情四溢，聽得方徨激動萬分，感到好新聞就要出在自己手裡了。她從小在安徽桐城長大，知道小麥產量要比水稻低許多，當年家鄉的一季水稻畝產不過幾百斤，小麥畝產平均達到百十來斤就算很好了。可是現在居然能達到3000斤！那麼現在她面對的，正是創造“奇蹟”的人，想抓新聞的記者不就是要找這樣的題材嗎？
趙光的介紹使得方徨一下子興奮起來，第二天清晨就由趙光和幾位農業社幹部帶著，到幾里地以外做現場採訪。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麥場，因為那創造奇蹟的土地裡的小麥連夜收割，運到這裡來脫粒稱重。需要方徨在現場看到的，就是驗證最後稱重的結果。
那確實是壯觀的豐收景象。打麥場四周高高地垛著幾大堆金字塔形的麥垛，在陽光照耀下閃耀金光。靠麥垛排著一溜裝滿了麥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場地中央鋪著厚厚一層等待復打的麥秸。打麥場上空瀰漫一股濃濃的麥香。
方徨不由地一聲驚叫：“有這麼多麥子呀！兩畝地能插下這麼多麥稈兒嗎？”這驚呼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在戰爭年代裡轉戰農村的方徨從來沒有見過這番迷人的豐收景象。
她不叫喚還好，這一聲喊把周圍已經忙碌了一陣子的男女農民都不約而同吸引過來了，對方徨沒大沒小斥責起來。有的說：“你不相信我們嗎？”有的人說：“你們這號連麥苗和青草都分不清的人，咋知道一畝地能打多少麥子？”
其實這才是第一個破綻，按說方徨一身女幹部裝束，由縣領導陪同，淳樸的嵖岈山農民怎麼會一見面就這樣沒有禮貌的說話呢？
而隨後一個女社員的話更讓方徨嚇了一跳，她對著方徨大聲喊道：“我看你不是記者，你是‘保守派’吧？”
這句話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處，她馬上解釋，不是不相信，是自己從來沒有見過，太興奮了。
整整一天，方徨都守在打麥場，看著農民把新收穫的麥子運來打場。但這裡藏下了第二個破綻，沒有人領著方徨到豐收試驗田邊上去看一看，那小塊地裡的割下的麥子怎麼源源不斷呢？
運麥子和打場勞作持續到深夜，入夜後打麥場上掛起了幾盞汽油燈，照得四下裡通亮。方徨在打麥場奉陪了一夜，不時和亢奮的農民和幹部交談。
“衛星”消息登上《人民日報》頭條
第二天清早，脫粒之後最後過秤的結果出來了，2畝9分地總產量為10238斤還多一點，平均畝產3530斤7兩5錢，大概精確到了最後落地的那個麥粒，肯定是當時河南全省，也是全國小麥畝產最高紀錄！
方徨立即回到農業社辦公室寫出一篇消息。為了快點見報，她直接將電話打到了北京《人民日報》編輯部，找熟悉的老資格女編輯李克林，她們都曾在戰爭中經歷過長期的農村生活，彼此信賴。方徨口述文稿，把稿件傳到了北京。
只隔了兩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方徨採寫的消息。這個頭條標題做了3行，第一行引題《衛星社放出第二顆衛星》，第二行主題大大的，非常醒目：《二畝九分小麥畝產3530斤》，底下的第三行題是發自湖北的“衛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畝畝產3215斤》，顯然是被嵖岈山“衛星社”壓住了。刊出的800多字消息原文為：
本報鄭州11日電 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傳開以後（這個消息登在本報６月８日第一版），這個社的小麥經過繼續打場脫粒，10日第一大隊二分隊又有二畝九分地總產量達到一萬零二百三十八斤六兩，平均每畝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七兩五錢，比二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過這塊地去年每畝畝產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這個豐產奇蹟，是二分隊隊長陳世俊、副隊長梁友仁、團支委曹玉娥、技術員陳根和保管員陳紅運等六個同志在小麥豐產試驗田裡培育出來的。
這塊二畝九分地的小麥長的特別好：穗大且長，籽粒飽滿，稠密均勻，每畝平均有一百二十多萬株。在麥收前，全縣各地許多群眾和農業技術員都來此作了參觀評比。10日，這二畝九分地的小麥脫粒時，在打麥場上監督打場、揚場和過秤的有中共遂平縣縣委委員、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衛星鄉鄉長銀宗武，衛星社社長鍾清德和這個大隊的幹部。另外，還有好幾十個社員。脫粒後產量經過多次核算，土地進行數次丈量，豐產的事實完全可靠。
