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揭發“稜鏡”事件後，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塊反監控的大型標語牌豎立在國會大廈前，以抗議美國政府的監控行為。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些人總是推崇西方媒體所宣揚的新聞自由觀，認為西方媒體在新聞報道方面要“更公正，更客觀，事實更準確”。事實上，儘管西方媒體長期以來都在鼓吹“新聞自由”，但在具體報道中卻常常無視職業規範，摒棄社會責任，濫用“新聞自由”，損害廣大受眾權益。
西方的“新聞自由”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它們表面強調新聞報道要客觀公正，但實際上它們卻常常有意拋開客觀報道原則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尤其是對中國的報道，它們向來戴著“有色眼鏡”。比如，2008年4月，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時由於受到“藏獨”分子的干擾而改變傳遞方式，部分西方傳媒卻強行加入自身的政治傾向對中國進行報道，如法國媒體報道說“聖火被迫熄滅”。2017年，荷蘭新鹿特丹商報駐華記者蓋誠澈（Oscar Garschagen）的中方助理張超群曾在微信公眾號上發表題為“我炒了寫假新聞的外媒記者”的文章，揭發其老闆長期新聞造假，詳細羅列其有違新聞職業操守的事實。再如，同是面對恐襲，西方媒體對巴黎事件表現出無比的人道主義關懷，齊聲強烈譴責ISIS的反人道行徑；而同樣性質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昆明時，部分西方媒體報道時的聲調就顯得有些異樣——CNN將“恐怖分子”一詞加上了引號，體現了其典型的政治誘導做派。
西方媒體始終服從國家利益。一些西方國家“倡導”新聞自由，但在涉及國家利益時又常常對新聞報道實施管制。如，“9·11”事件後，美國媒體幾乎是清一色、“一面倒”的“反恐”報道，“美國之音”僅僅因播出了4分鐘採訪拉登和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的節目，臺長便被免職，政府還削減了其幾百萬美元的經費，以示懲罰。再如，在持續發酵的斯諾登事件中，因為美國官方定調斯諾登的“洩密”行為損害了“國家安全”，所以美國媒體的報道都顯得很剋制，使人們對西方新聞自由觀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據美聯社早前報道，美國政府在“反恐”“國家利益”“軍事機密”的名目下，曾大肆採取秘密行動直接監控媒體和記者，幾乎將干預壓迫新聞自由的行徑公開化、合法化。在歐洲也是如此。2008年，一位華人女記者因發表所謂“親華言論”而被“德國之聲”電臺停職。
此外，西方新聞媒體被資本裹挾，濫用“新聞自由”的事件也屢屢發生。如，2011年7月4日，英國《衛報》頭條報道，2002年3月一位名叫米莉·道勒的13歲女孩被綁架，《世界新聞報》曾僱傭私人偵探姆凱爾，在案發後入侵道勒的手機語音信箱，竊聽留言，還在信箱已滿的情況下刪除了部分留言。這一做法讓警方和家屬以為女孩還活著，但道勒實際上已遭撕票，耽誤了警方的搜救活動。《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暴露了西方國家一些新聞媒體已經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附庸，而不是西方所自我標榜的公眾利益代言人，以犧牲他人自由為代價來體現自己所謂的“新聞自由”。
總之，西方國家在宣揚它們的新聞自由觀時，極力採取“對內一套，對外一套”的兩面做法。在向外輸送新聞自由價值時強調絕對性，不容外國政府對新聞自由有些許控制；但對內管理時則尋求國家安全藉口下的“相對合理主義”,大肆公然侵犯和踐踏自己所標榜的新聞自由。因此，對於西方所標榜的“新聞自由”，我們在內心中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參見：《西方“新聞自由”：誰的自由？——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鄭保衛》《新聞造假的駐華外媒休想甩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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