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來沒有把非白人家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存在。——本文作者 Nicole Hemmer
南達科塔州——印第安人政府寄宿學校的孩子們
特朗普政府在邊境將移民父母和孩子分開的政策引起了來自各方混合著憤怒和困惑的激烈反應。政府在5月7日宣佈了這一殘忍的做法，與以往的政策有所不同——過去的政策是將這些家庭關在一起，只拘留一段時間。
特朗普政府決定繞開法院施加的時間限制，不再把家庭當作一個單位來對待，而是讓父母被拘留，他們的孩子被“送到寄養所或其他地方”。
就像政府歷來的許多舉措一樣，我們很難理解這項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國新的道德底線，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歷史先例的基礎上的。一般來說，答案是兩者皆有。
美國政府從未將非白人家庭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存在。例如，19世紀末，在美國的民族認同面臨危機的時刻，政府介入，將移民和印第安兒童與他們的父母分離開來，將他們塑造成一種特殊的公民。
這種政策幾乎總是根植於錯誤的社會提升和國家利益理念。特朗普政府在此基礎上增加的新道德問題是，它這次實施的政策完全是懲罰性的。
這是一個漫長而醜陋的傳統
強制分離家庭是美國奴隸制的核心。在一個允許世襲奴役的制度中，孩子在出生時就被轉化為財產。
在19世紀早期，人口販賣制度逐漸發展，孩子們因經濟和懲罰性的原因被定期地從他們的家庭中賣掉。支持奴隸制的人駁斥了反對這種分離的道德論點，認為黑人缺乏真正感受失去孩子或父母的痛苦的情感能力。
“他們的悲傷是短暫的。”托馬斯傑斐遜曾經這樣寫道。
在其他情況下，政治家和改革者們將家庭分離作為更廣泛的“文明”擴張的一部分。以美國印第安人為例。在19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裡，當美國開始對美洲大陸進行全面擴張時，美國人民產生了新的焦慮——他們被封閉的邊界包圍著，另一邊是來自歐洲的大量移民。
在這些日益增長的焦慮之中，聯邦政府開始轉變與美國印第安人的關係，並認為只有積極進取的美國規範和教育實踐的同化計劃才會使這個有問題的人口真正成為“美國人”。
為了打破部落文化和團結的部落關係，1887年的《道斯法案》迫使印第安人放棄公有財產，以建立家庭農場。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印第安兒童被帶離他們的家庭，進入政府資助的寄宿學校，在那裡他們被迫改變名字，學習英語，穿西式服裝，並且(通常)皈依基督教——所有這些都是以文明的名義進行的。
即使這些學校在20世紀成為批評和關注的對象，分離政策仍然存在。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多達25%到35%的美國印第安兒童被從他們的家庭帶走，高達90%的印第安兒童被安置在白人家庭。將這些孩子與白人家庭聯繫在一起的決定尤其具有啟發意義，因為當時收養的標準是將孩子與相同種族或種族背景的家庭放在一起，這種做法叫做“配對”。
但是對於美國印第安人的領養來說，孩子更有可能被安置在土著社區之外——由於貧窮和文化差異，社會工作者經常認為這是不適合撫養孩子的環境——這是清除印第安人文化的努力的延伸。
在19世紀，反對虐待兒童的項目在移民家庭的生活中進行了積極的干預
美國印第安人並不是唯一受到政府幹預家庭的政策影響的族群。隨著大量移民湧入，人們擔憂美國人“純粹的白人血統”將會被稀釋，改革者們開始尋求干預移民家庭的方法。在這個時代，孩子被重新想象成被環境塑造的無辜者，改革家們認為，確保移民兒童長大成人成為好公民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
這不是一個巧合，與此同時，印第安事務局在寄宿學校投資，國家開始賦予警察權力，創建一些組織，允許他們把孩子們從他們的家園奪走。這聽起來可能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兒童被從真正有害的環境中移除。
但像紐約防止虐待兒童協會這樣的組織經常將貧窮和文化差異與虐待混為一談，這些組織大多由白人新教徒經營。如果兒童們的父母在晚餐時用大蒜做飯，或者在晚餐時喝酒，孩子們就可以被帶走。
這是一波干預家庭生活的新浪潮的一部分，既有良性的(強制性的公共教育)一面，也有不那麼良性的一面。
這些改革家中的許多人是出於文化和種族沙文主義的考慮，他們認為自己知道什麼最符合他們正在分裂的家庭的利益。他們認為美國不是援助主義者，而是排他的：這讓美國對那些移民（包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來說太過殘忍。
但是，也許這種殘酷將會使我們變得更加尖銳和清醒，認識到從更早的時代就開始實施的將家庭分離開來的政策是多麼不公正，並且促使我們更全面地與我們國家的歷史作鬥爭，而不是以使美國成為偉大的國家為藉口，協助政府掩蓋和美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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