這塊二畝九分地獲得高額豐產奇蹟的主要經驗是：第一，肥料多，分期施，從種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種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萬斤，第二次三萬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擔人糞尿，播種後，每畝又追施廄肥、人糞尿七十擔，以後又分期上兩次雜肥四十二車、兩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麥子拔節前後，為了防止小麥倒伏，連續上兩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這樣使麥子生長五尺多高，沒有一株發生倒伏現象。第二，普及良種，加大播種量，實行勻播密植。每畝平均下碧螞一號良種三十斤，比過去增加一倍，全部種子都經過可溼性六六六粉拌種，並且還全部採用了五寸見方方格密植播種法。第三，分期澆水四次。澆水方法是採用小水畦澆，播種以前，澆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種以後，又澆了三次水。第四，及時地戰勝了各種自然災害。往年這個地方吸漿蟲非常嚴重，今年吸漿蟲快要繁殖的時候，先後噴射了三次藥劑，免除了吸漿蟲對麥子的危害。當小麥遇到冷霜的時候，還及時燻煙防霜兩次。
這個高額豐收的喜訊傳出後，全省人民都歡欣鼓舞。現在不少地區正組織幹部、群眾前往衛星社參觀學習這一先進經驗。
1958年6月16日，錢學森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引用了遂平衛星農業社的事例
不過，“衛星”這個詞彙，在方徨原稿中原本沒有。消息的最後一段話在原稿裡也沒有，因為嵖岈山的新消息，如果報紙不登，並沒有多少人知道。看來這就是編輯的生花妙筆了。
讓方徨吃驚的地方在於，這天的《人民日報》還為她的消息配發社論《向創造奇蹟的農民兄弟祝賀》，社論以打油詩起首：“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然後大說了一通“大躍進”必然創造奇蹟的理由。不僅如此，1版上還刊登一幅漫畫：一個碩大的麥捆上寫著“3530”字樣，把一頂寫有“低產”的帽子扣到一個小人物頭上。顯然，社論和漫畫都是趕出來的，怪不得消息晚登了一天。
已經寫出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消息，方徨意猶未盡，又寫了一篇小通訊《麥場上的風波》，文中增寫了一個“老保守”信服了“衛星”的故事。這回，稿件是郵寄給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報》2版登出來了，不過題目改成了《衛星社放“衛星”的故事》。事後她對李克林說，改成這個題目我有意見。李克林說，稿子已經登出來了，就算了吧。
耿其昌向毛澤東彙報河南新鄉大躍進和農業合作化的情況
對“衛星”往事的反思
自從1958年6月遂平縣高產“衛星”登上了《人民日報》，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媒體，掀起了一場競放高產“衛星”的大競賽，蔚為奇觀。方徨報道的“衛星”紀錄僅僅保持了4天，6月16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消息，湖北谷城縣《王明進創小麥畝產4353斤》。過了7天，《人民日報》於6月23日又報道谷城縣有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此後新“衛星”層出不窮，到這年9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當年小麥衛星最高記錄《小麥冠軍駕臨青海出現畝產8585斤紀錄》，算是為20世紀的小麥高產“記錄”畫上了句號。
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最初趕往嵖岈山採寫“奇蹟”的方徨正在冷靜下來。她開始認真地思考，為什麼是自己，最早趕往嵖岈山去“放衛星”？待到“大躍進”風潮過去，終於有一天，她打聽到了事實，當時採寫的那2畝9分地產量，原來是從20多畝高產麥地裡集中起來堆到一起打場的。她頓時感到心靈的巨大創痛。
