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祥：從方法論看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
黨建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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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關係。從方法論的角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待二者關係。
中國文化、歷史、傳統、國情與西方文化、歷史、傳統、國情大不相同。在西方許多國家，政黨是國家制度長期發展的產物，是通過競選以獲得執政地位並組織政府，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要求來運作國家。在邏輯上，國家先於政黨，國家“高於”政黨。我們則不同。1921年，我們是先建立中國共產黨，然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革命推翻和打碎舊的國家政權和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因而，中國共產黨在邏輯和歷史上先於新中國，政黨也比較強大。這樣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導、治理國家的結構、體制。
當今中國，政黨和國家之間的結構及其體制、關係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導、治理國家，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國家、治理國家的核心主體。中國共產黨邏輯在先、歷史在先。因而，在當今中國，最根本的是黨首先要掌握領導權，成為領導主體。就此而言，全面從嚴治黨自然應放在首位。在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歷史舞臺之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首先要掌握領導權，因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上位問題，是邏輯上的第一號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在邏輯上才會去面對和解決其他問題。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中國共產黨已成為國家政治運行中必需的領導主體、領導力量和領導核心，它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發揮著領導、主導、治理作用。沒有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就無從談起，全面依法治國也是無法推進的。
中國共產黨掌握領導權且成為領導主體、領導力量、領導核心之後，在邏輯上就要進一步去考慮黨如何領導、治理國家的問題。先有“堅持黨的領導”問題，然後才有“黨如何領導”的問題。只有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去解決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國家的問題；只有解決好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好國家的問題，也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的方式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首先要靠法治來治理國家，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只有首先做好全面從嚴治黨的文章，才能進一步做好全面依法治國的文章；也只有做好全面依法治國的文章，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從治國理政的主體和方略的關係看。中國共產黨是治國理政的領導主體，屬於上位範疇，舍此，治國理政的一切都無從談起，包括全面依法治國也無從談起。全面依法治國是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只有首先完成好全面從嚴治黨的任務，才能更好地去完成全面依法治國的任務。治國理政的主體邏輯在先，治國理政的方略邏輯在後。
從整體與個體的關係看。從整體性來講，中國共產黨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領導核心力量，是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領導核心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力量。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最大優勢。在當今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著全面依法治國，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服從服務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不能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從鞏固和維護黨的執政地位來看，更是如此。所以，從整體來看，全面從嚴治黨邏輯先於全面依法治國。從個體來講，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治吏，治吏必先治權，治權必須從嚴，從嚴必須全面依法治國。每一個黨員幹部都必須把自己以及手中的權力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把自己手中的權力關在制度籠子裡。從當今一些黨員幹部身上所存在的問題來看，更應如此。所以，從每一個黨員幹部來講，法治邏輯先於黨員幹部手中的權力，黨員幹部既要帶頭遵守黨紀，也要帶頭遵法、守法、執法。黨員幹部只有帶頭遵法、守法、執法，才能更好地樹立起黨員幹部的形象，進而才能更好地維護黨的形象。由此，全面依法治國的目的不是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而是為了更好地堅持、鞏固和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韓慶祥：長安街讀書會成員、
中央黨校校委）
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餘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直機關及各部委中青年幹部、中共中央黨校學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書友以書相聚，以學養才。
在第22個世界讀書日到來之前，經民政部、文化部等相關主管主辦單位報備批覆，長安街讀書會牽頭髮起成立“全民閱讀促進委員會”，作為全國性的人民團體，該機構將通過開發利用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大中院校的全民閱讀文化資源，促進全民閱讀活動深入開展。並以黨建為先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支撐，努力繼承周恩來總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遺志，深入“研讀經典”，讓“全民閱讀”形成人人參與的氛圍，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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