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歲的北漂大叔陸慶屹，
做過足球運動員、酒吧歌手、攝影師，
電影拍攝零基礎的他，
在2017年，竟然完成了人生第一部電影，
——拍攝家鄉父母生活的紀錄片《四個春天》。
“總投資”就是個1500塊的三腳架，
在豆瓣上獲得了9.2的高分，
還被提名本屆First青年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First青年電影節“驚人首作”獎，
計劃在今年年底院線上映。
撰文 倪蒹葭
導演陸慶屹給人感覺溫和靦腆，想象不出他曾是貴州獨山縣靠打架出名的人。
15歲打了校長，他跳上一輛火車，離家出走了。
哥哥陸慶松當時在清華大學教音樂，給他找了北京的高中，但去了也是打架，沒有畢業。
之後他畫過畫、做過足球運動員、編輯、酒吧歌手、平面攝影師，北漂到現在。
2012年，他在網上寫了一篇日記《我爸》，一下成了爆款，有成千上萬的留言，而且都是善意祝福。
“因為我對我爸媽很瞭解，他們兩個生活太甜美了。好像在他們的愛情裡邊，我們姐弟三個都是多餘的。”
日記中放了挺多爸媽的照片，他想：為什麼不用視頻來記錄呢？
陸家原來就有影像記錄的習慣。90年代爸爸開始用DV來拍日常生活，“我姐送了他一個DV，他隨時就帶著，天生是一個拍紀錄片的人”。
貴州獨山縣
從2013年起，每年春節回老家時，他用相機拍下父母唱山歌、打野菜、種花草的日常。
陸家有三個孩子。陸爸爸摯愛音樂，自己砍竹子做洞簫、笛子，會二十多種樂器。
陸慶屹說，爸爸有一個讓他記憶最深的場景：1999年冬天，家裡著大火，房間全燒黑了，爸爸從裡面找到快燒成碳的小提琴，就坐在天井裡，把小提琴擦乾淨，拉了有兩小時。
“可能他心裡也非常沮喪，需要音樂來安撫一下自己”。
爸爸爬上山頂，唱起歌來
陸媽媽脾氣火爆，任何時候她都用山歌來表達自己，哪怕切著肉、洗著碗，她也能想到一首山歌來對應。
“拍攝的時候我才開始注意，比說我媽在那兒繡花，就看見她那個腳踩拍子；她在縫紉的時候，她身體裡邊那種節奏……
她沒有在唱，但她心裡有歌，她隨時心裡都在唱著歌”。
貴州獨山縣這一帶的人似乎都是這樣，媽媽的閨蜜來串門，也隨口唱起歌來：人無藝術身不貴，不會娛樂是蠢材。
電影中更讓人覺得美好的，是父母兩人的愛情。
出門時，爸爸總是自然地走在媽媽的身後，“有他的保護，她一輩子都是安全的。”
在家裡，爸爸帶著天真又快樂的神色，修凳子、整電燈，他說，“每天至少為家裡做一件事”。
一次，爸爸興沖沖地走進屋子，告訴大家：燕子今年又來了！媽媽卻說：我喊你爸少高興點，到時燕子一走，心又灰好幾天。
清水煮白菜一樣的家庭記錄，出來的卻像是濃郁的高湯。
日子並不總是這麼甜美。
從第二個春天開始，他們面對了每個家都要經歷的悲愴——至親的去世。
姐姐得了肺癌。導演記錄下姐姐狀況好的時候，能起來跟大家說笑的時候。
姐姐離開後，父母都生病了。
還好，媽媽擁有地母般的生命力。時隔一年，爸爸找出了短笛，自言自語著，“一年多沒摸了，都是灰，吹也吹不起了”。
家裡又有了音樂聲，他們把姐姐的墳前收拾得像個小花園。
第四個春天，爸爸照著鏡子說，“人老了就會東想西想，現在還能自理，如果將來不能自理呢……好玩”。
不管是爬山鞋子壞了、丟了東西，或者家裡被燒，他最後都說“好玩”、“好玩得很”。
片中最神奇的，是最後一幕。
在姐姐的墳前，下著春雨，他們種的土豆發了芽，綠意盎然。爸媽唱著《青年友誼圓舞曲》，試著跳年輕時的舞步。
媽媽想不起歌詞又發出特有的“哈哈哈”大笑聲，好像又恢復了活力，但實際上又是傷感的。
遠處雲霧中的青山若隱若現。
父母的家
“這個片子拍完了之後，我好像對父母的認識就變了。從製作的角度上來說，我跟他們拉開了距離，但在情感上我感覺更緊了。
有好多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在裡邊呈現出來，這些東西都是他們對世界的愛”。
因為拍攝，意外記錄下父母的很多片段。
比如送別時，“媽媽站在家門口看著我們消失在街角。她知道自己會哭，卻又是個比較堅強的人，不希望我拍到她流淚，所以假裝進屋去了。
她以為我走了，又再出來，發現還在拍”。
剪輯中的陸慶屹
從2015年開始，導演想要把《四個春天》做成一部真正的電影，他買來很多書自學電影的技術。
素材從2013年拍到了2016年春天，然後剪輯花了一年零八個月。
期間辭去了所有工作，每天剪差不多16小時。
父母年輕時：不管住在哪，家裡總是種滿植物
“爸媽在非常普通的生活環境裡，保持一種獨特的特質，我希望能夠讓他們自己看到。
我想要把他們的特質，在銀幕上放大，在一個黑的空間裡，目光只專注在他們身上”。
2017年底，《四個春天》在北京的尤倫斯藝術中心首映，他把貴州的爸媽接來北京，這也是他們第一次看片。現場能坐160人，來了190人。
放映結束，媽媽唱了一首山歌。
爸爸腿腳已經有些不便，站起來脫帽跟大家鞠躬，他說，“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老人的。”
現在，陸慶屹和哥哥陸慶松，一起住在北京六環外的院子裡，種了滿滿的花草；在哥哥的小屋裡，放著三架鋼琴。
這裡延續著父母家裡的植物和音樂。
《四個春天》的“投資”只是一個1500塊的三腳架，用一臺帶視頻功能的相機拍完。
本來也沒有任何配樂。在北京的第二次放映後，被現在的製片人趙珣和王立學看到，他們想要把片子推上院線，需要片尾曲，導演就說問一下哥哥陸慶松。
可能因為感情投入在裡面，曲子很快就作出來了，調子來源於媽媽在片子裡唱的歌。
陸慶屹和聲音設計孫艾琳
看過片後，很多專業電影人也深受感動，自願加入進來，有北影教授王紅衛、《七月與安生》的剪輯周肖林等等。
用一個院線電影的標準，來完善它，同時不做商業技巧的展示。
“特別喜歡那幫人，他們特別尊重片子原本的創造意圖”。
在閉門剪輯的一年零八月中，陸慶屹見過的活人不超過15個。其中院子鄰居，藝術家劉耀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給了導演很多建議。
劉耀華說：“《四個春天》的獨特，在於導演的初衷並沒有想拍部電影，而只是在拍生活。
也希望觀眾看到的不是‘這對父母好有魅力啊’。
反觀一下，我們的生活中，任何一個人的父母不也具備類似的東西嗎？”
部分圖片提供：陸慶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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