不僅如此，當時與她合作推出這幾篇“衛星稿”的人民日報“三八式”老幹部編輯李克林，也很快從思想狂熱中擺脫出來，勇敢地站出來批判“大躍進”是“勞民傷財”、是“蠻幹”，結果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深深的傷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為什麼她們推出了“衛星”消息？是她們都年輕幼稚嗎？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農村成長的革命幹部，在此單說說方徨。
方徨，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個文化世家，大家族中有眾多兄弟姐妹在抗戰前後參加革命。她本人在1943年未滿17歲參加了新四軍，經歷了革命戰爭的嚴峻考驗。1949年進城以後，她成為新華社記者，先在安徽，後調浙江，參加過解放一江山島戰鬥的報道。
來到河南這年，方徨32歲，14級幹部，已是5個孩子的母親。應該說，革命和生活經歷都比較豐富，而且她有強烈的志向，熱愛新聞工作，希望自己能成為範長江那樣的記者，對虛假新聞有著發自內心的厭惡。
1958年2月下旬剛到河南，方徨就趕往古城登封的唐莊鎮，參加河南省委召開的“大躍進”現場會。因為採訪發稿在路上耽擱，她遲到了一天，結果受到會議主持者批評，質問她有沒有“右傾保守”思想，為什麼不重視會議？甚至提出撤換她這個採訪記者。把方徨嚇得不輕。
在這次全面組織和發動河南“大躍進”的會議上，方徨認識了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不久即調往遂平掛職），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幹部，他安慰了方徨，並和她交流農村情況，使方徨很感激。所以當趙光從遂平打來電話，她就很自然地決定趕去採訪了。
影響方徨的還有一個原因，登封會議後的春夏之交，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領頭鬥爭省委第一書潘復生，扣在潘復生頭上的罪名主要是：“反右”運動中包庇“右派”，認為河南沒有那麼多“右派”，從而使河南的“反右”運動前期發展緩慢；在合作化問題上，潘復生“反冒進”，主張步伐要穩妥一些；在1958年農業生產指標上，潘復生是“保守派”，認為不能把指標定得太高。結果，潘復生被打成河南“右傾保守”代表人物，受到殘酷打擊，被撤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吳芝圃在5月間取而代之，隨後在全省範圍內抓“小潘復生”，這就為河南“大躍進”掃清了輿論道路。
幾個月下來，方徨清楚地意識到，河南要拼命創造生產奇蹟，這是省委新任主要領導的意圖，因為只有創造了“奇蹟”才能印證對潘復生的批判，而且迎合了領袖的意願；另一方面，來自北京的信息也說明，新華社總社盼望河南分社多多報來創造“奇蹟”的消息。在嵖岈山那個堆滿了麥垛的打麥場上，最令方徨心靈震撼的倒不是那麥垛，而是女社員一聲喊：“我看你不是記者，你是‘保守派’吧？”這句話使方徨不敢往深處追究，照著眼前景象寫出了消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嵖岈山的高產衛星，是由登封會議發端，從上到下一層層壓出來的，如果沒有方徨，也會有別人在狂熱氣氛中寫出“衛星”稿。那時的媒體記者群體中，差不多人人都在搶著寫“衛星”消息，即使頭腦清醒者也擋不住“放衛星”勢頭。當時，《人民日報》刊登了遂平高產“衛星”後，馬上派出“三八式”記者、國內政治部主任金沙直奔嵖岈山而去，打算以他的筆將那裡的“衛星”再好好渲染一番。金沙到了現場一看，發現了大破綻。但是他沒有“抗上”，沒有將真相挑出來，而是保持了痛苦的沉默，悄悄回到北京。在金沙身後，又不知有多少人湧向嵖岈山讚頌“衛星”和“公社”去了。
明白了真相，“大躍進”之後方徨再也不去嵖岈山了，那是讓她產生痛苦的地方，她對這段痛苦的反思持續到今天。
當年寫“衛星”消息的記者很多，但像方徨這樣坦蕩剖析自己的，畢竟很少很少。筆者從事這一段新聞史研究，能當面訪問方徨老師，聽她敘述往事，百感交集，心中油然升起的是對這位新聞前輩的敬重！
對一個銳意前進的民族來說，需要牢記歷史教訓，那是一個永遠給你教益的課堂。
附：
方徨審閱文稿後致作者的信
錢江同志：
大作收到，看了幾遍。謝謝你寫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評價得太高了。
其實這是我50年前乾的一件荒唐事，是我從事新聞工作歷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敗筆。近些年來，人們逐漸反思、正視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教訓時，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這顆“衛星”，甚至把我當成罪魁禍首。
我開始是不服，覺得冤枉。當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趙光打了那麼一個電話，也就不一定是我去採訪這件事，而可能是由別人來寫了。總之這條消息是肯定要發出來的。
不過後來我想通了，我那時是夠幼稚的，沒有獨立思考，在當時那個大的社會背景下，領袖一發號召，我就追逐那個烏托邦去了。
其實1958年“大躍進”烏托邦在1955年已經發端。那年我在杭州參加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報道，是狂熱投入的，杭州工商業改造在一夜間完成進入社會主義的消息就是我採寫的。那天浙江省開大會慶賀，會後我將寫好的稿子交給省長沙文漢審稿，順便說了一句：“沙省長，你看這個稿子能發嗎？”因為我有些犯嘀咕，我採訪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業主、小店主，不少人心裡不願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頭痛哭，有人甚至自殺。可是我的稿子沒有寫這些，而是說一片擁護，敲鑼打鼓願意將財產交出來，實行全民所有制。
沙文漢省長看了我的稿子聽了我的話，抬起頭來瞪了我好久不說話，最後把稿子還給我，說：“就這樣登吧。”看得出來，他心裡是覺得不妥當的。這件事在我心裡印象深極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級別最高的。
接下來就是1958年採訪嵖岈山犯的大錯了。那時我如同和沙文漢省長對話一樣，又問了在場農民一句：“二畝地能插那麼多麥稈嗎？”這就引起了隨後寫的《麥場上的風波》。後來我不同意李克林將通訊原題改為《衛星社放“衛星”的故事》，也說明我當時心裡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時主導的思想還是對“大躍進”的迷信，對虛誇的“高產”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寫出來了。
前因後果這樣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對稿件引起的後果，我不能逃脫一個正直的新聞人良心上應受的責備，要向讀者們說：對不起！以後我雖然也寫過站得住的新聞，但這篇“衛星”報道實在是大錯。你說我敢於面對和解剖這個錯誤，我就是這樣想的。
嵖岈山這條消息發出後，全國簡直是“群星亂飛”。我也奇怪，為什麼那時那麼多人、那麼多記者都寫“衛星”新聞，怎麼後來都噤若寒蟬，怎麼不見多少人出來說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關於我“放衛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國左禍》的書上看到的，作者說我虛誇報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認並把經過說清楚才好，就寫了《一次難忘的教訓》一文，由此引來了包括你在內的一些媒體的採訪。
我建議你再找一些這樣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這些所謂“奇蹟”都是怎麼製造出來的。系統、認真地剖析那個荒唐年代的荒唐問題，將為人們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確的、真實的對待歷史的態度。
方徨
2011年4月15日
大躍進時李達批評毛澤東：你腦子發熱要到4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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